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时与应景_曾国藩家族故事

愤时与应景_曾国藩家族故事

不随流俗论升沉，

消却千端躁竞心。

试历艰劬徵所学，

翻从媢嫉验知音。(www.guayunfan.com)薰莸同器品原异，

桃李不言春自深。

鱼跃鸟飞都入曲，

海天无际独鸣琴。

这是曾纪泽题为《睡起》的两首诗中的一首，写作时间是在他被免除驻法公使的职务以后，所抒发的是一种深切的孤愤之情，同时透露出一种无奈的消沉。“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的他，这个时候对海外的奔忙，官场的“躁竞”确乎有些厌倦，发出“年来亦觉名心淡，好梦时时在故乡”的心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语），不是自古以来士大夫的一种典型的人生哲理原则吗？曾纪泽也许觉得自己是在“穷”之列。你看，他这“养生”之道，正是一种以变相的“退隐”来“独善其身”的意境：

疏慵聊可葆天倪，

须发改观神自怡。

酒不解愁犹有睡，

心无所寄付诸诗。

不贪甘味防牙腐，

戒坐深更为目眵。

非敢矫情言退隐，

养生端与退相宜。

当然，事实上，即使曾纪泽在被免除驻法公使的兼职之后，无论他心境多么不好，也没有消极怠工于应办的公务，公忠的责任感，还是促使他尽其所能地履职。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清廷诏命原任江西布政使刘瑞芬接替曾纪泽充任驻英、俄公使。在刘氏到任前，曾纪泽又继续履职一段时间，直到次年冬间，他才回到阔别八载的祖国。而就在他动身返回之前，还投出了他所制造的最后一颗“舆论炸弹”——用英文撰写《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投诸伦敦的《亚洲季刊》杂志。这家刊物在1887年1月号上将此文发表出来，在国际舆论界竟轰动一时，很快被诸多报刊转载，还被译成法、德等不同语种的文字。

曾纪泽此文论辩的主旨在于：中国并不像某些欧洲人所说的，是一个陵夷衰微、奄奄待尽之国，她只不过是一时酣睡而已，酣睡不等于垂毙。况且，中国自经过庚申（咸丰十年，1860）之难就已经醒来。你看，中国现在不是大力加强国防，整顿水陆军务，特别是置备铁舰炮械吗？军事而外，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像机局之创设，矿窑之开掘，铁路之建造，都有意为之。总之，中国是觉醒已始，富强有日，决不至败亡。列强不能随心所欲地做有辱中国国体的事情，华侨应该受到善待，中国对藩属的权益应该保持，列强与中国之间应该重订和约。

可见，曾纪泽撰发此文的主要用意，是想在世界上为中国树立一个醒来巨人的形象，以长自己国家的志气，灭列强的威风，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利地位张本。这主要是用于对外宣传而不是对内论政。即使如此，对他来说，也并非完全是故意虚张声势地“威慑”对方，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了他对中国现状和发展前途的真实看法，实质上是对洋务强国、洋务救国抱有希望和信心。在他心目中中国觉醒的界标不是在庚申之后吗？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发端之时。他所列举的中国觉醒的事实根据，不也都是洋务事项吗？他还曾特别提到一个率先醒悟的代表人物，那就是“李爵相”，即李鸿章，说他“为功于中国实非浅鲜”，此人不正是洋务运动的旗帜吗？在这里，曾纪泽没好意思明打他先父曾国藩的牌子，其人还是李鸿章的“先师”呢！

对曾纪泽的这番挑战式的发言，欧洲人不能漠然，不能缄口，不能不受刺激，不能不作回应。至于他们表示的基本态度，那就是不买此账，譬如伦敦《旁观者》周刊载文说，曾纪泽在他的文章中所宣示的是虚伪说法，中国实际距其安全的地步尚远。英国人在中国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的说法更为典型：

除去历史的事实之外，我们也曾注意到当前中国吏治腐败的情形，海陆防务不足恃的情形，和中国当前十分盛行，而在未来长时间内仍将贻害无穷的各类弊端。但曾侯却将他们的国家形容为一个活力重振百务维新的大国。曾侯的宏论，在我们看来，只是中国现代一贯自大的最新形式，仅可在中国范畴内自吹自擂而已。

