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计划工作片段的回顾

对计划工作片段的回顾

蓝玉璞

一、对20世纪50～60年代生产建设的感受

我于1952年春从学校毕业后被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分配到东北科学研究所工作，所址在长春。长春原是个消费城市，有众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电影制片厂。新中国建立初期虽然社会情况复杂，政府的任务繁重，困难重重，但政治局势稳定。国家当时既要统一财经，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还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边打边稳边建。这一时期由于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指导，有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陈云等同志的正确领导，经济建设开展比较顺利。东北的经济基础较好，国家很重视东北地区的建设。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展开，长春城市性质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国家建设布局，20世纪50年代初期第一机械工业部在长春陆续建设了四个企业，即：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后移交铁道部）、长春仪器厂（由中国科学院光机所划转，后改名材料试验机厂）、长春气象仪器厂。这四个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建设经营都搞得不错，工厂主要负责生产，产品销售由国家统购包销，不存在市场销售问题。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一机部所属企业还开展了同城市厂际竞赛，按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定期进行评比。由于我们搞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统计、记录工作制度，长春仪器厂几次在厂际评比中取得了优胜。那时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开始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实行三级一长制。实践证明“一长制”不太符合我国国情，又改为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在一机部的领导下，当时比较重视企业规章制度的建设，实行经济核算制。一机部曾组织力量搞了一本管理制度汇编，人们称为管理工作的“白皮书”。随后，又强调要搞好“三基”（基层、基础、基本功）工作。在定额管理工作中，强调按平均先进数制定劳动和物资定额。提倡实行计件工资制。凡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多数人都有较高的收入。在技术管理方面推行“总师”制，那时还没有多少知识产权和专利的概念，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无偿向企业推广那是很正常的事，由国外购入样机进行试制也是理所当然的，但都属小打小闹，没有多少创新。

从全国来看，“一五”时期，我们在生产建设方面还没有多少经验，初期强调向苏联学习也出了些毛病，但很快得到纠正。“一五”计划完成的比较好，关键是各方面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1955年出现了一个波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当合作化出现高潮后，又要工业、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五年计划速度，打破了原定的计划，扩大了1956年的建设规模，加快了工业的发展速度，多招了人，多发了票子，结果出现了一个小冒进，造成物资市场供应紧张，财政出现了赤字。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发现了问题，1956年夏季以后提出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最后一致同意调整1957的计划，但是毛泽东同志对提出“反冒进”是不高兴的。

“二五”计划建议是比较实在的。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把这个计划建议一风吹掉了。原来设想，1962年钢产量达到1050万～1200万吨，但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当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一年之内翻一番。当时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大办”“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小土群、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宁夏也动员了10万人大搞土法炼钢。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失控状态，人们头脑在发热，指标水涨船高，上面要“跃进”，下面就大放“卫星”，弄虚作假。有了下面的假卫星，又反过来以此作为依据提出更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当时提出要打破常规，敢想敢干，追逐轰轰烈烈，没有什么原则可讲。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一成立，就大搞“全民办水利”，片面推行“深翻密植”，号召“放卫星”“创高产”，谁能吹谁受表扬，出现了亩产万斤水稻的假典型。“大跃进”运动加上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从现有的资料看，宁夏所编制的“二五”计划指标和设想也是带着时代特征，空想的成分大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注定是实现不了的。

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许多人感受颇深，但敢于批评者为数寥寥，言必“三六九”成为时尚。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敢于写信批评“大跃进”，结果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在1960年又搞起了开门红，提出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直到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才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精神占了上风，国家经济生活步入正常。此后两三年毛泽东同志多次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他说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提得好，受到了惩罚嘛，又说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再闹1958年的笑话。

1963年，我在北京参加了一机部召开的工作会议，研究讨论1964年的经济技术指标以及如何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和继续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3年10月10日，在中南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参加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会议的同志并合影留念，当时的心情，很是激动。

1964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要学习解放军，企业又调入一批解放军转业干部。工作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实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等。

1964年8月17日和20日，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指出，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他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根据这一精神，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内地；沿海能搬迁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规模；沿海所有部门要求增加投资的一律要顶住。

1964年开始编制“三五”计划。开始的方针是“吃穿用、农轻重”。在毛泽东同志谈话以后，强调要考虑战争、灾荒、人民三个因素，建设布局作了大的变动，把建设重点从一二线转到三线。现在看来，调整国家建设布局，进行三线建设是必要的，但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要准备打仗”大搞三线建设急如星火，一下子把大批人力、物力、财力转移到三线地区去，开展以军工和机械工业为中心的大小三线建设，这样必然造成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将宁夏划为三线地区，所以1965年以后由沿海和内地陆续向宁夏搬迁了一批企业，使宁夏的工业发展跨进了一个新阶段。

