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老人_曾国藩家族故事

崇德老人_曾国藩家族故事

她，曾国藩儿女中最小的一个，却又是最长寿的一个，享年九十有三，下世时当已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行世，“崇德老人”即曾纪芬晚年的自称。

“崇德老人”与“艺芳老人”这对儿姑嫂可以说分别是曾国藩女儿和儿媳中的佼佼者。长曾纪芬五岁的郭筠于同治四年（1865）嫁到曾家时，纪芬十四岁，她二十二岁上出嫁，这对姑嫂在一个大家庭中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关系和谐，非但家事方面谦让无争，而且还时常在一块儿读书论学。

同治八年（1869），曾家即为纪芬订了婚事。当时她随父母居于保定督署，欧阳夫人患病严重，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颇惦记小女儿的归宿。曾国藩便托乃弟曾国荃在南方代为张罗，结果与本省衡山聂氏订下亲事。聂家也是书香和官宦门第，纪芬的未婚夫叫聂缉椝，其父聂亦峰翰林出身，先后在广东做知县、知府，补用道员。

本来打算在同治十一年（1872）春间完婚，但这年二月初曾国藩去世。聂缉椝在从父亲任职的广东回湘途中道经上海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此番婚是结不成了，赴金陵吊唁后便返回广东。不日，乃父聂亦峰亦去世。双方都得守孝，婚期改订在同治十三年（1874）。谁知到那年尚未及婚期，欧阳夫人又亡故。婚期只得再拖，到次年（光绪元年，1875）九月，曾纪芬和聂缉椝才举行了婚礼。(www.guayunfan.com)纪芬的奁资，在姊妹中数最多的一个。她先是分得叔父国葆遗产一千两银，父母先后去世，她又分别分得一千两和八百两。所获这几笔遗产钱存在湘人朱宇田所开的干益银号。朱家为一方巨富，在同、光、宣三朝执长沙商业之牛耳。连本带息，到纪芬结婚时，这大约三千两银自然就成为她的陪嫁之资。对于自己的奁资之丰，纪芬有“愧于文正公之训戒”之语。

至于当时聂家的聘礼，并不丰厚。其中有绿玉钏一对，算是比较贵重的物品了。这是聂亦峰生前在广东做官期间，花八百两银买玉料制作的，他的夫人和女儿们戴着都显小，于是权当聘礼送给纪芬。聂亦峰曾留下话说，何人有福，当能御此钏也。而曾纪芬戴上非常合适。

在诸姊妹中，纪芬真算得上婚后境遇最好、生活顺遂的有福之人了。她的各位姊姊的情况上面已有所介绍，相比之下，纪芬夫妇和睦，家境又无大困，而且越过越好，终成豪富。这中间，颇有纪芬和曾家的助因。

聂亦峰去世留下遗资六万两，没有其他产业。其妻张氏带领儿女还湘，陆续购买田宅，嫁三女，娶两媳，用去不少。当时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靠购买的田地出租取利。这位女地主对佃户十分苛刻，遇灾年歉收佃户请求减租，她总是斥而拒之。倒是她的儿子、纪芬的丈夫聂缉椝较有同情之心，表面上也帮腔严拒减租，照额收纳，但事后又背着母亲抚恤佃户们。纪芬也是个富有怜悯心的人，短不了在这方面帮助丈夫做些手脚。她也是个聪明贤达的人，不但不做长舌妇搬弄是非，而且千方百计地化解矛盾，平息事端。不妨看下面一个事例：

在纪芬过门的第二年，长沙玉振银号因赌博亏空。当时纪芬婆母张氏在该银号所存七千两银，还有在聂家服务多年的两名仆妇的一些积资也存在该银号，都无法兑付。这几笔存储都是由聂缉椝经办的，其母对儿子颇加诘责，并要与玉振银号诉诸公堂。聂缉椝事亲素谨，一任母亲责骂，并不怨怒。他亦不欲因银钱涉讼，伤戚串之情。在此两难之际，纪芬动用自己奁资存款，又贷姐姐纪琛存于干益银号的一笔款子，奉诸老人，免除讼事。并且，为了弥缝得妥当，并不说是自己拿钱垫付，而婉托郭嵩焘等三人出面说项，说是由他们三位中人垫付的此款。

