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族新风_曾国藩家族故事

旧族新风_曾国藩家族故事

人们也许注意到这样一种自然现象：一株树冠凋敝、枝干枯黄的树木说不定在某些部位钻出几簇新芽，抽出几条嫩枝，显得那般鲜活而富有生机，和整株树木的衰败态势极不协调，这也算是其自身的一种新陈代谢吧？在人类社会，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小到一个家族、家庭，不也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吗？

曾国藩的家族也是如此。

一场维新运动在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高潮起落的历史为人熟知，而谁能想到曾氏家族中也有人参与呢？当然，他们算不上主将，留下来的有关材料也欠明晰具体，仅仅是透露出种种迹象。

且看当时正在北京读书的曾宝荪的记述：(www.guayunfan.com)那是戊戌八月里的一天。那天清早有蒙蒙细雨。我家里的人从祖母起，都起得极早。那时我父亲已于七月离京，家中只有二叔父母（按：指广镕夫妇）七叔父母（按：指广钟夫妇）及其余女眷。我只看见家中叔父们还有听差的出出进进，往来奔走，有时大声呼叫，有时附耳细语。连教书老师也没有上生书。我们三个学生，只想知道是什么事。只听见说菜市口杀人，又说有湖南人，又说亏得我父亲走了！过了好几日，又听说我们忠襄公（按：指曾国荃）房下的伯航三叔服毒自尽，可见我们曾家也是新党。我的祖母郭太夫人最有见识，当出事的那一天，便吩咐七叔去湖广会馆，把门簿拿去烧了，否则按图索骥，不知道会株连多少人了！

六君子——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被杀后，我祖父便想要全眷出京。那时我父亲指省广西——武鸣府，七叔指省浙江同知，只有二叔是刑部员外郎，不能出京。我祖母因天气寒冷，便等到次年己亥出京。她老人家还叹息说：“只有二房在京，我总希望他们人口平安，国家无事就好。”

将戊戌政变发生后处死“六君子”那天曾家的反应，以及其家非常庆幸曾广钧的及早出京，还有郭筠命焚烧湖广会馆的门簿等事联系起来分析，曾家人士与新党有直接瓜葛当是可信的。还有曾广銮的相关事情也可提供参考性佐证。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中有记：

（有一次）曾小侯广銮在两湖会馆席间语众曰：“皇上安置瀛台，钦派大功臣后裔四人为辅弼大臣，予与左侯孝同（按：左宗棠子）等皆入侍。一日，太后赐粥，皇上食而泣。予四人侍立，亦含泪，知有变。然皇上肠胃，只小痛耳，盖毒未重也。予四人乃惕惧防护。”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囚禁瀛台，据说曾安置曾广銮、左孝同等四个“大功臣后裔”负“稽查”之责，以“无使皇上再惑奸语”（这是上引同则材料中记及的曾广銮所说，慈禧召见他们布置任务时的话）。而慈禧太后设法欲除之，所谓“赐粥”即企图毒杀之举，只是这次没有得逞。从曾广銮他们“侍立，亦含泪”的情况看，自是从心里同情光绪帝的，而所谓“惕惧防护”，更是说提心吊胆而又很警惕地尽量保护这位落难皇上。此笔记材料具体史实情节上是否有几分可靠不好遽断，但对于说明曾广銮有同情维新的态度当不失其参考意义。

当时湖南是一个革新风气鼎盛、新党人士辈出的省份，从京师到湖南地方上，都有诸多湘籍的维新干将，他们内外沟通，上下联系，结社集群，同声呼应。曾家当时是一个仍颇有声望和影响的官宦门第，但又非顽固保守之族，从曾国藩即率先倡办洋务，以后其家几成洋务世家，对外洋情势多所了解，对西学西艺热衷不厌，这与维新应该说有着某种自然联通。