企业搬迁主要是军工企业和机械工业企业。按照一机部的计划，在宁夏青铜峡地区还要建立一批机械制造工厂，并把这些工厂建成大庆式的企业。由一机部总设计院牵头，组成了青铜峡联合设计处。联合设计处在收集了地形、地质、气象资料后，将工业区选在了青铜峡火车站至大坝车站之间，分散在铁路两侧。东距黄河约7公里。当时青铜峡县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10.2万人，耕地31.2万亩。工业区东至西干渠、南至青铜峡水电站专用线、西至砂石礅，北至花石沟。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长约9公里，面积约45平方公里。工厂居住区及大部分农林用地布置在该区范围内。工业区厂房面积总计约25万～26万平方米。

规划项目包括4个总厂、13个专业化协作点、2个研究所及1个技工学校，职工约13000～14000人。工厂的组成情况是：一、工程机械总厂。下设挖沟机厂、铲运机厂、平地机厂、工具工程机械研究所。二、西北轴承总厂。下设轴承一厂、轴承二厂、锻造厂。三、卧式镗床厂。（因长城机床厂、长城铸造厂、大河机床厂已选址在银川、中卫，故拟建的一厂、三厂、锻造厂放在银川）。四、试验仪器总厂。下设厂部及仓库、微型试验机厂、仪表专用设备厂、疲劳试验机厂、材料试验机附件厂、试验机研究所、计量中心。五、专业化协作项目。包括铸钢件厂、铸铁件厂（附有色铸造车间）、锻造厂、齿轮箱厂（包括热处理车间）、金属结构厂、理化试验中心、煤气站、氧气站、电镀厂、仪表修理站、机电修理厂、木材加工厂、锅炉房等。当时估计工业区建成后，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约10万人口的城市，将使宁夏机械工业规模发生极大的变化。

随着形势的发展，三线的区域也发生了变化，1969年11月28日周总理在军工会议的报告中讲到，三线建设有大三线、小三线、内三线、外三线之分。大三线指云、贵、川，陇海铁路以南，京广线以西。西北有的靠边了，但一部分还算大三线，湘、豫、鄂、桂比内三线差一些，总的还是三线。宁夏也由大三线地区变为反修前线。1969年10月自治区领导同志去京汇报工作时，国务院业务组正式明确固原地区是小三线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机关的正常工作受到冲击，一机部青铜峡工业区计划无法执行，以至计划被搁浅。

但在三线建设期间，机床、仪器仪表、轴承三个总厂在银川、吴忠、青铜峡、中卫、平罗都保留下来一部分或大部分搬迁企业。机床一厂、三厂、锻造厂停建后，其筹建人员在银川组建了机床附件厂。

比较令人惋惜的是，被形容为机械工业牙齿的第五砂轮厂（厂址在石嘴山红果子，由辽宁搬迁来）停建了，人员又回到原搬迁厂。停建后，工程机械总厂运来的大批机器设备，又被调出宁夏。

今天回顾青铜峡工业区规划，由于时代背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当时国家强调建设的方针是“备战、备荒、为人民”“靠山、分散、隐蔽”“工农结合、亦工亦农”等。工厂建得很散，必然增大建设投资，造成损失浪费，投产后也会大量增加生产成本。当时区内外许多建设项目都存在类似问题。如第二汽车厂摆在湖北十堰镇山区，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20多公里，23个分厂分布在几十条山沟里，运输不方便，建设增大了投资，拖长了建设时间，建成后给生产经营、职工生活都造成困难。有一些军工企业在建设中都存在类似问题，某些方面，更为严重。我区西北煤机一、二、三厂的建设，在选址时，如能摆在一起，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经济效益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970年6月23日，中央在对国务院一请示报告批示时指出，各部委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外，一般都应下放。国家各部委在宁夏的53个企业、事业单位1970年绝大部分都下放到自治区或由部委和自治区共同管理。

据统计，下放企业、事业单位是：

1970年8月16日，水电部下放了13个单位即：电业局，石嘴山电厂、中卫电厂、吴忠电厂，青铜峡水电厂，大武口供电所、石嘴山供电所、银川供电所，贺兰山电厂筹建处、中心试验所、调度所、送变电工区、送变电工程处。

1970年9月冶金部下放了五四厂、九○五厂、三○四厂。

1970年9月16日，一机部下放了大河机床厂、长城第二机床厂、长城机床铸造厂、吴忠仪表厂、吴忠材料试验机厂、吴忠微型材料试验机厂、吴忠配件厂、青山试验机厂、银河仪表厂、西北轴承厂、长城第一机床第三机床机床锻造厂三厂筹建处等11个单位。

1970年9月21日，轻工业部下放了吉兰太盐场。

1970年10月16日，国家建委下放了七局八公司，稍后又下放了七局十公司、八局一公司五处、西北给排水设计院打井队、七局安装公司。

1970年10月29日，燃化部下放了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等四个工程处。

此前，1968年9月14日，煤炭部下放了石嘴山矿务局、石炭井矿务局、大武口建材厂、总仓库、医院、汽车队、化验室等7个单位。

1970年6月17日，燃化部通知，西北煤机一、二、三厂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进行管理建设。

