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李瓜代_曾国藩家族故事

曾李瓜代_曾国藩家族故事

平定了太平天国，大清的天下并没有太平，捻军仍然战旗高扬，铁骑纵横。

“鸟尽弓藏”对于清廷来说似乎还为时过早。不过，镇压捻军，它所指望的是另一张弓，而不想再让曾国藩辈挂帅。

清廷觉得这也是一张能够发射强弩的弓。他，僧格林沁，蒙古王爷，皇室亲戚，以勇武著称。其人的戎马生涯在清廷亲贵层的将帅中确是卓越和显赫的。是他，最终镇压了北伐的太平军，解除了由这支曾挺进到京畿的“粤匪”给大清朝廷造成的直接威胁；是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在大沽炮台督军力战，取得击沉英法炮舰多艘、击伤英舰司令何伯的战绩。此后不久，他即率军南下攻捻，想以他那剽悍的骑兵将纵横有年的“捻匪”一举剿灭。不想，这次他却遇到比北伐太平军更不好对付的敌手。

僧格林沁与捻军的作战可以说是以骑对骑。不过，僧军是在明处，捻军则可以说是在暗处，因为捻军并不常靠大兵团集中作战，而大多时候分支分伙，此出彼藏，飘忽不定。这可令这位蒙古王爷大感头痛，但又无良策可施。(www.guayunfan.com)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前，清朝方面的注意力十有八成是为“粤匪”所牵扯。而当太平天国被灭之后，“捻乱”便显得十分突出起来。作为汉臣的曾家兄弟把那块最硬的骨头都啃了下来，他这位蒙古大王爷难道是只管吃干饭的？不用朝廷督责，僧格林沁自己的心里就忧愤得要命。他觉得阖朝的目光似乎都盯在了他的身上，像个输急了眼的赌徒，他要拼老本孤注一掷了。

他瞄着捻军的踪影死命地追、追、追，简直到了迷狂的地步。宿不入馆，衣不解带，席地而寝，每天天不亮便催军驰马，他自己这个大力士都因长时间地持缰执鞭，累得手臂都难抬起来。但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追、追、追，似乎非追出个名堂来不可。

“名堂”终于出来了。同治四年（1865）的春夏之交，追击到山东曹州地面的他，陷入了捻军诱设的重围而被杀死。是部下在麦田中，发现了这位僧王爷有八处创伤的尸首。

清廷所指望的这张“强弓”断了！让谁来继续挂帅平捻，清廷很自然地又想到了曾国藩。于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主持平捻军事，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来署理。

要说，曾国藩对僧格林沁等人不能消灭捻军，最后之功还要待己辈收取，似乎不无预料。但为了尽快释去清廷疑忌，攻下天京后不得不把湘军特别是其嫡系部队大加裁撤。至于留备镇压捻军，他是以保留李鸿章的淮军来铺排的，所谓“裁湘留淮”，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方案。他曾向李鸿章这样交待：“湘军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勘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说湘军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当然不是曾国藩完全的真话。湘军恃功而骄是一种明显的事实，但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决不会真视湘军到这种无用的地步，与李鸿章统下的淮军相比，有这样巨大的劣优之差。他这样说，主要是裁湘留淮的一种托词而已。他或许觉得，推本溯源，李氏淮军也是他湘军的干上分支，藤上结瓜，裁湘留淮，既可以释清廷之疑忌，表示自己的政治退却，又可以保留下能为己所用的兵力，岂不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的事情吗？

然而，当曾国藩并不情愿而又不能不膺挂帅平捻之命，率领主力为淮军的队伍投赴战场时候，他很快觉得以前对淮军抱为己所用的希望错了。事实上淮军并不情愿受他曾国藩的驱使，仍然惟李鸿章的马首是瞻。为此曾国藩软硬兼施，都难奏效，这使他大为恼火，甚至向李鸿章问难：“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皆敝处径自主持”。尽管李鸿章表面认可，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曾国藩尝有“撤湘军事，合九州岛铁不能铸错”的深悔。悔则悔矣，但木已成舟，定局难变。

挂帅平捻难见功效，曾国藩情绪极度消沉，外间众谤丛疑，使他又陷入了如咸丰六七年间在江西战场上的那般窘困之中。不过，此番不是因为有军无权，而是因为已缺少能听己使唤的嫡系部队。至于曾国藩所采取的军事方略，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妥。

曾国藩固然没有对付以骑兵为主的捻军的经验，就从他挂帅镇压太平天国的情况看，军事才略也并不怎么特别突出，与胡林翼相比还要略逊一筹。不过，他用兵有比较稳慎的特点，也懂得因敌制宜的道理。对付飘忽不定的捻军，采取了“以静制动”的方略。利用天险和战略要地，重点设防，另置游击之师，相机追剿。这样，确实比僧格林沁一味尾追的办法要主动和保险。