就拿曾广钧来说吧，他的女儿宝荪称他为“一个极其维新”的人，并以对宝荪她一生的三大帮助来现身说法：第一是不让她缠足。第二是不为她幼时订婚，要待她长大自己选择。有一次一个同祖的伯祖父对广钧说：“你的女孩快九岁了，怎么不给她定个人家，将来大了就要给人家填房了。”“我要得她自己的同意，才能定婚。”广钧回答。“她年小无知，有什么知识，能够自己拿主意？”对方反问。“等她有知识的时候，能够选择，让她自己去选择，我同意就是了。”广钧笑着这样回答。从此，没有人再提及早给宝荪定亲的事情。而这位女子长大后抱定独身主义，一生未嫁。第三件事便是支持宝荪出洋留学以及信奉基督教。

如果说，曾宝荪举及的这三项内容还只是一种不受传统旧习束缚的开化，那么他曾向女儿推荐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就更足见他对维新思想的热衷。上述著作在维新运动中曾极大地震撼思想界，并且多属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严复翻译过来的名著。其实，就是上述曾宝荪所列举的那三项内容在当时对于曾家这等门户来说，也已是很不简单的趋新表现，是一种家门新风。

特别是出洋留学和信奉“洋教”，这在曾门人士中并非宝荪一个特例，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族群”。

让后代出洋见世面，是从曾国藩在世就有的立意。他引导儿子们不但治传统的经史之学，而且特别“命长子纪泽治方言（按：指外语），命次子纪鸿治历象”，并且把“设馆以通重译，遣童涉海以求新知”作为所主持的一项重大洋务举措。后来曾纪泽携眷出使西洋，自然与早先奠定的洋务基础分不开。长于西学的曾纪鸿虽然没有出洋，但培养后代的路数却同于父兄。比丈夫长寿的郭筠更是如此，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后辈执迷于科举之路，注重让他们学习外国文字，家里还曾专聘有外籍教师，着眼点就在于为后辈出洋留学创造条件。

不消说自曾纪泽起曾家先后数人以清朝官员的身份携眷出使外国，使子女们能有在外国接受教育的机会，就是专门出洋留学，也果然蔚成家风，特别是到了“广”字辈以下的“昭”字辈上。像曾约农、曾宝荪、曾昭权（广钟之子）、曾昭抡（曾国潢的重孙）等，都属其中的佼佼者。这里，略述曾约农和曾宝荪的有关事情。

曾约农作为曾广铨的长子，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当其父被派充驻英使馆参赞的时候，他才出生几个月，在襁褓中即浮海乘槎，远渡重洋了。到光绪十五年（1889）随家人回国的时候，已近学龄，那时“中英文字，已能成诵”。回国度过了十来年的时光，此期中西学课程兼习，还曾一度入过教会学校武昌文华书院。十几岁上赴英留学，先在伦敦大学攻读理科，获博士学位，又转校修习采矿工程，还在军官训练班接受过培训。

曾宝荪则是曾家出洋留学的第一个女子。她与曾约农同年出生，正月里的生日，比这位从弟约大九个月。她在祖母郭筠膝下长大，家塾中的学习已有不少的新学内容。光绪三十年（1904），热衷于西学的叔父曾广钟（季融）把她带到十里洋场上海，送进由浸信会办的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读书，后来又转上海西门务本女校和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大约是在宣统元年（1909），进入英国圣公会在杭州办的冯氏高等女校。就是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她成为基督教的信徒，这和她出国留学有直接联系。因为成为了教中之人，这所学校的校长巴路义女士在民国元年（1912）回国休假时，便有意带宝荪出国深造，征得家人同意，阳春时节，她们启程赴欧。