企业下放，管理体制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所存在的矛盾，有些问题逐渐显现。

总之，三线建设在改善工业布局和增强我区经济实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将宁夏经济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有两大干扰，一是“文化大革命”不肯收兵；二是强调战备，“两纲”并列，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战备为纲”。

按照中央所确定的方针，在战备方面，为搞好军工生产建设，自治区成立了以刘德夫、王志强、马建、乔克广、王克等五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国防工业办公室，马建任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并着手起草一个吃穿用打都能适应的七年计划。

1969年1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军工会议的讲话提出工作重点是抓好军工三线配套，搞好“四个结合”，即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城乡结合、内外结合。在说明配套的含义时说：“配套从战备上说，首先是工农业配套，其次是地区配套，农业不过关打起来有困难，建设起来，亦有困难。”1970年机械产品预拨订货会议纪要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充分注意工业与农业的配套；重工业与轻工业的配套；国防工业与机械工业的配套；国防工业内部和民用工业内部的配套；原材料生产和加工工业的配套；主机与附机、备品、配件的配套；等等。这样就有利于综合平衡，统一规划，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逐步形成完整的生产能力和实现合理的工业布局。这些意见显然是对林彪一伙鼓吹的“打仗就是比例”“需要就是计划”谬论的一种修正。所以贯彻的并不是很好，因为立足于要打仗，要发展军工业，结果“四五”计划纲要又搞了高指标，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几次严重失误。

发展工业强调“以钢为纲”，1969年全国钢产量为1333万吨，到1975年要求达3500万～4000万吨。有什么科学根据吗？没有。唯一的根据是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会议上曾经讲过，经过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我国的钢产量可能达到3500万～4000万吨。为此，鞍山钢铁公司要在几年内将钢铁产量翻一番。这个翻番方案，既没有全面规划，又无具体设计，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设想，就仓促上马。钢铁双800万吨方案，最初只提出45个项目，以后增加到123个项目，投资大，超过了原定投资额，经过近10年的努力，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1977年冶金部和上海市设想在上海建一个炼铁基地，同上海的炼钢、轧钢配套，以免从外地调铁，但由于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论证，便草率定下来，实际上大高炉的铁要分散到几个小钢厂去炼钢在经济技术上是不合理的。后来只将规模改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经过1年多的实践，有些问题还在不断认识，水质不好，要求每升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200毫克，又修建淀山湖引水工程。

在钢铁翻番的同时，提出大办“五小企业”和“扭转北煤南运”。小钢铁、小化肥、小机械……遍地开花。从建设和技术政策来看，那时提出大、中、小并举以中、小为主，在技术上是土洋并举，高大精尖，轻小简廉不可偏废，而以轻小简廉为主，这样遍地开花，便于制造，便于维修。认为用简廉的设备制造出合格的产品才算是高水平。赤脚医生也可以超过皮鞋医生，为贫下中农所欢迎，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多发展中小企业，在技术上土洋并举，今天看起来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发展“五小”不能绝对化、普遍化。它是受时间、地点条件限制的，不顾一切到处大搞“五小”企业，必然造成损失。宁夏在石嘴山、中卫建设了炼铁厂、炼钢厂，川区多数市县建设了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化肥厂，经过改造有的厂将规模扩大到5000吨。各市县一般都建设了机械修造厂，银川、平罗建设了轴承厂，自治区建设了柴油机厂、手扶拖拉机厂等。这些企业由于规模小，经济效益不好，大部分都先后倒闭或转产。“五小”企业真正发展起来的为数不多。

“五小”企业，各省的情况和宁夏类似。如小合成氨厂，20世纪70年代全国建了1500多个，即50%以上的县建了小合成氨厂，这些小厂耗能大大超过了大中型企业，没有竞争力，逐步被市场淘汰。轴承厂，全国有640多个，1978年产轴承16200万套，其中600多个小厂，每厂年均产轴承约10万套。内燃机厂，有405个厂点，其中32个厂的生产规模都在90万马力左右，其余373个厂点平均每个厂点的生产规模约为7万马力。

据统计在6057个小机械厂中，自制铸件占67%，而美国1963年为0.92%；自制锻件占60%，而美国为1.28%；热处理我国企业有热处理设备的为60%，而美国为4.4%。

扭转北煤南运的设想很不现实，南方除云、贵、川煤的储量较大外（其中贵州储量约500亿吨）。其他省市没有多少储量，所以这个设想无法实现。

在石油、天然气方面，在决策上也有重大失误。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拿下了年产1000万吨的任丘油田，这是我国石油战线一大成绩。可当时却把任丘的“古潜山构造”加以理论化、规律化、普遍化，说全国有多少个任丘式的地质构造，可建“十来个大庆”，等等。既然油很多，急急忙忙提出改变燃料构成，大搞“煤改油”。后来油紧张了，反过来又搞“油改煤”，这么一折腾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投资。

