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口索食_曾国藩家族故事

“熊”口索食_曾国藩家族故事

曾纪泽作为驻外使臣，外交工作是他的本职。他始则充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后又曾兼任出使驻俄大臣，作为与俄方谈判伊犁问题的中方代表，改订了此前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而这件事，成为他外交生涯中最为显著的业绩。

早在同治四年（1865），中亚细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带兵入侵新疆，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阿古柏与正在中亚地区激烈争逐的英、俄两国勾结，始则依违其间，继而相对地亲英疏俄。俄国为争夺霸权，在同治十年（1871）以“代管”名义出兵占领中国新疆的伊犁地方，声称一旦中国肃清阿古柏势力，便将该地归还中国。它这只是一种虚伪的许诺，据其判断中国是不能从阿古柏手里夺回被占土地的。岂料左宗棠在光绪初年率兵剿灭阿古柏匪帮，收复了除俄国占领下的伊犁以外的新疆原失大片领土。俄国继续“代管”伊犁的借口不再成立，但它又不想将该地无条件地归还中国，而是借端讹诈，中俄之间就此进行谈判交涉。

本来清廷一开始就准备派曾纪泽充当使俄谈判的代表，但随后改变了主意，实际派遣了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参与处理过天津教案，并为此案出使法国谢罪的那个崇厚。这是因为清廷斟酌认为曾纪泽历练不够，不宜派他承当此项重大而繁难的使命。曾纪泽为此很是不满，他与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谈起这事，丁韪良劝慰他说：迫令俄国熊吐出它已经入口的东西，实在是极困难的事，免于承担这一使命，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说不定你会被改派作出驻其他国家的使臣，那岂不更好？丁韪良话中用了“俄国熊”的比喻，真是形象得很，这时中国还没有那幅把俄国画成一只大熊的《时局图》。这位美国人不但风趣，而且还真有点先见之明。果真，在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不久，曾纪泽就受命为驻英法公使。当他抵欧往返于英法两国尽心履行职责的时候，崇厚则在俄国遭受挫辱。

崇厚虽说任三口通商大臣涉身洋务多年，但他实际上对外国情况和近代外交常识的了解相当匮乏，是一个既颟顸自负而又畏洋人如虎惯于屈从的人物，这在天津教案时已有典型表现。可清廷此时还是对此人寄予厚望。启程前后，崇厚大有一副灭此朝食之慨，而一到俄国人面前，被软硬兼施，连逼带骗，他表现得一塌糊涂，最后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间与俄方签订条约。因签约地点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所以史称“里瓦几亚条约”，又因为中方的签押人为崇厚，故又简称“崇约”。其主要内容撮述如下：(www.guayunfan.com)（1）中国收回伊犁，而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等处大片中国领土割给俄国，并将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两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2）俄国可在蒙古及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拓展和增辟由陆路到天津和西安、汉口的通商路线；（3）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增设领事；（4）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五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5）准许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至吉林内地的伯都纳。

消息传到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朝臣中除李鸿章等个别人认为条约既定不能再翻，应予承认和批准之外，大多都谴责崇厚辱国损邦的罪行，主张拒绝承认该约。特别是率兵剿灭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对“崇约”的反对尤其坚决，并且进行与俄国作武力拼争的准备。清廷迫于朝野的压力，拒绝批准该约，并将崇厚革职治罪，定斩监候（缓期执行斩首）。

这是崇厚所始料未及的事情。他回国似乎还表现出几分“凯旋”的姿态。至于在俄期间更自认为有钦差全权，订约事宜完全可以自主，既不主动请示清廷，也拒采择总理衙门的有关意见。这除了刚愎自用的因素外，那就是连起码的有关外交常识都不懂，有哪个国家的与外国谈判的使者可以不听命于本国政府而自行其是？他受惩办自是罪有应得。当然，他最终并没有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与俄重开谈判期间，为缓和与俄方的关系，又将他开释，此乃稍后之事。这时他是被严定了罪名的。

清廷治罪崇厚，拒绝承认“里瓦几亚”条约，中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俄国一方面在外交上向清政府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一方面以武力相威胁，摆出要与中国开衅的架式，其驻华公使甚至做出要下旗回国、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表示。不过，这个时候，俄国对华发动战争的有利条件并不具备，它受着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清廷方面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外交努力，尽量避免与俄国开衅，争取得重新遣使议约。这次使命便落到了曾纪泽身上。清廷是于光绪六年（1880）正月正式任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的。不知清廷会不会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当初曾纪泽获任赴俄使臣，谈判是怎样一种结果，也未可知，我们不是算命先生。

