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的反思和策略

罗永生：后殖民的反思和策略

查卡拉巴提教授所综合的印度经验，最有意思之处是说明了印度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者如何积极地利用欧洲自身的矛盾，把文明的概念等据为己用，产生对西方批判的论述。而印度建国一代的思想家坚持一种普世主义的取向，批判西方不能妄自封为惟一的普世主义代表、以文明开化使者自居。在这种介入定义普世人类价值的过程中，印度开国者肯定了欧洲人的科学、平等、自治自决等价值，并以此反制陷入殖民文化魔咒的欧洲。虽然在印度不同的开国者之间，文明的定义与想像也不尽相同，但坚持普选权利，将之吸纳入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想像内，并利用它来动员印度各阶层的民众投入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却是一种共识。

查卡拉巴提教授的演讲不会固守东方/西方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具有无限多变性的语言政治，没有本质不变的东方/西方，它们都是有待解构的观念。在解构西方的同时也解构东方，在解构欧洲的同时也解构印度。查卡拉巴提教授特别强调语词的中介作用，发掘语词的矛盾，以及语词可供挪用之处。这可以引导我们认识，不存在铁板一块的西方，也不存在本质不变的东方。事实上，每个文明都有发展成像“帝国主义西方”一样的因素，后殖民理论也启发我们去认清，所谓“我们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自具纯正民族本质，反而在“反西方”/“非西方”的“民族自我”名号下，往往潜存一个其实是深深与西方同构的自我。只有打开了形而上学的魔咒，批判西方的非西方，才有可能和另翼的西方（other Europe/other West）结盟，动摇其普世主义代表的虚假地位，颠覆“帝国主义西方”的霸权地位，赋予被殖民者以民主权利。

我非常同意这种后殖民的反思和策略，以避免在反对的名号下，跌入霸权的倒映二元结构陷阱中去。不过，在假设语词可以被灵活解构挪用的同时，我希望提出当下挪用的风险，特别是关于文明的语词被挪用的风险。这个联系起陈光兴在好几年前写就的一篇文章中对“文明主义”（civilizationism）的警告。也就是说，中国其实并不欠缺在超级强权有可能更替的世代有关文明性的预制答案。如果以前这些答案是以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今天可能就正是以一种“文明论”的方式出现。这种话语重温一些老汉学的观点，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他们大抵是发现了民族主义内含的危险性，于是吸取“民族国家乃一西方发明”的观点，试图以类帝国（quasi-empire）/朝贡体系的观点重新想像中国。这种想像的危险倾向是放弃了民族主义关于普遍公民权的现代承诺，代之以吸纳多元、同时又分而治之的帝国驾驭策略。

基于印度经验发展出来的后殖民理论，特别是庶民研究对西方/欧洲的批判中，内含了对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批判，也同时引申出对当代后殖民的民族国家有原则、有坚持、有继承的批判。可是，在选择性的挪用底下，后殖民理论却在中国往往被误读为改良版的反文化帝国主义论，成为本质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也是被理解为取西方的东西来反西方。但当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进一步变种为文明论，以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及公民权的范式的时候，它与此研究所述的印度经验当中，印度国父们对民族主义、文明、文明性的批判性挪用与坚持，可能愈走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