在这件事情上，自身处境不好的纪琛还借款帮纪芬的忙，也不失同胞情谊。在同胞兄弟姊妹中，纪琛也算是比较长寿而下世较晚的一个。她活了六十九岁，在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去世。她后半生的生活更为凄苦。同治四年（1865）她所生男孩夭亡之后，未再生男，备受婆家歧视，她便亲自操持为丈夫纳妾，以延后嗣。丈夫在光绪十四年（1888）四十三岁上亡故，其妾生一遗腹子。纪琛与该妾以及婆母尽心抚孤，但此儿愈长愈不走正路，辜负了纪琛她们的一片苦心。他娶妻于民国元年生下一男，纪琛又把希望寄托在此儿身上。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她便带着不尽的遗憾离开人世。这时的事情，同胞中只有纪芬一人得以知晓了。

还是回到纪芬婆家的话题上。聂缉椝的父亲为官多年，官场中有些关系，而纪芬为曾国藩之女，官场中人自也多另眼相看。光绪七年（1881），纪芬率儿女从湖南到金陵，因为丈夫在那里寻职，屡屡函催她们母子前往。当时聂缉椝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差事，无薪水收入来养家，经济状况颇为拮据。纪芬本来不打算去的，碰巧聂缉椝的长姊也要去该地与在那里的丈夫团聚，邀纪芬结伴而行，并给纪芬六百两银的盘费。路过武昌的时候，纪芬以“世谊”关系特意去拜访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一家。不要说曾国藩与李瀚章兄弟的多年交谊，即使她们女眷之间也多有交往。此时李瀚章夫妇对纪芬殷勤相待，并慷赠旅费什物，李瀚章还特派一艘炮船护送纪芬一行。听说聂缉椝尚无事可做，又特别札委他任湖北督销局差，月薪五十两银。

这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纪芬背着丈夫走了个小小的后门，她向左宗棠的儿媳说，丈夫一个月五十两银的月薪不敷用度，意思是求其向公爹说项给谋个收入更丰的差事。左宗棠闻讯立办，委任聂缉椝为江南制造局会办（后升总办）。这一军工厂家本来是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创建，现在左宗棠借以送了个人情。有纪芬这层关系，这位总督对聂缉椝确实另眼相看。委职进见的那天，一班数人告辞时左宗棠单单把聂缉椝留下来，对他说：“君今天难道还不高兴吗？我委任你的可是个极好的差事啊！刚才走的那几个人，他们都是因为贫困才求官做，你与他们不一样，可任大事，要勤勉不怠，前途无量。”聂缉椝自然很感激左宗棠，终生不忘这位前辈的知遇之恩。

左宗棠像对自己的子侄一样善待聂缉椝，并且时常问起纪芬。两江督署为曾国藩的亡故之所，也是纪芬随父母居住多年的地方。她曾前去拜谒左宗棠，在大堂前下了轿子，走过几重院落，到左宗棠和家眷的居处，但正赶上左宗棠外出不在。在署内一路走来，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旧境重见，忆及父母，勾起无限伤感。从那次以后，左宗棠又屡次邀见，她总不愿往。左宗棠知此情由，便令特开中门，让纪芬乘肩舆直至三堂，以免行走睹旧。纪芬下了轿子，左宗棠早在堂上等待，相见礼毕，他问纪芬：“文正（指曾国藩）是壬申年生人吗？”纪芬回答：“是辛未年。”左宗棠说：“那么他是大我一岁，你应该把我当做叔父呀！”他劝纪芬不要因父母亡故于此而伤感，尽可到处走走，看看昔年居住游玩的地方。纪芬恭敬地听从。

光绪九年（1883），曾国荃来做两江总督，纪芬夫妇当然更有了依托。聂缉椝的仕途更加顺畅，到光绪十六年（1890）曾国荃去世之前，聂缉椝已简授苏松太道。据曾纪芬记述，光绪十一年（1885）时丈夫请一个姓李的宁波人推算年命，卜得在光绪十六年除江南第一美缺，其时当值立春之后。果真，这年正月初九立春，翌日即得苏松太道之缺。是聂缉椝命该如此吗？不管怎么说，曾国荃的保荐起了关键作用是最实在的。而获此“江南第一美缺”，为聂氏日后的升迁奠定了关键性的一阶。他于光绪二十年（1894）升浙江按察使，继迁江苏布政使，光绪二十五年（1899）署理江苏巡抚，光绪二十七年（1901）调补安徽巡抚，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任浙江巡抚，两年后因浙江铜元局舞弊案发被革职。

那个时代升官与发财是一对孪生子。聂缉椝自任苏松太道后，财路上立见宽通，从其家庭支销情况看，仅给在署随居的母亲的“月费银”就达三百两之多。后来其母返乡，此项银两他每月照寄不误，另外，又陆续寄三四万两为造宅之费。这些，恐怕只占其收入中一个不大的比例。即使当年身为总督的曾国藩收入也无此丰厚，清廉者绝非能够如此。

