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前的召对_曾国藩家族故事

出使前的召对_曾国藩家族故事

紫禁城内的养心殿东间，曾国藩生前被多次召见的地方。

如今，他的儿子曾纪泽正在接受召见，“跪聆圣训”和进行答对。

这是光绪四年（1878）的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前，曾纪泽奉派到充驻英国、法国公使的谕旨。在他即将赴任之际，朝廷特予召见。此时，距曾国藩最后一次觐见为时八年，距他的去世为时六年半。

皇帝已经换了四个年头。作为慈禧太后亲生儿子的同治皇帝二十岁上便告“驾崩”。据说，由于生母对儿子的婚姻生活横加干预，失意之中，这位“天子”竟在佞臣的诱使下微服出入花柳巷间，以致染上梅毒，遂至不治。为了顾全皇家的面子，御医声称圣上患的是天花。不论真相如何，反正同治帝只当了十几年的傀儡皇帝（太后操控）便夭亡。继位的光绪帝是同治帝的同辈之人载湉，他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慈禧太后既是他的伯母，又是他的姨妈（慈禧之妹为奕譞的正室），即位时仅五岁，当然还须有太后“垂帘听政”的。(www.guayunfan.com)这次召见曾纪泽，当然一如召见臣下的惯例，还是由慈禧太后唱主角，慈安太后只不过偶尔插句话、帮帮腔而已。曾纪泽享受召见的待遇，自然感到荣耀，所以在日记中对这次召见的对话有详细的记录。节录如下：

“你打算哪日起身？”

“臣因公私诸事，须在上海料理齐备，须早出都，现拟九月初四日启程。”

“走天津不走？”

“须从天津经过，且须耽搁十来日，与李鸿章商量诸事。”

“李鸿章熟悉洋务，你可与他将诸事细细讨论。”

“是。”

“上海有耽搁否？”

“出洋路远，应办诸事，应带诸物，均应在上海料理清楚。又臣携带随行人员，亦须到上海乃能派定。所以在上海耽搁较久，大约须住一个多月。”

…………

“你先到英国？先到法国？”

“臣拟于十月二十八日从上海动身，赁法国公司轮船，行至马赛尔登岸，再赁火轮车行至巴黎。巴黎即法国都城。法国人见中国使臣至，彼必有迎接款陪之礼，臣若径行不顾，颇有不便。拟于上海先发一电致郭嵩焘，请其至巴黎交印，臣在巴黎接印，即可先将寄法国之国书交给，然后再赴伦敦交递致英国之国书，伦敦系英国都城。”

…………

“你既能通（英国）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臣虽能通，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人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与外国人谈论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藉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

“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外国）将来又必淘气。”

“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

“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是。”

“这些人（按：针对顽固守旧派而言）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曾纪泽免冠叩头，未对。）

…………

“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

“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是忠贞之臣。”

“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赶不上。”

“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皇上、太后恩典，始终保全。”

“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皇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值得。

“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是。”

“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

“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并须摘要抄录一点。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

“你办事倒很细心。”

（曾纪泽肃然未对。）

…………

“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外国称‘外部’。所办之事，即与中国总理衙门公事相同。闻英国近亦改称总理衙门。其实外国话都不同，也不唤外部，也不唤总理衙门，只是所办之事相同就是。”

“你什么时候可到？”

“只要托皇太后、皇上洪福，一路平安，路上没有耽搁，年底总可到法国都城。”

“你没有到过外国，这些路径、事势想必是听得的？”

“也有翻看书籍地图查考得的，也有问知的。”

…………

之所以以较大篇幅引录这召对谈话，是因为从这原汁原味的内容中，可藉以体察问对双方的外交知识水平及其对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看法。

从对话中所反映出的问对双方的外交知识水平看，显然曾纪泽要比慈禧太后高得多。从像“外国也有总理衙门”、“你没到过外国，这些路径、事势想必是听得的”之类的问话，不难看出太后对有关常识了解的匮乏。而从曾纪泽对有些问题的论说，则可以看出他对外交知识和技术的掌握是达到了相当水平的。譬如他对“与外国人谈议公事”，“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的解释，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至于对话中所反映出的问对双方对办理外交的基本看法，则有着相当的共识，起码表态上是如此。主旨即：办外交不容易，难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与洋人的仇不能忘，但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要徐图自强，而明白这道理的少；在这种情况下替国家办外交必然挨骂，要有不惜性命和声名的牺牲精神。

这还特别牵涉到对两桩具体事情的评说——

一是曾国藩办天津教案之事，由此引申联及他所持之外交原则。曾纪泽借召对这个机会，极力为父亲办天津教案之事辩护一番，慈禧太后也当场作了肯定性表态。从曾纪泽听了立即免冠叩头的情节看，他心里一定是默呼“理解万岁”的了。但在曾国藩生前，似乎并没有为此得到朝廷的大力表扬，他被那桩案子搞得焦头烂额不用说，还弄了个灰鼻子灰脸。

当时给朋僚的信中的确是将“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用作惯语的曾国藩，并没有真的从内心认为自己办理的这宗对外交涉事件不当，而只是因为局外迂腐之辈们不能理解，无法甚至也不屑与之置辩罢了。他当时还是以与洋人打交道最为内行的大师自居的。在与李鸿章交接直隶总督之际，他不是还向这个昔日门生传授办外交的锦囊妙计吗？