在天然气方面也存在失误，在没有搞清资源和开采工艺没有把握的情况下，1974年燃化部的计划报请毛泽东同志批准，仓促决定修建四川—上海的天燃气输气管道。我记得当时说年输气量为500亿立方米，可顶替一亿吨原煤。修了近1000公里的川汉公路，建成了制造大口径钢管的沙市钢管厂和其他一些辅助工程，结果由于天然气资源不落实，四川不仅无气外输，连本省几个化肥、化纤和钢铁厂用气也很紧张。原来指望川汉输气管线供气的湖南、湖北两个大化肥厂，因无气源只好改用油。

20世纪60年代末，“以战备为纲”“立足于早打、大打、快打”，从全国来看搞多少个大战略区，林彪一伙鼓吹的“打仗就是比例”“需要就是计划”，搞大军工建设，又上了一大批军工企业，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浪费。今天回顾这些往事，觉得过去的失误确实是严重的，头脑发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左”的思潮的反映，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六五”计划与能源基地建设

国家在“六五”计划期间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六五”计划确定工业、农业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4%，争取达到5%；“六五”的基本建设投资大体上保持1981年预计的水平或略有增加。对于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来讲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些调整。

宁夏基本建设地方统筹部分大体上是按照1981年实际水平安排的建设项目，我们也积极提出建议争取国家和有关方面的支持。

根据宁夏的实际情况，我们在确定“六五”计划建设项目时重点之一是要推进能源基地建设和争取黄河黑山峡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能够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

新中国建立后至“五五”计划期间，宁夏煤炭勘探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全区煤炭远景储量达1950亿吨，已探明储量为178亿吨，其中储量10亿吨以上的特大型矿区5个，储量在1亿吨以上不足10亿吨的矿区20个。这些矿区分布在贺兰山、灵武、香山和宁南地区，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现在确定含煤面积1.17万平方公里）。煤炭品种齐全，煤质优良，易于开发。煤炭开采规模已近千万吨，并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煤矿设计、施工专业队伍和煤矿机械制造工业。

对能源基地的建设，在“五五”期间宁夏就向国家计委、煤炭部、水电部陈述意见，希望国家尽早建设宁夏灵武矿区和贺兰山火电基地。1978年，西安煤矿设计院根据煤炭部设计管理局（77）73号文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炭厅（77）宁燃字第376号文的要求，对宁夏灵武煤田横城矿区进行总体方案设计。该总体方案提出后，煤炭部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了现场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大家认为，从煤质和其他条件看，碎石井矿区要比横城矿区好，所以煤炭部当即决定要把横城矿区的设计扩大到碎石井矿区，并确定要首先开发碎石井矿区。1980年西安煤矿设计院编制了《灵武矿区开发意见》，之后西安煤矿设计院又对磁窑堡的扩建方案进行了设计。1983年自治区煤炭厅与西安煤矿设计院签订了灵武矿区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委托设计合同，矿区设计规模为1200万～2000万吨/年，并由自治区煤炭厅拨付给西安煤矿设计院设计费35万元。西安煤矿设计院按合同的规定于1984年按时提出灵武矿区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派专人将报告送到宁夏各有关部门。

在电力建设方面，主要是提出建设900万～1000万千瓦规模的贺兰山火电基地，对电源点地址的选择，主要选择了青铜峡大坝、草台子村（青山试验机厂以东，距黄河约7公里）、青铜峡水库库尾西侧、灵武临河以东二级台地及灵武矿区等地。我当时认为，将电厂选址在矿区内不够理想，除水的问题外，其他条件也不够好。

在自治区领导同志、煤炭厅和自治区计委同志的努力下，灵武矿区建设终于列入国家“六五”计划，成为279个重点建设前期准备工作项目之一。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任务书和初步设计编制与送审。

1984年5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会同国家计委、煤炭部、水电部在银川召开了灵武矿区、大坝电厂、灵武铁路支线三个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预审会议，与会人员同意三个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4年6月，水电部在银川召开会议对宁夏青铜峡地区火电厂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

1984年7月，煤炭部在河北张家口地区召开审查灵武、大屯、蔚县三个矿区可行性研究报告会议。这次会议审查通过了灵武矿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为了更好地开展灵武矿区建设的前期工作，自治区煤炭厅以（85）宁煤炭字第85号文向自治区计委报送了《关于成立灵武矿区筹建处的请示报告》，筹建处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矿区开发的各项前期工作，以及“七五”期间改扩建磁窑堡1、2、3号井的现场指挥和现有生产矿的管理等项工作，自治区计委批准了煤炭厅的报告，成立了灵武矿区筹建处。