本来，消灭捻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实施以静制动方略的奏效，首先要能有得心应手的调度，淮军明里暗里的不听使唤，使这一点难有保障。另外，像旨在最后消灭捻军的这样一个总体军事方略的收功，也须待时日，不能操之过急。但当时局外旁观之人，似乎觉得捻军不过是远不足以与“粤匪”相比的“散匪流寇”，曾国藩屡屡挫败，大不应该。言路讦言繁兴，朝廷也动辄苛责，受领帅符后一年多当中，曾国藩竟受到五次参劾，七次上谕切责。

可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曾国藩自己正在极度难堪之际，曾国荃又背着他捅娄子添乱，不啻雪上加霜。事情正是曾国荃弹劾满洲权贵、湖广总督官文。

官文，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五年（1855）由荆州将军升任湖广总督。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期间，最初与官文关系不协，继而改变策略，千方百计地笼络和利用官文，对于他在湖北的顺利施政，乃至支撑湘系势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系的关系开始疏远，不过与曾国藩之间还维持着表面客气的样子。曾国荃在回籍退避了一段时间之后，同治五年（1866）出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公开交恶，竟不与曾国藩商量，自行出奏弹劾官文有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等咎。

曾国藩闻讯大为忧惧，生怕惹出祸端，整日惴惴，甚至占卜以问吉凶。他主动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显然是表明自己不以乃弟的做法为是，并且代乃弟表示让步息事。因为曾国荃的人际关系不好，外间多借此事对他进行攻讦，曾国藩也因此陷入更加被动的处境。

简直是四面楚歌，曾国藩只得铺排引退规避，奏请开缺，甚至要求连以前的封爵也予注销。不久，接到上谕，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挂帅平捻，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时在同治五年（1866）的冬间。

这绝非一次平常的调易职事，而是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湘淮系整体“比重”消长变化，在清朝国家天平上的首次正式称量鉴定并宣示结果。到这一步，是经历了为时数年之久的一个过程。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政势力，是由湘系在发展的特定阶段上分化产生的。正如时人所言，“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说来话长。

曾国藩、李鸿章为长晚、师生的辈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1843），弱冠已过的李鸿章由老家合肥赴京，次年参加顺天乡试得中举人。其时曾国藩正居京官任上，又以文名著称，李鸿章遂投师其门。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得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勇的时候，李鸿章则被派遣回安徽协助团练大臣吕贤基办理团练。

究起这码事儿，还真有几分引火烧身的因素呢。据说，李鸿章做编修，以自己的文字功夫沾沾自喜，短不了为任工部侍郎的皖籍大员吕贤基起草奏章。当太平军从武汉东下进取金陵的时候，作为中间一大关隘的原清朝安徽省城安庆也自然成为其囊中之物。这天，李鸿章在街上遇到了同乡某君，被诘问说：“看你这副悠闲的样子，恐怕还不知道省城失陷了吧？得赶快想点办法呀！”李鸿章一听自然也感到忧急，便怂恿吕贤基上奏建策，吕又让李鸿章捉刀。李鸿章连夜草就疏稿，里边就有派员办团之类的建议。在李鸿章的督促下，吕贤基恐怕也未加细览便呈送上去。

很快，朝廷即命吕贤基回省操办团练。吕贤基事先没有料到此步，他知道这份差事的繁难艰险，很不情愿，但朝廷成命已下，又无法推卸，全家为此忧惧无策，放声大哭，犹逢丧事。正在这个时候，李鸿章前来探听消息，吕贤基怨其惹事生非的情绪一下子冲他爆发出来，大声说：“你祸及于我，自己也别想脱开干连，我奏调你与我同去！”

就这样，李鸿章回到安徽开始了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生涯。不久，吕贤基便败亡。李鸿章坚持下去，大有一副乘机显露身手、力挽狂澜的意态。但他当时地位不显，无权无势，加之书生从武，对军事外行，事情做起来并不能顺心遂意。竭蹶数载，战场受挫，仕途维艰，终觉前途渺茫，遂改作他图。通过正在曾国藩幕府的兄长李翰章的铺路搭桥，他于咸丰八年（1858）底也转投曾国藩幕下。

昔年的师生于今又成主宾关系。李鸿章来曾国藩这里是要借桥过河，做起事来当然卖力。而曾国藩在昔年对这位学生就有所了解，见他经过偌多年的历练更增才干，经理起公文书牍恰当得体，也从心眼里看重。