它甚至引用茹费理在中法战争中所谈的“中国是伟大而可被漠视的国家”的话，断言中国不只仍在酣睡，而且更确系正趋向于死亡！

总之，欧洲人无非是要说，得，别吓唬我们，你中国的实际我们看得可清楚，要我们废弃已订的条约与你们讲平等外交，要我们承认你那“天朝上国”的尊严和权威，没门儿！

国人中也有不同意曾纪泽关于中国已醒之论断的，对他的这一观点提出批评。何启、胡礼垣就是典型人物。他们反问曾纪泽：你说中国醒了，而且是大醒真醒，妙悟豁然，无复有睡的意思，试问果真如此吗？看看你提的那些根据都不符合实际，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仍然是在睡梦之中啊！他们也承认曾纪泽的意图“诚足嘉矣”，但认为其文所表示出的救国之道，是不中用的。在他们这辈人物看来，“夫国之所以立者，非君之能立也，民立之也；国之所以兴者，非君之能自兴也，民兴之也”，而中国君民隔膜，这是最为要害的地方，一国之所以能够强盛，并不只在于它多战舰炮台，更主要的还在于“内治”修好，而“内治”修好的根本是在于得取民心。

我们知道，何启、胡礼垣是对西方情况乃至世界大势比较了解的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物。他们是站到了比洋务派更高的境界上来认识强国救国之道，来认识中国是睡是醒、是真醒还是假醒问题的。就此而言，曾纪泽的确不能望其项背，不过，何启、胡礼垣他们着眼的主角度似乎已转移到对内论政而不再是外交宣传。

平心而论，中国人的由睡到醒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觉醒的群体层次也是逐步提高的。在曾纪泽撰发《中国先睡后醒论》之时，何启、胡礼垣辈的觉醒程度是远远超过了曾纪泽所推崇的那个“李爵相”，也远远超过了曾纪泽。曾纪泽也还沉溺于洋务强国、洋务救国的迷梦之中，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醒者。也许，他越到后来越感到原抱希望的渺茫，但是又寻不出新的出路，于是只好消沉地“应景”。

曾纪泽回国之初被派在总理衙门任职，不久调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又任户部管理三库大臣，先后兼署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还有，在他尚未动身回国的时候，光绪十一年（1885）秋间清廷成立海军事务衙门，就派定曾纪泽为帮办大臣。该衙门名义上的主持者是醇亲王奕譞，而实际主持者则是会办大臣李鸿章。还有一位会办大臣是庆郡王奕劻，另一帮办大臣是汉军都统善庆。

挂衔不少，兼职亦多，但曾纪泽所比较内行些且感兴趣的是洋务，其他像户、吏、刑部事务都比较陌生，况且有些兼职只是虚有其衔而已，并不实理政务。但就办理洋务而言，无论是在总理衙门还是海军衙门，他都是“助理”级别的官员，没有主管职权，资历地位还都是“小字辈”，纵然尽心参议，也未必被见重采纳，实难有大的影响和作为。他日常所作的便多是些“应景”的事情，既有“分内”的，也有“分外”的；既有大端，也有琐事。

就“大端”而言，他简直成了光绪皇帝的洋务顾问。光绪帝曾多次向他垂询西洋和其他国家有关情况。从铁路、机器到西洋绘画、乐律、钟表之类事物的细情，都曾被问到，还有有关外交事宜，也在不时被问之列。曾纪泽当然都要认真回答。我们不知道光绪帝对这些感兴趣有几分是出于猎奇心理，有几分是出于国政需要，我们也不知道曾纪泽的奉复对光绪皇帝作用几何。不过，想来曾纪泽本人对这种事情恐怕不觉得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荣耀。此外，他还曾侍光绪皇帝行过躬耕礼。包括前边曾提及的曾纪泽被光绪皇帝索画之事，也是在他回国之后任京官期间。

如果说应酬“天子”自然算“大应景”，那么应酬臣工朋僚则属等而次之了。但应酬的人当中，也有贵至王爷、尊至相国辈的人物。他们多是要曾纪泽画扇题诗。曾纪泽对此并不显怎么厌烦，甚至还显出几分乐此不疲的劲儿，即使不借以作夤缘之媒，也是聊作消遣之端。

曾纪泽回国以后的日子，就是这么打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