关于电力建设，我在北京开会时，水电部计划司吴敬儒司长来宾馆房间看我时我们首次谈了关于合资建设大坝火电厂的事宜，我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我即用电话向李恽和副主席作了汇报，李副主席同意合资建设大坝电厂，协议由水电部计划司起草，我当时的主要要求是按照投资额，宁夏少分担一点项目建设所需的钢材量。我记得最后签署协议时对项目所需的三材指标，水电部给予了宁夏照顾。

大坝电厂于1987年开工建设，计划1990年投入运行，安装2×30万千瓦机组。为了保证电厂用煤，根据当时国家建设方针，是以小煤保大电的方式来开发灵武矿区的磁窑堡新井田。磁窑堡新井总体规模240吨万/年设计，即1号井45万吨、2号井90万吨、3号井60万吨，磁窑堡煤矿30万吨，地方小煤矿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划定开采范围。辅助企业、供水、通信等按240万吨能力规划并尽可能考虑近远期发展结合的问题。

回顾过去的规划，看今天的现实，说明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大大落后了。从矿区规划总体规模来看，前几个月去宁东考察，矿方介绍宁东煤田到2010年前开采煤炭能力将达到8030万吨，2010年后开采规模将达到1.3亿吨。过去规划的开采规模还不到现规划的一个零头；从矿井规模来看，鸳鸯湖矿区的清水营矿和梅花井矿的年生产能力设计分别为1000万吨和1200万吨。这是过去没有想到的，从建设周期来衡量，上述两个矿分别是在2003年4月开工，计划2007年建成投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过去一个90万吨的矿井建设周期大体上也需这么长时间，甚至更长一些。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看，我感到宁夏经济腾飞指日可待。

三、关于青铜峡铝厂一、二期扩建工程的建设

青铜峡铝厂位于青铜峡镇、包兰铁路东侧，紧靠青铜峡水电站，工厂占地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

冶金部于1964年筹建青铜峡铝厂，1966开工建设，1970年建成投产，是部直属企业。随着体制改革，工厂隶属关系也几经变化。1982年8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批准《国务院直属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不再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后，国家组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该厂为总公司直属企业。

总公司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都很重视宁夏铝工业的发展，双方经研究，同意联合建设青铜峡铝厂。1984年2月15日，双方共同起草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联合建设青铜峡铝厂的协议》。《协议》的前言称：“1984年1月25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刘学新同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同志、自治区副主席李恽和、王燕鑫同志和自治区计划委、经委、重工业厅的负责同志，在银川就宁夏铝工业发展有关事宜交换了意见，双方共同表示了合资建设青铜峡铝厂的愿望。2月7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刘学新同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黑伯里、自治区计委副主任蓝玉璞同志，在北京进一步就合资建设青铜峡铝厂的问题进行了商谈……”

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我和有色金属总公司副总经济师张念萱同志在一起具体商定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优先发展铝的方针，发挥宁夏的能源优势，国家已决定扩建青铜峡铝厂，在现有生产能力3万吨的基础上，国家已批准一期扩建规模为年产电解铝5万吨，计划1987年建成投产，从1985年开始，已列入国家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重点项目。“七五”计划期间，核定继续进行二期扩建。二期扩建规模，最后将根据电力情况确定，建议国家将扩建规模定为年产电解铝5万吨，计划“七五”建成投产，估算投资为3亿元，二期扩建用电由大武口电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与水利电力部合资建设的大坝电厂供应。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共同投资扩建青铜峡铝厂。各方的投资比例为：一期扩建工程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投资30%、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投资50%，其余20%为天津市投资（实际投资额以最终决算为准）。二期扩建工程，按初步建议的规模，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投资50%，如果根据电力平衡情况，二期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优先考虑提高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投资比率。

双方按投资的比例分别落实资金筹措、基建投资指标和基建三大材的供应。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共同承担经济责任，各自偿还投资贷款的原则，青铜峡铝厂扩建工程投产后，电解铝按规定除应给地方全额留成2%外，应向氧化铝的提供者提交20%产品，然后按各方投资比率分成。利润，在归还贷款期间，依照国家规定扣除留成外，先按投资比例归还贷款本息。还清贷款后，利润分配按国家规定办理，合资项目如发生技术改造等二次投资，也按各方投资比率分摊。

青铜峡铝厂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直属企业，联合建设不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企业建设期间投资各方组成联合指挥部，企业投产后，由企业投资各方组成董事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定期商定工厂的重大问题。

此外，还规定了有关投资包干、工程招标、加强管理及三方在建设中密切配合等项事宜。

我们再商定各方的投资比率时，经过争论，最后才确定上述各方投资比率。对二期扩建工程如能再扩大规模，我的意见是应明确全部由宁夏投资，有色总公司的同志请示总经理费子文同志，费子文同志不同意，最后只好写上可优先考虑宁夏的投资比率。