不过，其间磕磕碰碰的事儿也是不时有的。一方面是由于两人性格上不太相合。譬如说，曾国藩很讲究严肃持重，纵有诙谐幽默也决不为之所溺，平时待人处事，一副深沉庄严的样子和“言必信，行必果”的派头。李鸿章则不但以气态轻慢为曾国藩所诟病，而且因“少诚寡信”为曾国藩所训诫。有记载说，曾国藩有早起用餐的习惯，并要求幕客陪餐，李鸿章深以此事为苦，一次假说头痛不去，经曾国藩三番五次地遣人催叫，才不得不“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终食无言”，食毕，丢下筷子正色对李鸿章说：“既入我幕，有一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弄得李鸿章颇为难堪，以后只得遵从规矩。

另一方面，曾李之间在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上也有不合，有时各执己见，弄成僵局。譬如曾国藩在受命为两江总督之际，进驻皖南祁门，军事上陷入异常险恶的境地。许多人不以入此“绝地”坚扎死守为然，李鸿章也力持这类意见，再三规劝曾国藩。曾氏不听，气愤地说：“你们如果胆怯，可各自散去。”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曾国藩又要奏劾不听指挥打了败仗的部属李元度。李元度在以往曾国藩危难之时曾竭诚相助，又是由曾氏一手荐拔起来，许多人认为曾国藩应该容让些，不要把关系弄僵。李鸿章也是这样与曾国藩争持，并且说：“你若一定要奏劾此人，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则针锋相对地说：“那我就自己属稿。”李鸿章也不让步：“如果那样，门生就将告辞，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曾国藩则以“听君之便”答之。就这样，李鸿章真的一度离开了曾氏幕府。是因为不少人从中劝解，并且，事后思量起来，李鸿章自己也觉得还须依恃于曾氏，而曾国藩也觉得离不了李鸿章的得力臂助，遂主动作出致歉而邀还的姿态，不久，李鸿章又回到曾国藩幕下。

再者，李鸿章毕竟是皖人，与湘籍要员层的一些人物之间缺乏相互认同的地缘基础，各自的排他心理都颇强烈，甚至连曾国荃与李鸿章的关系都很不协和。至于像彭玉麟等人，与李鸿章更是公开交恶。据说，在一次相遇的场合，说话中彭玉麟讥评皖籍人士，李鸿章针锋相对地回击，竟至两人对打起来，“互殴相扭扑地”。

在这种情况下，借机会别树一帜，独立山头，自然是李鸿章所渴望并一直为之努力的。这样机会果真到来了。

自从江南大营覆灭后，湘军成为清朝东南半壁的唯一支柱，其上海地方也殷殷求援于曾国藩。而作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自然也有此“东援”之责。派谁充作援沪主帅？曾国藩开始想到了乃弟曾国荃。可曾国荃正死死地盯着金陵这一可建“首功”之地，不愿他往。并且他出语冠冕堂皇：沪上那地方富足，饷需易筹，而围攻逆都是最为艰巨险要的任务，我怎能舍难求易？曾国藩自然明白乃弟的真实心迹，东援主帅只好另选他人，最终遂落到正巴不得身膺此任的李鸿章身上。

这成为“淮由湘出”的一个关键性契机。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还是作为曾国藩派出的一员部将，但是，李鸿章抵沪后，很快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并扩建成一支相对独立的淮军，军政结合，开府一方，淮系便告初成，并且以迅猛的势头发展。

当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局中，淮军虽说担任了“用沪平吴”的主力，发挥了可观的作用，但这毕竟还只是局部。就全局而言，淮军充当的仍然是配角，主角还在湘军。

及至平捻战事中，情势便有了一个转捩性变化，即淮军反配为主。这，便是促成曾国藩挂帅平捻无功而易帅李鸿章之局的最关键因素。

易帅的这个时候，曾国藩“意甚悒悒”是可以想见的。而李鸿章恰恰相反。壮年新近，野心勃勃，贪求军功，不惮戎马，他把接揽帅符作为独立“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有说，李鸿章不屑于“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而“毅然出告奋勇”。他甚至不顾常规礼仪派员到曾国藩处亟索关防（印信），惹得曾国藩颇为怨恨、恼怒，但又只能隐忍三分，不阴不阳地说：“我以为须当面交付以昭慎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

李鸿章前敌挂帅，当然也说不上马到成功，又经历一年半还要多一点的时间，在其他多路清军的联手之下，才最终把捻军镇压下去。虽说历程艰难曲折，但李鸿章终究是平捻奏功了。

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期间，也为平捻军事的饷需在后方尽了其力。他虽剿捻无功，但还是希望不管在谁手下能尽快把“捻匪”荡平，这符合他们共同的利益要求——不管是“曾家”还是“李家”，“满家”还是“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