殖民帝国的统治

到1914年，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控制了地球陆地表面85%的地区。为了统治幅员广袤、人口众多的殖民地，殖民大国在不同的殖民地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统治制度。归纳起来，殖民统治主要有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两种形式，前者以法属殖民地为代表，后者以英属非洲殖民地为代表。

在印度支那和大部分法属非洲殖民地，法国实行的是以“同化”为主要特征的直接统治制度。法国人在殖民地实施有效管理的第一步就是彻底摧毁殖民地原有的权力结构，如非洲的村社制度、越南的儒学文官制度等，代之以全新的法国殖民制度。在法国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中，最能体现法国殖民统治特色的当属法属印度支那实行的“杜美体制”。

1897—1902年出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保罗·杜美为了克服当地的政治混乱和财政困难，创立了高度集权模式的殖民地行政体制。杜美体制包括殖民地总督集权制度、分而治之政策以及文化同化政策。在这一体制中，总督代表宗主国政府全权管辖殖民地，集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于一身；驻各地的欧洲殖民官员和土著官员都直接对总督负责。总督之下也有一些以土著人士为主的辅助机构，如土著咨议会议、贵族会议等，但都没有实权，其成员的产生要经过殖民当局的严格挑选。自杜美之后，法属殖民地总督拥有了凌驾于各地区长官之上的权力，由上至下形成了等级森严的殖民地管理体制。

法国在殖民地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划定政治实体。在非洲，法国将大多数殖民地合并为法属西非（1895年）和法属赤道非洲（1910年）。殖民地当局将法国的省县制度搬到非洲，在各殖民地设立区和分区，由法国人任长官，下辖若干更小的行政区，这样的小行政区只管辖若干村庄，由法国人任命的土著官员管辖。在印度支那，原有的印度支那三国被划分为5个地区，各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越南分为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和北圻（东京）三个部分。交趾支那为直辖领地,东京为半保护地,安南为保护地,柬埔寨与老挝则是两个“保护领”。河内、海防等重要城市受总督直接管辖，其市长和行政长官由总督任命。

法国的直接统治体制植根于壮大法兰西民族的同化理论。法国殖民者秉持“文明使命”观，认为殖民地与宗主国应该在政治经济上保持一致，土著居民可以通过受教育而接受法国文化，最后自然同化为法国公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殖民当局通过直接统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大力推行同化政策。法属西非是法国积极推行这一方针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殖民地。殖民当局极力削弱当地部落组织和土著酋长的传统权力，直接委派各级官员推行宗主国法令，直接统治土著居民。即使那些被纳入殖民地下层管理体制的当地部落首领，也不再是传统的部落首领，而是法国人重新任命的“忠诚者”。为了推行同化政策，1912年法国当局制定《入籍法》，规定凡出生在法属西非，效忠法国或担任公职10年以上，具备读写法文能力、相应生活资料和良好品质者，均可获得法国的公民权。只有少数土著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符合这些条件，能够成为法国公民。事实上，法国无力承担全面同化殖民地居民的代价，只能想办法直接统治土著居民。

除法国外，这一时期德国也在多哥和喀麦隆推行以高度军事专制为特征的直接统治制度。

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多样性的殖民帝国，其殖民统治体制也是最为复杂的。大体上说，英国采取两种不同的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一是通过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并以之来维护宗主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这种体制主要是一些白人移民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二是通过建立专制政府的方式来推行殖民统治。这种方式主要是在英属印度和热带殖民地，虽然它们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时间不同，地区各异，但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即这类殖民地都由英国委派的总督掌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密控制。在19世纪末之前，这些殖民地大多采取以直接统治为主、间接统治为辅的统治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属印度的统治体制。

英国在印度的直接统治开始于18世纪末。1773年和1784年的两个印度法确立了英国议会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控制权。1858年的印度法和1861年的印度参事法正式构建起印度直接统治体制。按照这一体制，管理印度的最高权力属于英国政府的印度事务大臣；印度总督作为英王的代表是印度的最高行政长官，代表英王和英国政府对印度行使统治权；印度文官系统则负责征收赋税，维持社会治安，高层文官必须由英国人担任，他们下属的印度各省文官则由印度人组成，军队和警察系统也存在类似的两级制。1910年，在印度的高层英国文官有5000人，管辖着超过60万各级印度文官，警察系统中英国人和印度人大体也是这个比例，印度军队则由2.5万名英国军官和15万印度人组成。英国政府和英印当局就是通过这样的官僚行政体制对印度大部分地区实施直接统治。