说是这天李鸿章去拜谒曾国藩，没等李鸿章开口，曾国藩就主动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回答：“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说：“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便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为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啊，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听曾国藩的口气一定是不以为然，急忙改口道：“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还是不住地自管捋着胡须，好久才开始抬眼看着李鸿章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但回心细想，觉得曾国藩的话实在有道理，是颠扑不破的，他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说：“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李鸿章在对人回顾了这番请教的过程之后说：“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这等事情是曾纪泽的女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所忆述的（吴永为浙江吴兴人，光绪十四年与曾纪泽的次女广珣结婚）。吴永曾在李鸿章幕下做过事，并且，曾纪泽的长女广璇嫁于李鸿章的侄子李幼仙，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本来非同平常，再加上这联姻关系，李鸿章对吴永另眼看待，常与他倾心交谈，吴永所述，基本内容当是可信的。检索曾国藩、李鸿章的文牍，两人的确都有将忠信可行于蛮貊的“圣道”原则用于外交方面的言论，这也可为佐证。

无论如何，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上有其大旨上的一脉相承是醒目的事实。

曾纪泽这时的应召对话中，不是还说到天津要“与李鸿章商量诸事”，而慈禧太后则特别叮嘱说“李鸿章熟悉洋务，你可与他将诸事细细讨论”吗？曾纪泽这时办外交自然要把李鸿章当做老师的。如果说李鸿章办外交的宏旨是师承于曾国藩，那么。曾纪泽在这方面归根到底也是师承于其父。其实，他由父亲那里的直接师承本来就已是沦肌浃髓的。这从他出使到任之后，在使馆大门亲题的这样一则联语便可见一斑：

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子俭以养廉之训；

参前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上联是以先父“俭以养廉”的训诫，来警策自己身处靡丽纷华之地而不变质，下联则分明是宣示自己继承先父的外交宗旨了。“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为孔子之语；庄子则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言。曾国藩是坚持认定忠信可行于蛮貊的，曾纪泽一脉相承。当然，在日后具体的外交实践上，曾纪泽与其父相比要刚正得多。不过，起码从他出使这时的表态看，是为其父曾持守的外交原则张本的。

所涉及的另一事情是关于郭嵩焘的出使。

这是与曾纪泽此番出使有着直接联系的事体，曾纪泽就是要去替代郭嵩焘的。这时的郭嵩焘还在外国等待交接。

郭嵩焘是光绪二年（1876）冬间出使外域的。当时所谓“马嘉理案”刚刚议结。清方需要派员赴英“谢罪通好”。马嘉理是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他奉派接应由英国军官柏郎率领的武装探路队由缅甸进入中国云南，这本来就是非法行径，可英方人员横暴强行。马嘉理被云南边民杀死，事在光绪元年（1875）正月。英国借端发难，最后强迫清方签订屈辱的《烟台条约》，清方还得派员谢罪，出使者即留任驻英公使（后又兼驻法公使），郭嵩焘便膺任了此差。

论官职，郭嵩焘早就做过巡抚（在广东），是被参家居八年之后，于光绪元年（1875）被起用为福建按察使，未到任，又受命在总理衙门供职。在当时背景下出使英国，本来就决非一桩潇洒的美差。何况，那时的士大夫中夷夏之辨的思想意识还浓重得很，对出使交通外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鄙夷不齿，除非是一部分思想开化的洋务派人士能出其彀。郭嵩焘明知这是费力不讨好，要背骂名甚至会毁前程的差使，但他还是顶着重重压力，毅然领命。为此，备受攻击和嘲骂。且看当时针对他流传的这样一副联语：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可郭嵩焘还是毅然离开“父母之邦”而出洋赴任了。他此番承担的，并不只是像昔日天津教案时崇厚赴法谢罪那样的一宗临时差事，而主要是驻外公使的常职。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开启中国驻外使节先河的意义。而从他驻外任职期间的实际情况看，在“弱国无外交”的极其困难条件下，虽说个人也无力回天，但他努力争取依照国际公法和惯例开展外交活动，积极增进对外域情况的了解，强化向西方学习的意识，是颇为开通和明智的。

但他却为世俗所不容，一直陷在顽固派的“聚诃丛骂”之中，甚至清廷有意派了一个名叫刘锡鸿的副使来监视他。他写的记述出使途中所见所闻抒发感想的《使西纪程》一刊刻，竟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结果被清廷责令毁版。而刘锡鸿则奏参郭嵩焘的“大罪”，不外乎游览炮台时披洋人衣，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参加音乐会时屡取阅节目单之类，荒唐得简直无以复加。而清廷竟严厉申斥郭嵩焘，甚至要查办治罪。是由在郭嵩焘出使时就独赞其“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李鸿章说项，才给郭氏留了一点面子，准许他以身体有病为名自行引退，接其任者便是曾纪泽。

曾纪泽利用这时召对的机会，也想为郭嵩焘讨个公道，而慈禧亦作了肯定的表态。其实，早在郭嵩焘出使启行前接受召见的时候，慈禧就说过：“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慈禧的惯伎，反正她咋说咋有理。及至郭嵩焘交接回国后，曾对曾纪泽表示“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的慈禧，却没有真的替他主持公道，还是打发他回了老家。郭嵩焘又过了十余年的归隐生活之后，便带着深深的哀愁和遗憾弃世而去。不过，他也怀着这样一种希望和信念——“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是他临终前不久在自题小像诗中写下的句子。看来，他懂得相信历史。

曾纪泽尽可在这时抓机会为郭嵩焘说项，但他左右不了郭嵩焘的命运，连自己的命运他也不好把握。不过，他知道自己只能接着郭嵩焘所铺的路子走，他为郭嵩焘说项，岂不也是有意为自己“讨价”？这固然可以说主要是基于“政缘”，而曾郭两家的“亲缘”也不应忘记：曾国藩与郭嵩焘是儿女亲家（曾纪纯为郭嵩焘的儿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