四、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计划工作

在“七五”计划后期，为了更深入了解宁夏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提出发展对策，自治区党委于1987年决定成立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中几个主要问题研究领导小组。由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白立忱任组长，顾委主任薛宏福任顾问，刘国范、蒋光东、徐芊、丁毅民、梁飞彪、吴尚贤、杨辛、李力、夏似萍等自治区领导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邓溪晨、蓝玉璞、张志民、王国美、任天芳、徐世祥、冯力君、鲍兴邦、吕重光、师梦雄、高竖琴等同志组成。

自1987年10月开始，领导小组确定8个研究主课题和43个子课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宁夏回族自治区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纲要》。

为了做好这项课题研究工作，由自治区各有关部门组织了200多位公务员和专家、学者参加，历时1年，经过大量的数据资料收集，分析研究论证工作，到1988年底，各课题组都按要求先后提出了最后的研究成果。

1989年1月，由白立忱主席主持在北京邀请我国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对《宁夏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纲要》进行了专题研究讨论，在会上我首先扼要介绍了宁夏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纲要》的主要设想，与会专家学者对《纲要》和发挥自然资源优势等课题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特别是对大柳树水利枢纽工程都表示给予积极支持。在发言中，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

在整个课题研究过程中，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同志多次听取各课题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成果的汇报，并对课题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自治区党委刘国范副书记还带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一起到有关部门听取汇报检查课题进展情况，可以说整个研究工作是在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这些研究成果有：进一步发挥引黄灌区优势，建立农产品基地；宁夏乡镇企业发展战略及对策；宁南山区脱贫致富开发建设的研究；发挥能源优势，发展高耗能工业及深加工工业；建设青铜峡铝业基地的论证；以太西煤为主要原料发展碳素工业；发展宁夏交通运输的对策研究；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我区应采取的对策；关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所需采取的特殊政策措施的研究与建议；关于银行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问题的探讨；等等。众多课题对自治区各有关领导同志认识宁夏的区情，指导工作，对自治区以后制定中长期计划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国家领导同志提出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后，我们感到，对自治区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如何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促进自治区经济的发展确实是个大问题。经研究，我们对原定的研究课题，又商定增加一个课题，课题题目定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后，我区应采取的对策》。

1988年3月15日，以我和吕重光同志（时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两人名义把我们要增加的课题，向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沈达人书记、白立忱主席、刘国范副书记发了一封密传电报，汇报拟增加的课题，同时建议增加的研究课题由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夏似萍同志和冯力君同志任正副组长，并要求6月底拿出论证初稿，力争同其他课题同步完成。我们两人的建议很快得到几位领导同志的同意。领导同志的意见传达到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后，夏似萍、冯力君同志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工作。在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领导和各参与同志的努力下，该课题按期提出了研究成果。

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在完成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中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报告的主课题及子课题后，都将研究成果报送到自治区计划委员会，由我、程绍铮、李锦平、康国平、汪一鸣、徐一行等同志进行编辑，在不影响原稿主要内容的前提下，对文稿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删节，印刷后送自治区领导及有关部门参阅。

五、关于青铜峡市市址迁移搁浅的反思

一个城市的兴起，与其所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萨乌式金教授在《社会的地域组织》一书中已有论述。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钱伟长等对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也有专门的论述。他们都谈到城市和交通、工业布局的关系，对我们的城镇布局与区域规划工作都很有参考价值。

青铜峡市农业发达，是我区商品粮主产市县之一，市府所在地小坝镇1949年解放宁夏时，是只有0.134平方公里的小镇（见《青铜峡文史资料》第五辑106页），到20世纪80年代市区面积已扩展到约1.5平方公里，市区周围均为高产稳定基本农田。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市区必然要扩展，而扩展1平方公里的市区，就要占去1500亩高产稳产基本农田，这不符合保护基本农田的国策。

青铜峡市的工业主要集中在青铜峡镇，有水电站、火电厂、铝厂等工业企业。青铜峡铝厂现在是中外合资企业，经过多年的技术改造和扩建，年产铝锭能力已达57万吨，目前是我国生产规模最大的铝厂之一；大坝电厂计划装机240万千瓦，也是大型电厂。此外，化工、建材、造纸等企业也都具有相当规模。2006年6月12日，《宁夏日报》和宁夏电视台报道，投资60亿元的高能氢能电池项目厂址也选在青铜峡的榆树湾，从电视画面看该项目离大坝电厂不远。

青铜峡市址摆到什么地方合适，使政府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使市府所在地成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很多同志所关心的事，经过多年的勘测设计研究，20世纪80年代，青铜峡市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专家都认为，青铜峡市市址应由小坝迁移到青铜峡镇的河西地区。这里距小坝镇约20公里，有大片荒地、丘陵。青铜峡市的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青铜峡镇，1984年青铜峡镇人口为34640人，小坝镇仅有5488人。