曾纪泽此番被派使俄，在朝内也是颇有争议的。有的人顾虑曾纪泽的名位资历不堪担当此繁难任务；有的人还考虑到曾纪泽已充任驻英法公使，尤其与英国交密，而英俄之间猜嫌又深，俄国会疑其与英勾串，恐多生窒碍，有辱于国；有的人更从他“倾心泰西”、“吐弃周孔”方面提出反对理由。譬如号称“名士”的翰林院庶吉士樊增祥就这样说：

曾纪泽虽曾国藩之子……平日倾心泰西，吐弃周孔，过庭之诫，扫地无余。此次朝廷简命，不过谓其于彼中语言文字粗能通晓，又奉使欧洲，赴俄较近。论其读书嗜古，容非安心卖国者流，特其见解既偏，总谓西人百倍于中朝，西法远逾乎孔教，充此一念，虽使腹地遍布洋商，边陲尽为俄有，彼将视为固然，而不复与之争论，此其为害，何可胜言！

在若辈看来，曾纪泽已背弃了父辈传统，成了泰西的崇拜者，正巴不得将土地、利力拱手奉送洋人了，派他使俄谈判，危害还用说吗？似乎只有坚持抱定夷夏之辨、尊王攘夷“圣道”的人物，才配当此使命，以周孔之教在洋人面前折冲樽俎呢，岂不可笑！

至于说到曾纪泽与乃父办外交的比较，曾国藩虽然是洋务派的先驱人物，可他的外交意识却带着比其儿子曾纪泽要浓重得多的古朴色彩，主要还是从中国的圣贤之道中袭取“锦囊”。而外交实践上，处理天津教案是曾国藩的最大事项，其人办得分明是相当屈辱妥协的。这件事情上曾纪泽虽然也为之极力辩护，并且他对泰西先进的肯定也比其父来得更为直接和充分，可实践证明，在办理外交中他比父亲要刚正得多。这次使俄谈判就不失为典型例证。

对于他的此次出使，曾纪泽的湘人前辈左宗棠抱赞同、支持态度，寄予厚望，并以积极备战来作外交谈判的后盾。那么，曾纪泽自己在受命之际的心态如何呢？可不要以为他踌躇满志，气宇轩昂。在给洋务同道、福建巡抚丁日昌的信中他坦言“心绪尤恶”。这是出于以下的考虑：

夫全权大臣与一国帝王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至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乎！刻下函牍（按：指总理衙门要给他的书面材料）未至，不知其详，不审所任之事，是否犹可措手？纪泽所惧者，入其境而见轻，直无术自列于公使之班，无论商议事件之龃龉也。总署有总署意见，京官有京官意见，左帅有左帅意见，俄人有俄人意见，纪泽纵有画策，于无可着棋之局。觅一劫路，其奈意见纷歧，道旁筑室，助成者鲜，而促毁者多，盖不蹈地山（按：崇厚字地山）覆辙不止也。

噢，原来曾纪泽也深感此番使命的艰难，生怕弄不好复落个崇厚的下场。

曾纪泽对崇厚的充使谈判之事，虽也有所闻及，但并不知道详情。崇厚签约后回国路过巴黎，曾与曾纪泽会面，他也没有细致介绍情况，而只是说“事已了结，十分周妥”。曾纪泽因为自己的权位较崇厚差一截，再说那时的中俄交涉又与自己的本职没有直接关系，也就不便多问。而后，不但国内舆论大哗，而且连英法国家也对崇厚谈判签约之事大加讥笑，这才引起曾纪泽的注意。

不过，清廷对崇厚的惩办，曾纪泽非但没有幸灾乐祸之意，而且有同命相怜之感。他同是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披露了这样的看法：

地山固太怯弱，又牵于私家之事，回华太急，近于专擅，与言路以口实。然全权大臣处事一有不当，即重谴丑诋无所不至，嗣后使臣在外者，更何能开口议事？此亦言事者只观一面，不顾后难之过也。

曾纪泽接着剖白，他在两件事情上正好与一般舆论的观点相左：一是舆论主张严惩崇厚，以表明崇厚所同意订立的约款有悖朝野意旨，这样重新谈判议改条约比较容易；他则认为惩使愈重，辱俄愈甚，改约愈难，因而主张对崇厚从宽处理。二是舆论认为俄国内乱，无暇与中国为难；他则认为，俄国内乱，是因为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多，这样它才愈喜欢边陲有事，借战争来转移其国民的视线，以消纳思乱之民。

即使对支持他出使俄国的左宗棠，曾纪泽也觉得其人的强硬态度，是因取得剿灭阿古柏匪帮的胜利而把与俄国打仗也看得过于轻易，所持也是一隅之见，未尝统筹全局。

并不能因此就说曾纪泽从思想深处胆怯、软弱，而是他作为局内人物，从交涉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作的思考。局外人，旁观者，尽可慷慨激昂地说长论短，但在曾纪泽看来，那只是纸上谈兵，而他要坐到谈判桌前去与俄国熊不但斗勇，且要斗智，任何不切实际的空言高论都无助于谈判的成功。