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之后，英国政府感到有必要保留尚存的印度土邦王公，利用他们来维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当时，大约有550个土邦由于实施间接统治被保留下来。英国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保留了这些土邦原有的社会制度，以换取土邦王公对英印政府的服从与合作，并以这种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式统治整个印度。

到20世纪初，高级殖民专员（相当于殖民地总督）卢加德在北尼日利亚推行一系列借助土著政权协助殖民统治的政策，并对间接统治进行了系统阐述，使之从单一的统治手段发展成为有特定内涵的殖民统治制度和政策。卢加德创立的间接统治体制包含4个基本要素：一是英国的宗主权，这种宗主权包括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任命土著首领和官员的权力以及立法权和行政权，土著统治者只有接受英国的宗主权，其统治才得以维持。二是建立土著政权，各级土著政权向英王效忠，职责是维持治安、征税、传达并执行总督的命令。三是土著税收，土著政权负责实际征税，可留取一部分税收用来支付地方官员的薪水和公共建设费用，其余部分上交英国殖民当局。四是土著法院，卢加德参照英国法律系统建立了高等法院和省法院，并将当地的传统司法机构改造为土著法院，负责审理当地居民之间的民事案件。

卢加德的这套间接统治制度基本上属于土著地方自治，但土著当局受到殖民当局的重重限制，享有的自治权限极为有限。之后，卢加德将这种间接统治制度推广到整个尼日利亚，在英属西非内陆地区、乌干达部分地区、坦噶尼喀、婆罗洲、斐济、汤加等殖民地也先后采取了这一体制。不过，从整个英帝国的范围看，像尼日利亚那样实施间接统治的殖民地并不占多数，大多数皇家殖民地仍是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

帝国主义的征服和统治严重冲击了非西方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给这些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殖民地经济最显著地体现出帝国主义遗产的复杂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的结果，殖民统治在经济上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纳入全球经济之中，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部分。西方列强带来了过去所没有的东西，如修建了公路、铁路、运河、港口、水利等基础设施，兴办现代工厂，引进种植了新的经济作物，推动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种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脆弱性。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旨在使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为了获取非洲的黄金、铜、金刚石、棕榈油、可可、丁香、花生，中东的石油，东南亚的咖啡、水稻和橡胶，印度的黄麻、小麦、茶叶、棉花，殖民列强摧毁了殖民地原有的经济结构，片面发展一种或几种出口经济作物和矿产品。在非洲，大片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种植园和矿山劳作。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将大片土地拍卖给欧洲人建立水稻种植园经济，雇用本地农民开展水稻种植。在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沦为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牺牲品之后，殖民地经济并未发展出现代工业。在非洲许多殖民地，现代工业几乎为零。印度的制造业虽然在殖民统治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但英国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在关键时刻积极阻挠，使印度无法为国内幼稚的工业建立起有效的关税保护，从而在英国源源不断输入的机器制造产品的冲击下止步不前，印度经济并未发生结构性改变。这一现象被称为“流产的现代化”。由于没有实现工业化，无法吸收增长的人口，新增人口只能重新流回农业，使土地问题成为最尖锐的问题。其他许多殖民地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经历了这种“流产的现代化”。

殖民统治的影响不只限于经济，在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上也对殖民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殖民列强建立直接统治，往往彻底瓦解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在印度，殖民当局推行的土地整理摧毁了印度农村公社，这造成了印度农民的普遍贫困，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印度土地私有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在非洲和东南亚，殖民当局的掠夺土地政策都造就了新的大土地所有者阶层。

在文化上，殖民当局普遍兴办学校，向殖民地输入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在非洲，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他们不仅传授欧洲语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阅读和写作，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为非洲本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印度和东南亚，英、法等国也都建立了教育制度，强制推行英语和法语，传播西方文化。西式教育在殖民地培养出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化，同时接受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阶层。随着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这一受过西方教育的阶层最终发起了本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最后，殖民统治还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由于强行推行单一经济作物种植，建立大种植园经济，印度、亚洲其他地区、非洲的大片森林被砍伐。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亚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经受了乱砍滥伐和土地养分衰竭引起的重大环境灾难。厄尔尼诺现象在19世纪晚期三次来袭，给亚洲大部分地区、北非、中非和西非的部分地区以及巴西东北部带来干旱。尼罗河水位下降了35%，中非乍得湖缩小了一半。结果造成亚洲、非洲和拉美部分地区发生大饥荒，造成人民大规模死亡。在安哥拉、埃及、阿尔及利亚、越南、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家，干旱导致的饥荒削弱了当地政权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