根据青铜峡市关于迁移市址的报告，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6年报请国务院将青铜峡市市址重新选定在青铜峡河西地区。该地区大体是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规划选定的青铜峡工业区。具体位置是：水电站专用线、火车站以北、西干渠两侧。1987 年2月13日国务院以国发（1987）28号文对青铜峡市驻地的迁移作了批复。批文称：“你区1986年3月12日《关于重新选定青铜峡市市址的报告》收悉。同意由小坝镇迁至立新乡。”

遗憾的是国务院的批复，没有得到贯彻执行。1988年3月7日自治区政府召开第六次常务会议研究青铜峡市市址迁移问题时，据说有的同志提出迁移市址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资金也不到位，也有的人认为原来的市址不错，还是不迁移好，等等。就这样，国务院的批文被搁浅了。我想如果按照国务院1987年的批复青铜峡市将市址由小坝镇迁移到河西地区，青铜峡市必将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的中等城市。

六、感受党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区的关怀

1.总理关怀宁夏南部山区群众

2006年“五一”长假期间，温家宝总理在阅知宁夏山区旱灾情况后，关怀宁夏的心情就再也无法安宁。5月6日上午，温总理一下飞机，便在自治区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换乘中巴车直奔中部干旱带，同群众交谈，并深入到田间考察旱情。5月20日农业部派调研组又对干旱带作调查，要力争将宁夏中部干旱带列入国家旱作农业试验范围并表示对当前群众生产、生活给予支持。这使我联想到党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区的一贯关怀和支持。那是在1972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宁夏南部山区平叛扩大化和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苦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重视解决这些问题。197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期间（1971年12月16日～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派人给邵井蛙（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同志送来两封信，请其阅后退回。其中一封是公安部调查学习组于1972年1月15日给公安部领导并核心小组的信，主要是讲他们13个人1971年11月27日到达银川后，向自治区党委康健民、高锐、邵井蛙三位书记说明了来意。自治区党委很重视对西海固地区历次叛乱问题的调查，组成了220人的调研试点组。由兰天民（自治区党委常委）负责领导小组工作。办了学习班，并在学习班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民族、宗教理论和镇反政策。学习班结束后他们于1971年12月7日至9日，分别进入了5个县15个点进行调查。部里的两位同志和自治区5位同志留在固原翻阅档案。在信中谈到他们到西吉后，深感群众生活的困苦，时值严冬，他们去鹞子川大队和车路沟大队时看到一些十来岁的孩子还光着屁股。车路沟大队有107户人家，一家只有一床破棉被的有24户，只有单裤没有棉裤的社员有14人，小孩没有棉裤光屁股的13人。有些群众买不起盐吃。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建立后21年，全国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大有改善的情况下，这里的群众生活还这么苦。

群众害病的很多，常见多发病有三种：一是蛔虫病患者最多；二是缺衣少被受寒引起的气管炎、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三是由于迷信，不讲卫生，造成的腰腿疼、盆腔炎、附件炎等妇女病。车路沟大队，蛔虫病患者大致占总人口的80%，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大致占总人数的63%。妇女病大致占有生育能力妇女的84%。他们从二十一军要了7个卫生人员，去后很受群众欢迎，有的从几十里外前来看病。

粮食产量很低，口粮困难。全大队107户，545人有集体耕地6658亩，有牛羊400余头（只）。粮食单产48斤/亩，每人分口粮240斤左右。

政策不落实。西海固地区历次叛乱涉及车路沟大队4次，有100人，涉及82户参加了叛乱。这次逐案逐人进行深入调查。

信中除了写到他们的感受外，建议中央采取一些临时应急措施，如拨一些军队仓库的破旧棉军衣或救济一些布匹、棉花，再派些医疗队来。今后一两年内再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资助一下。

1972年1月16日，公安部李震、于桑同志向周总理作了宁夏西海固地区情况的汇报，并将施义之同志带来的信一并送上，对信中所提到的问题，还作了摘要。当日，周总理对汇报材料和公安部宁夏调查学习组给部长和核心小组的信都作了批示。2月8日和10日，北京医疗队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医疗队先后到固原地区进行巡回医疗，1973年胜利完成任务返回北京，并支援了棉军衣等大批物资。1972年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主要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平叛扩大化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至此西海固平叛扩大化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广大群众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之后，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72]22号文件，对固原地区的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我深感党和国家对民族自治区的关怀和重视。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中央为一个地区的问题召开座谈会、发文件的很少，仅有的两次，一是延安，一是固原。固原和革命圣地延安，那是不能比的，延安的山水、人民群众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像固原这样的贫困落后地区，全国何止一个呢？