光绪六年（1880）六月下旬，曾纪泽抵达俄都圣彼得堡。开始与俄方直接接触。到次年正月下旬改订条约签字，他完成使命离开俄都，历时七个月的时间。其间谈判的具体过程颇为曲折复杂，这里不能细述，不妨先把作为交涉最终成果的改订条约的主要内容，与“崇约”作以比较，看看两者之间的不同，在知道曾纪泽这次谈判较原先争回哪些权益的基础上，再分析一下之所以能够如此的主客观因素。

改订条约取消了割让特克斯河流域的内容（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的若干中国领土仍划失）；免去俄商可到西安、汉口通商的规定；取消准许俄人沿松花江行船到伯都纳的条款；俄商在天山南北两路贸易改“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俄方可在中国增设领事之地由原定七处减为嘉峪关、吐鲁番两处。这些属于争回的权益，但改订条约的对俄赔款数额较“崇约”更为增加，为九百万卢布。

可以看出，改订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这在当时是注定了的）。虽说个别条款（如赔款）丧失的权益比“崇约”还要大，但从总体上看，是较“崇约”争回了相当一部分权益，特别是领土方面。之所以能够如此，需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寻究原因。

从客观方面看，俄国当时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着相当的困难。它刚刚结束对土耳其的战争不久，虽然战胜，但战争消耗在所难免，况且消化赃物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尤其在欧洲国家的外交争逐中，俄国陷于极其孤立和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伊犁问题对它来说就不是一个非要死力拼争甚至不惜诉诸战争的焦点。甚至，它本来没有想到，与崇厚谈判中能那么轻易地就获得偌多权益，对它提出的准备中方打折扣的高价，崇厚竟几乎是价也不还地接受了。在中国对“崇约”激烈反对的情势下，俄方既然同意重新谈判议约，那么，自然作有比“崇约”条款有所让步的打算。而中国朝野反对“崇约”的声势，特别是左宗棠等人切实的战备部署，无论曾纪泽的感觉如何，而实际上是作了他谈判的后盾。这些，为他不致成为第二个崇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

从主观方面说，曾纪泽也的确比崇厚显得刚正和高明许多。一则，他有着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的强烈责任感；二则，他具有较高的外交知识水平和谈判的策略艺术水平。他的谈判对手最后说过这样的话：“此次商改约章，实系最难之事，而贵爵（按：指曾纪泽）商办此事，竟成厥功，具见贵爵才智兼优，能办大事，曷胜钦佩！”又说：“以贵爵才智，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这并非全系出自外交辞令的客套，对方确实觉得是遇上了一个比崇厚难对付得多的对手。从谈判过程看，曾纪泽确实表现出既着力坚持原则，又能灵活机动，随机应变，能够做到把握主次宏纤，分别轻重缓急，刚柔互济，有利有节。不妨举几个情节来看。

谈判开始，俄方仍摆出坚持“崇约”毫不相让，如中国不予认可，便要诸诉武力的强硬姿态。曾纪泽审时度势，针锋相对，宣称：“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获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余年亦能支持，想俄国不能无损。”试想，若是一开始就被俄方的下马威吓住，往后岂不更要步步被动，着着失棋？

俄方以中国惩办崇厚和备战为由，指责中国没有和谈诚意，曾纪泽则反击说，贵国不是早已经有派兵船摆出与中国打仗架式的事吗？这岂算是和好之意？相好之国，有借兵船之势以定约章的吗？他又针对俄国向中国索取兵费“赔偿”的事端说：“设使中国未曾调兵，则贵国派兵船到中国，显系无理之事；若因中国备兵设防，俄国乃亦备兵设防，俄国向中国索赔兵费，请问中国所费兵饷，又向何国索偿？”

谈判桌上，风云变幻无常，或阴云密布，雷鸣电闪，这是明显的剑拔弩张；或和风细雨，温煦如春，这则是绵里藏针的“阴柔”战术。根据需要调节气氛，是一种很重要的谈判艺术手段，这要看你能否有合适的态度表现和辞令。在这方面，曾纪泽是能运用得比较自如的。譬如就否定“崇约”这一很严肃的话题，他却以颇显轻松的口吻打了这样一个比喻：“一张白纸已涂了墨，现中国另换一张纸写字。”当俄方坚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胶着时，曾纪泽笑言：“有许多事原无妨碍，而不知事理之人，只看面子。譬如吃咖啡时，或有先放牛奶，后斟咖啡，在明白人视之，原无分别，然拘执人见之，即以为大谬不然矣。”说得俄方代表也不由得笑了，气氛显得轻松了许多，这当然便于打破僵局，商谈下去。

总之，曾纪泽此番与俄交涉改约，是他施展和表现外交才干的典型事体。最终，使得“俄国熊”把已经吞到口中的东西又吐出一些，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