不过，聂缉椝的生财之道也不单单是凭权势贪污、勒索，还靠他的新式经营途径。他在上海筹办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新局，自己持有相当比例的股份，最后将该企业改组为自家独资经营的恒丰纺织新局，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新式企业。聂缉椝做资本家，又兼做地主。他在湖南洞庭湖区领垦湖田五万余亩，建成“种福垸”庄园，每年可收租五六万石稻谷和上万斤棉花，为囤积销售谷、棉，他还在长沙设有“协丰粮栈”。

聂缉椝于清朝的最后一个年头即宣统三年（1911）去世，企业经营主要由他的三子聂云台（其杰）继承。纪芬是一个多产的母亲，她一生共生育过十二胎，其中长女和第七、八子夭折，而聂云台是儿辈中的佼佼者。

显然，高寿的曾纪芬有着几十年富豪之家女主人的履历。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娘家做女儿时所受到的勤俭的家训，是她一生中所恪守不移的。随夫在上海居住期间，她听说乡间有卖三木锭脚踏纺棉车的，便托人买来一架，请本地佣人教她纺棉。本来她做女儿时在老家也曾学过纺棉，那是用一种手摇小车，不同于新购的三锭车。她坚持每天晚饭后纺一两棉花。还曾以自己纺成的线搭于乡人织成二三匹土布。自己和孩子们的鞋袜衣服，多是由她经手自制。

曾纪芬平时衣着非常朴素。有一年，长嫂即曾纪泽的夫人刘氏来上海，见到她所穿的自制服装，花边样式陈旧，就说：“此物已无人用，现在流行的洋花边，花色鲜艳，胜此十倍。”曾纪芬说：“我已经见到了，并且也曾买过，知道其价格是这种土花边的数倍。我用这种土花边，虽已过时，但价格便宜，并且其价本国所得，不致因买洋货而国银外流。”嫂子笑道：“靠你一个人这样做，能有多大作用？”纪芬却认真地说：“如果人人能这样从自身做起，形成风气，或许还能影响朝廷，那样，国家节省的不就多了吗？”她这样说，是针对当时慈禧太后为筹办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不惜糜费，而各省督抚纷纷在上海采办各国奇巧之物以为贡品的情形。

可见，曾纪芬不但把勤俭看作一种个人不应丢弃的美德，而且上升到拯民救国的高度来倡导，并特别把这视为女子应负的社会责任。她八十岁上作《廉俭救国说》(由她的儿子聂云台笔录)，这种思想更是表露得淋漓尽致。不妨摘录其中一些文字：

中国立国之精神，与民族之个性不一端，而其特点实惟俭德。中国政教之根本在德礼，而德礼亦以俭为归……故俭为政教之精神也。盖嗜利而以富骄人，为人类同有之恶根性，世界祸乱，皆由于此。惟我国古圣贤深知其故，故其为政立教，推崇德义，而贬抑富豪。

若有多数闻人以身作则，挽回风气，勿轻国俗而重欧风，实行大禹及古来兴国各贤之所为，恶衣服，卑宫室，菲饮食，提倡朴拙粗陋之国货，而群以用华贵精美便利之舶来品为可耻，一转移间成效可立睹也。

然近今社会，女子左右风尚之力，较男子尤大，其责任亦更重。故吾尤望我女界能先见及此，妻励其夫，姊妹劝其兄弟，咸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

顾亭林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则曰：“匹妇尤有责焉。”屏弃华美之衣饰用具，勤俭刻苦，以激励男子，共造成良好之社会风习，培养国家之元气，保全世界之安宁，非吾女子之责乎？愿吾女同胞勿以其为老生常谈而忽视之也。

这位“崇德老人”明确交待，她的这种持俭戒奢思想是从其父曾国藩那里继承下来的，这恐怕正是她自号“崇德”的寓意所在吧！作为上升为著名民族资本家的聂氏门庭的主妇，却能保持这样一种古朴的观点，可见曾门家训对她影响的根深蒂固。她不但有如是之思，而且有如是之行。民国年间汽车通行以后，她每次出门还是坚持坐马车而不乘汽车。她解释说“盖马为天然物力，不用固弃，而汽油则竭数百万之精力以奉一人俄顷之娱。目前吾国尚无自发油矿之望，何必捐巨金于外国以纵一己之嬉游。余年已老，偶尔出游，并无急事，更不必求速。”其求俭求得简直有点迂腐。

当然，这位“崇德老人”也有背叛传统、有悖祖风的表现，譬如晚年竟崇信基督之道，这将在后面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