曾宝荪此前没有出洋的经历，展现在她眼前的外域的一切都陌生而又新鲜。此行大部分路程是乘火车，经莫斯科、华沙、布鲁塞尔到法国港口加来，换乘渡轮到英国。车行西伯利亚的荒郊旷野，一片皑皑茫茫的冰天雪地，甚至火车在贝加尔湖上面跨越了筑在冰上的一段临时铁路，这在她看来都是奇观。特别是她还有幸看到了即使当地人也少见的整圆的虹彩，在清冷的空气中是那样美丽。在莫斯科暂停期间，她参观了那里的博物院、美术院和克里姆林宫，这个当时还拖着一条小辫子的中国女孩，还被特允在宫中俄皇加冕礼拜堂里的异常精致的黄金交椅上坐了一下。在五方杂处的华沙，她看到皮帽大衣的俄国人，西装整齐的英法人，峨冠长袖的德国人，还有长须齐胸、道貌岸然的东正教神父。这时，她禁不住想到梁任公（启超）的《波兰灭亡记》，体察到一种亡国之苦，不觉神色黯然。

其实，自打从国内启程在大连坐火车时，她想到日俄战争中祖国东北的大片土地沦为战场，看到眼下被日本人践踏的这片土地上的累累创伤，心头就压上了莫大的沉痛和愤懑。目睹波兰的情景，情不自禁地就又联想起苦难的祖国。

的确，她们姐弟，是怀着出洋学本领以拯救祖国的愿望去留学的。宝荪曾明确说，她们出洋并不是为自己谋出路、赚大钱，而是诚心诚意地志愿用科学来服务国家，那时，她们已完全相信科学救国。

曾宝荪赴英途中之时，正好发生了“泰坦尼克（Titanic）号”巨轮触冰山沉没的重大事件。尽管当时这位中国女孩所闻知的有关情节未必尽然准确，对这一事件的丰富而深刻的警示意义和会发生的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她也不可能全然悟及和测知，但她对于这一消息有着敏感的反应和感触。她忆述说：

在路上，我们听见了一条英国巨轮Titanic在大西洋碰冰山沉毁的消息。据说此船是如此构造，不可能沉的，但毕竟冰山力大，将船撞碎，有一千五百余人丧命。沉的时候，皓月当空，波平风小，但是因为当时人们相信Titanic是不会沉的，所以救生设备不够，人们也不肯上救生船，那些好容易被劝上救生船的，又因上船太迟，大船沉下时离他们太近，致被大船的吸力把许多小救生船都吸下去了。加之海水冰寒刺骨，不溺死的人也会冻死。由此令我想到科学的发达，若只看一方面，而不全盘筹算，危险还是很大。

到了伦敦一下车，先期到达的约农已在车站上迎接宝荪。此番在异国他乡姐弟见面，那份亲切更是平时绝对体会不到的。他们在英国共同度过了为时数年的留学时光，骨肉情深，志同道合。

宝荪在伦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1916年夏天，获得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她恐怕是中国女子中获得这样学位的第一人。此后她又在剑桥、牛津等大学读研究科目，但未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当时剑桥和牛津大学尚未对女生开放，女生可以读书应考，但不能获得学位。伦敦大学是开放女禁最早的，因为时间关系，宝荪也未来得及考修其博士学位课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的1917年，她们姐弟绕道美国、加拿大，几经周折，回到阔别数年的祖国和故乡。以后，她们在兴办学校、进行救国宣传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如果说，出洋留学与从曾国藩在世时就倡导的洋务风习是一种顺向应合的话，那么，后辈中出现信奉“洋教”的一族，则是曾氏先辈们绝对预料不到的。试想，曾国藩当年在《讨粤匪檄》中咬牙切齿地斥骂“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云云，在发泄对“粤匪”不共戴天仇恨的同时，不也毫不含糊地表现出对“夷教”的鄙弃态度吗？可历史好像专和他开玩笑，就在他下世的三四十年之后，其后人中就有好几人先后信奉基督，其中包括她的小女儿纪芬。

在曾家信奉基督教的族群中，纪芬是辈分最高的，但不是时间最早的。最早的是曾广钟和曾宝荪两人。他们叔侄女俩都是在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头，也就是宣统三年即西历1911年的圣诞节正式受洗的。当时辛亥革命获得全国性响应，清王朝已经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正酝酿成立。当然，他们的入教在此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期。