2.国家在安排计划时尽力对宁夏予以关照

无论是制定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还是安排专项计划，对各项计划指标和建设项目，都给宁夏很大关照。如1986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和确定1986年计划和“七五”计划。宁夏出席会议的代表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马英亮、主席助理万季飞、我和计委祝文灿、刘玉玺、周占山处长及李锦平副处长等7人。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要争取的大中型项目都争取到了。当时各省对地方自筹建设规模争得很厉害，是个争取的焦点，全国基本建设计划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投资中，地方财政统筹安排的投资为53.55亿元，国家“七五”基本建设计划草案中给宁夏只列了3000多万元的地方统筹规模，马英亮副主席和我以及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对国家计划草案所列的规模都认为列少了，心理上感到有很大压力。我们立即写报告，并找有关领导同志汇报陈述我们的意见和要求，最后国家计委将宁夏地方财政基本建设统筹规模调整到1亿元的水平。对于这一关系到自治区五年建设地方统筹规模的大事，终于得到了比较完满的解决。这也是国家对自治区特殊照顾。按照一般的经验，调整国家计划已确定的指标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背回去，但这次对宁夏以及个别省作了调整，应当说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自治区领导和我们全体参加会议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1亿元的投资规模，现在看根本算不了什么。现在大型建设项目的投资，动不动就是数十亿数百亿元，但在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严格控制建设规模，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那是个不小的规模。1984年12月23日，福建省省长项南在全国指导性计划讨论会上讲：“张鼎丞同志的家乡永定县，有位华侨回来看到一批待业青年没事干，就拿了200万投资要搞一个藤器厂，吸收这些青年加工藤器，做的藤器全部外销，赚的钱也不拿走，留在当地办公益事业。就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请求审批了两年，最后还是没有同意。”所以，1亿元的地方统筹规模，其重要意义，现在是我们许多青年同志想象不到的。

再如，1977年国家大力压缩了基本建设战线，原则上不开新项目，而宁夏却争取到固海扬水工程，它是全国新上的几个项目之一。

1976年10月17日至11月23日，国家计委副主任顾秀莲带领蔡宁林、王春正等16位同志到甘肃兰州，开西北片计划座谈会。自治区计委主任王克带我和副处长祝文灿、窦林海同志参加会议。顾秀莲同志在小范围内传达了谷牧副总理的讲话，讲了1977年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和计划安排的初步意见，听取各省的意见。

1976年预计国民经济计划完成的不够理想，粮食产量预计为5950亿～6000亿斤，约比上年增加150亿～200亿斤，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减产80多亿斤。1976年实际产钢2031万吨。财政收入财政部预计为750亿～760亿元，低于1972年的水平，实际完成766.6亿元，略高于1972年的水平。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必然要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76年全国基本建设计划投资减少20亿元，其中：地方投资减6亿元，西北地区甘肃、陕西各减1000万元。中央直属下放项目减8000万～9000万元。

1977年为了控制好基本建设规模，缩短战线，原则不上新的项目，对已施工的1100个项目还需投资820亿元，要认真排队，进行调整，其中宁夏有9个项目需投资16亿元。

1977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安排为250亿元，比1976年326亿元减少近四分之一。国家考虑到1977年续建项目的多少和各地综合条件，对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分为四类，一类是保持1976年水平或略有增加，二类减少了3%～9%，三类减少10%～19%，四类减少20%～40%。西北地区减少4000万元，其中新疆增加800万元，宁夏减少300万元，青海减少700万元，甘肃减少1500万元，陕西减少2300万元。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什么还会批准上固海扬水工程呢？我想这与国家对宁夏的特殊照顾不无关系。

兰州计划座谈会期间，我和王克同志诚邀顾秀莲同志会后来宁夏看看。会议结束后，我们一同回到银川。从1976年11月24日到12月7日，顾秀莲等同志先后到银川糖厂、前进农场、宁夏化肥厂、银川橡胶厂、银川毛纺厂、长城机床厂、通用机械厂、石炭井矿务局及所属矿、洗煤厂、九○五厂、宁夏钢铁厂、石嘴山电厂、吉兰太盐场、阿拉善左旗和南部山区的扬水工程等处进行了考察。每到一个地方，顾秀莲同志都认真听取单位或地方政府的汇报，并作些提问，了解过去的历史情况，现在经营管理及存在的问题和要求，十几天里我大约记了2万多字的记录。在同自治区领导同志交谈时，自治区再次要求将固海扬水工程搞上去。顾副主任在宁考察南部山区后，我和夏似萍副主任以及办公室马生礼同志一直将她送到西安火车站，由西安乘车回北京。

据国家计委同志讲，顾秀莲同志亲自写报告并送各主任会签，这样，固海扬水工程才列为1977年全国几个新上的项目之一。

为了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解决众多贫困农民的脱贫问题，国家计委在制定以工代赈专项计划时，对宁夏也给予了关照，同贫困人口比我们多或贫困区域比我们大得多的兄弟省区相比，国家对宁夏的投入，在总额上同他们相差并不悬殊，按贫困人口平均计算，宁夏要比多数省区都高出很多。

上述事例，我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宁夏的无比关怀，也充分说明所有这些都是党的光辉的民族政策的体现。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