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本研究的视角

一、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本研究的视角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研究围绕着两种范式展开：一种是以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发展观，它假定将信息传播给一些较富有、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群是达成传播效果的保证。随着信息的流动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利益将从这些较高的社会阶层“漏向”较低的社会阶层。这种以西方现代化道路为核心的发展观依据的是工业增长和GNP的增加（又被称为现代化范式或发展传播学的主流范式）；另一种批判范式对这一发展观导致的不平等现状予以否定，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它将制度造成的贫困视为发展的障碍。随着主流范式在第三世界国家实践遭遇到的失败，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研究很少，甚至是没有关注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联系，没有研究他们使用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变量。没有足够的观点关注这些变量之间是如何有逻辑性地联结着的。人们逐渐认识到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要根据国家的需要进行，国家发展也要与其独特的气候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相联系。⁽⁴³⁾这一时期，国外许多研究多从一个促进发展的传播策略的效果评估角度展开，如采纳一项农业创新、促进健康发展的营养物的推广、化学肥料、家庭计划等。这一类研究主要是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项目环境中以个人采纳或态度变化为视角，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最为合适的信息和传播渠道，并将信息传送给人们，并对如何培养社会环境以支持人们行为和态度的改变进行评估。⁽⁴⁴⁾很明显，在这一研究中，发展意味着特定项目的成功实施。回溯已有的研究，像勒纳、施拉姆等都是围绕着成功实施传播策略及其效果展开的，这些奠基人的思想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革的基础。另外，在这两种范式之外，还有其他学者对发展与传播的研究视野，如门考德和斯蒂维（Srinivas R.Melkote ＆ H.Leslie Steeves）强调自我依赖和权力赋予的自由发展理论。⁽⁴⁵⁾

1987年夏威夷大学东西方文化和传播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关于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会议（尽管该会议未能在理论概念和研究议程上取得一致，但对许多来自亚洲等国家的研究案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之后，发展传播研究的视野更加宽阔。和过去与特定的发展项目相联系的说服研究不同，研究者们在更为宽泛的社会变迁视野上开展研究，研究背景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研究所要观察的也不是有目的的信息，而是一般性的信息。在这一研究中，媒介的议程设置仍然存在，但不像与项目相关的研究中那样重要。信息接受者有了选择和解读信息的更多空间。这一研究的重点不同于说服传播所论证的“效果”，而是定位于理解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与传播角色之间的动态互动。这一视角需要更多的包括成功和失败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但有着相似历史的、宏观视野的研究案例的积累，并从这些案例中对经济和体制的变化进行分析，论证传播在其中的作用。显然，这一研究必然涉及到个体和结构的分析。⁽⁴⁶⁾如古德温（Godwin C.Chu）对台湾农村历经14年的连续研究（1964～1978年，两次调查所访问的是同样的被访人群）显示，该地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土地改革。在这一社会变迁进程中，大众传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相反，还被政府直接控制。⁽⁴⁷⁾可以说，传播在社会发展中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变量，以结构和个体相结合的研究视野能够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检视传播的作用，及与诸多因素的关系。用于发展的传播研究在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探索和积累，以便能够寻找出一些有共性的特点或规律。

每个社会的历史发展都是独特的，中国落后农村也不例外，选择更多较典型的案例分析，总结一些特点和发展模式，是这一领域得以继续前行的保证。有鉴于此，本文选择我国西北落后农村地理区域相似的三个较有代表性的地区，结合宏观的结构分析和个体分析，关注传播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只是今后长期研究的一个开始，为今后继续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分析提供、积累一些必要的资料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