曾广钟也曾做过清朝的官员，不到二十岁时就由正一品荫生特用同知，还曾率兵开赴过朝鲜。不过，对于曾家的耕读祖风来说，在他身上却全然嗅不到一点气息了，他染上的一身纨绔恶习，比其兄广钧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嗜赌善赌。像牌九、番滩、麻将、单双骰子、轮盘赌等，样样上手，招招精通。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中，他看见一群人在压单双宝，旁观了一会儿之后，他劝众人不要玩了，说：“这副骰子是有弊病的，有几个角磨圆了，你们看我来摇，要单就单，要双就双。”经他试验，果真如此。这时众人才知受庄家骗了，纷纷向庄家讨钱。庄家说这副骰子也是向人家借来的，并非自己故意行骗。曾广钟劝庄家把赢钱退还大家一半，才算息事。这个时候，曾广钟已经戒赌，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在赌局上是个行家里手，这当然是从事多年玩赌才训练得的。

他吸食鸦片。据说，是因为率军出征时骑马得了所谓“骑马痈”，痛苦万分，借吸鸦片烟止痛，久而久之，便上了瘾。如果是这样，还算事出有因，但毕竟他成了一个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他喜欢唱戏、博弈，远远超出了一般娱乐的程度而成为“淫逸”的项目。他家中置办了许多戏衣和道具，不分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要扮妆“亮相”。弈项如围棋、象棋均甚精熟，玩起来废寝忘食。这一点，倒颇有点他那围棋迷祖父的遗风。

不知是没落的王朝造就了它的臣子的不肖，还是不肖的臣子促使着豢养他的王朝的没落。总而言之，君君臣臣在一道没落。没落中，臣子对王朝愈发丧失着信心。

家庭的灾祸也是叵测的。就在清王朝处于覆亡前夕的宣统二年（1910），曾广钟的第三子时已九岁的昭树患白喉死去。这个孩子非常聪颖可爱，一朝夭折，曾广钟的身心遭受巨大创伤。加以国事日非，政局动荡不安，他心灰意懒，邀同其兄广钧一道弃职归里，开始专意研究起宗教来，特别是对基督教越来越感兴趣。

而这个时候，侄女宝荪正在教会学校读书，也开始向信教之门迈进。本来，她对基督教并不热衷，虽然看基督徒办事的精神很令人敬佩，但是他们的教义教理与中国传统思想大有出入，所以觉得不能接受基督教。但渐渐思想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据她自己忆述，有两件事对她影响很大。

第一件事：她在冯氏高等女校的第二年的上学期，有一天同班一位学生的英文练习簿不知被何人撕毁，学校查问无人承认，就处罚全体学生，宝荪很不服气，顶撞处罚她们的老师，并且办起名叫《木头木屑》的小报，专讲学校的不平之事，议论时事还颇带“革命思想”。校方有人主张开除她，她闻讯后干脆自行回家了。校长巴女士和有的教员则主张宽容，将她劝归学校后，巴校长单独教育她，竟两泪双流，十分恳切地对她说：“我晓得你并不反对学校，只是魔鬼在你心中害你。”要宝荪和她一齐跪下祷告，言词恳切，并无怨意。这感动了宝荪，从此事使她看出基督徒的爱心。

第二件事：同年的下学期，有一位司徒女士来上她们的英文课。这位老师很年轻，为人和蔼可亲，但腿脚有些跛。从别的老师口中，宝荪了解到司徒女士的身世经历：庚子年（1900，光绪二十六年），与她同在中国的父母兄弟都被“乱民”所杀，她躲在床下，被用带血的刺刀捅了一下也未敢动弹，对方只以为是家具什物了，她算是拣了条性命，但从此成了跛子。本来她十分痛恨杀了她父母兄弟、又使她变得残疾的中国人，真是觉得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在一次布道大会上受了圣灵的感动，改变了初衷，在教学中倾注她对中国学生的一片爱心。这使宝荪更进一步体察到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于是，宝荪开始从深层思索信仰问题。有一天游西湖，到了岳坟，不觉感到人世的不公平。看到苏堤、白堤、苏小墓等，又感到人生的短促。到底人生在世有何意义？古人说：“生为尧舜，死为枯骨；生为盗跖，死为枯骨。”归宿既然是一样的，那“人”又何必做好呢？曹孟德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不是人生哲学？再联系到现实国势的衰弱，世变的纷乱，更觉得心中茫然。她把这种心境告诉了巴校长。巴校长便以基督教的道理来开导她，跟她一块儿读圣经，做祈祷。巴校长的学问不高，口才也不好，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但是宝荪却从她身上感悟到基督教精神的奇妙，觉得它可以把常人变成非常人！渐渐地，基督之道浸润了宝荪的心灵，她有了入教的热切愿望。

