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安前的回顾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的年号，从公元196年至220年共25年。建安年间，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作者之多与质量之高，都是空前的。这个高潮的来临，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而是有其必然原因。

东汉立国之初，继承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思想，大力提倡今文派经学与谶纬之学，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充满了愚妄和迷信。其实，当时的儒学早不是孔孟的儒学，而是在儒学的外衣遮盖下，脱离了真正的儒家经书，讲什么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专门伪造种种神秘妖异的预言，荒诞不经，迷信可笑。当然，越荒诞也就越容易被人看穿，东汉初年就出现了王充（27—约97），他著有《论衡》85篇，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统治者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后来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的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产生了有力冲击。其实在西汉末年，就有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派经学已经对今文派进行揭发批判；同时庄学盛行，对董仲舒们的伪儒学也构成了很大冲击。王充的学识也不是凭空而来，是在古文经派与庄学对董仲舒儒术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些只是在思想学术上的冲击，还有更大的冲击在后边。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发生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皇朝的统治。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作为统一的汉皇朝已不复存在，两汉的政治制度与经学体系双双崩溃。在政治制度方面，地方军阀割据，中央则先有董卓后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成为傀儡。在经学体系方面，作为统治思想的董氏儒学也被彻底冲垮了。以上还是外部条件，从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来看，也逐渐成熟。由于西汉时辞赋与散文兴盛发展，经学再也无法对其限制包容了。到东汉，开始出现了“文章”的概念，文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与经学平等并列，《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经学家入《儒林传》，文章家入《文苑传》，大大提高了文章家的地位。汉灵帝光和六年（183）立鸿都门学，这是一所国立高等学府，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和三公举送，多至千人，出校后都授予高级官职，文人地位得到很大提高。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曾指出，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个昏君，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个有力的变革者，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的新气象，是在他代表的变革派的努力下出现的。还说：“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其转易风气关键欤！”（《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注）。东汉末年，政治集团演变成了文人集团，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成了文坛上的领袖，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文人焕发出了很大的创作热情。从文化文学本身的条件来看，经过由秦至两汉400年的发展变化，一切条件也都具备了。第一，天下统一，南北文化交流加强。第二，秦汉都有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促进了南北融合。第三，汉初曾大收天下篇籍，使诸子百家的学说得以流传。第四，汉代学宫的建立，加速了人才培养与文化交流。第五，与匈奴交往以及通西域，吸收了外族文化。在楚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下，产生了汉乐府。同时，五言诗到东汉末年也由萌芽发展至完全成熟。两汉诗人虽然不多，但毕竟有人在写诗，特别是一些名望较高的人如班固、张衡等都写了好几首诗，这对后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鼓励，对文人写诗风气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根据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的，各种文明诞生之前都是被压制的。我想这完全适用于建安时期文人创作高潮的出现。从秦到东汉末，残酷的压制是有目共睹的，秦始皇采用的是暴力摧残文化，汉武帝采用的是倡导董氏伪儒学来钳制文人的思想，最后，终于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把压制的力量冲得粉碎。压制的力量愈强大愈久长，反抗的力量也愈强大，反作用的力量常常与作用的力量成正比，一有机会就会突然爆发。由于人性长期受到压制，到建安时期，一股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要求高扬人性的力量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形成无比壮丽、灿烂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