当时，她也很清醒，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且看她举出的理由：第一，她家是数千年儒教的家庭，由宗圣夫子起到他的曾祖（曾国藩）、祖父、父亲，都是孔门弟子。第二，她的祖母的父亲是因太平军攻城殉节的，祖母更是儒教的信徒，释、道尚且不信，何况耶教？第三，她们家的亲友，也没有一个信“洋教”的，出一个女孩信“洋教”，岂不贻笑乡里？

但宝荪的意向已决，便写信向家人详细述说她要以基督徒的爱心与力行来解脱苦闷心境，并解释说，耶教与儒教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之振兴我国的颓风，所以想做一个基督徒来自救和救人、救世。祖母郭筠对此虽不热心，但也并不怎么反对。父亲态度更是积极些，表示很愿考虑，并且提到明朝徐光启的贡献，他只是要女儿先看一些其他学派的书，包括非宗教类的近代科学和政治著述，旨在让她做些比较。

与广钧一道弃职归乡的广钟这时也已经决定皈依基督教，他更成了宝荪的直接支持和促进者。叔侄女俩时常共同切磋基督圣道，他们有意选择了共同的时间正式受洗。只是受洗的地点不在一处，叔父在上海，侄女在杭州。

如果说，曾宝荪本来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注意修养的女子，信奉基督教后她更加上一层恪遵教理教规行事的自觉，那么，曾广钟比较以前则俨然脱胎换骨。一些恶习戒除了。就说戒鸦片烟吧，那个不容易劲就甭提了，忍得骨酥心痒，眼泪鼻涕横流，痛苦地在床上床下呻吟、辗转多天，硬是把毒品戒掉了！宝荪称赞她这位叔父由花花公子一变而成为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由极图享受者一变而成一个极耐劳的工作者。此言不虚。

曾广钟入教不久，便回到湖南长沙筹设中国基督教会，并创办明诚小学以培养教徒，还精心编撰《新旧约圣经提要偈子》，建造宗教活动场所，并尽心做救助难民等慈善工作。军阀张敬尧踞湘时，其军纪律败坏，扰害民众，曾广钟亲自带领浏城桥难民妇孺到红十字会躲避，赤着脚为难民支撑雨伞，自己毫不在意。

宗教道德教化改造人的力量，在这位昔日清朝臣子和花花公子人物身上得到了突出体现。不过，上帝没有赐他高寿，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的春天，他的灵魂升天，享年还不到五十岁。

继广钟、宝荪叔侄女俩入教之后，约农和纪芬也相继奉教。如果说，约农在泰西生活多年，又与宝荪相依为命，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入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作为曾国藩女儿的纪芬，老来竟也皈依基督，似乎就不免令人诧异了。其实，崇德老人理智得很，决不会盲从盲信，她的奉教也是心灵深受感化的自然结果。奉教之后，她更为“稔知博爱之道，首重济困扶危”，谨遵《圣经》训诫，拿出家资价值的十分之一捐为慈善费，存入银行，以每年的利息作为教会以及各公益事项、水旱灾疫捐款，母金非不得已不可提用。她强调说，如此“庶几先人好善懿德可以垂诸久远”。

这样说来，也是在绍其家风？

无论如何，对于先辈绝无基督教传统的曾门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