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泳”之境_曾国藩家族故事

“涵泳”之境_曾国藩家族故事

在这一篇中，我们专述曾国藩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体会，来教导子弟读书的方法、意境。

“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这是曾国藩“八本”诀中的头两项，讲读书作文的要领，可知曾国藩对训诂和音韵的重视。不过，这并不能概括曾国藩的整体学术观。打个最浅显的比喻，就如同三两株树木不等于整个林子。

要说，曾国藩学术观的整个林子，可不是很容易一览无余的小园地，在这里只能依稀看个轮廓，随手就便扪摸几棵树木而已。

世间的诸多事情都能分派归类，学术领域也不例外。说曾国藩是近代桐城文派的重要人物，大概不会有人摇头。所谓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上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化流派，因为其前期的三位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籍，故以其籍地名其文派。在这三个人当中，生活于乾隆盛世的姚鼐为后起而集大成者，曾国藩受其影响也最大。他自己曾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www.guayunfan.com)不过，曾国藩对桐城文派的观点并不只是原样继承，而是因时制宜地改造和发展的。譬如说，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应该说，这对于比较全面地揭示文章要素以及观点、材料、形式三者统一的关系，是很有价值的贡献，之于宋学家空言义理和汉学家繁琐考证的两种极端偏弊也颇有针对性。曾国藩在继承的基础上，又特别加进经世致用、经邦济世的所谓“经济”内容。并把它融入“义理”之中，这样就使得“义理”包含进更丰富的、贴近现实的内容，防止桐城文派在发展上流于空疏。

治学，并没有成为曾国藩一生中的主业，但一直算得上他生活中的要项之一，即使在繁忙的军政生涯中，他也不废读书问学。咸丰九年（1859）新正，在军旅中的曾国藩回顾起自己的读书生活，也挂心于后辈的为学之路，想一方面对自己治学的体会认识进行一番清理总结，一方面对后辈的学习之道指点门径，于是选择所谓古今“圣哲”三十余人，让儿子纪泽绘其遗像，自己则作《圣哲画像记》一篇文字，藏之家塾，以供后辈读书时依傍，不致在浩翰的书海中茫无所择。

曾国藩对所选“圣哲”三十二家三十三人（程颢、程颐兄弟一家两人），按照姚鼐对学问之途划分的义理、考据、词章三者进行了分类，认为像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还有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这样的大才子，不能仅仅将其归于某一方面，他们是综合性、全面性的人物。至于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是以德行而兼政事，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朱熹主要是在德行，他们八家都归于义理一类，显然其中已包括进了“经济”内容（“政事”典型属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划入词章类。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则归于考据类。

由此可见曾国藩学术观的大概。而从曾国藩对儿子纪泽关于读书内容的一次具体教示，则可见更简要些的轮廓：

自“五经”外，《周礼》、《仪礼》、《尔雅》、《孝经》、《公羊》、《谷梁》六书自古列于经，所谓十三经也……十三经外所最宣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恨未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姚鼐）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凡十一种，吾以配之五经四书之后。

将这样一个读书“配方”与上述三十二家的“菜单”相比，删减之外也有增者，自有一定互补性。曾国藩在茫茫学海中划出了这样的“要区”。至于学习的要领，他强调要做到“三有”：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在具体方法上又有其特别强调的两“诀”。一曰“耐”字诀：

读书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

二曰“专”字诀：

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若经史之外，诸之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韩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之间，除昌黎之外，更无别书也。如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挨他集，亦专字诀也。

在曾国藩看来，“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劳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不如“老守一井，力求及泉”。意思是说，与其泛涉皮毛，不如求取专精，在此基础上，达到举一反三，由约及博的境界。

强调为学的专精，但决不意味着只求拘泥呆板地守此一法。曾国藩也十分注重因事制宜，灵活变通。譬如，他对读书、习字、作文就有这样的见解：

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误一不可。

因人制宜地指导读书治学，这也是曾国藩所注意把握的。像对儿子纪泽，因为他小时患病，影响身体，记性不佳，曾国藩便总是嘱其读书不要贪多求急，应循序渐进，重在理解文意，不强求硬背，这对自小开发纪泽的悟性的确很有好处。

抓关键环节也是曾国藩的治学之道中的要项。就拿他强调的“诗文以声调为本”来说，用他自己的这样一段话便可作个很好的具体注释：

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蜜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笔下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锻诗未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功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便能天籁人籁凑拍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声调”之于诗，当然只是形式的东西。而体裁本身，就是一种形式，要有其一定的规范性要求，离开了这种规范，也就谈不上文体分别了。曾国藩重视诗的“声调”，并不意味着轻视诗的内容。扩及其他文体也是一样，他主张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就是“道”与“文”的统一，而反对“崇道贬文”的偏颇。他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说：

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周濂溪氏（按：指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远行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

他这是借周敦颐讲的“文以载道”来阐说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道”固然重要，但要有“文”来载之，那种只求“明道”而不必究其“文字”的主张，就好像拉载东西而没有车子，到底要落空。要把思想见解（“道”之属）传播开去，并让后世知道，“虚车”乃至“无车”显然都不行，需要及早准备“坚车”。这自然很有道理，出自《左传》中的古训不是就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吗？

曾国藩自己读书，教子弟读书，最最重视的恐怕还是意境。咸丰八年（1858）八月初，他在写给儿子纪泽的一封信中，针对其读“四书”无甚心得的问题，谆谆告诫其读书要做到“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讲的就是意境问题。所谓“切己体察”自是联系实际，有切身体会。于此，曾国藩列举自己以往读书的经验事例来启发儿子。他尤其把“虚心涵泳”作为要点难点来阐释，巧用比喻，深入浅出，让儿子体察其意境：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于）表。

曾国藩把“涵泳”两字拆开来解，以春雨润花、清渠溉稻而又水量适中使之浡兴的情境比之以“涵”，以鱼跃于渊的活泼快乐、人濯足洗浴的舒适惬意来解之以“泳”。联系起来体察，主旨在于：读书深入进去，悟其道而晓其理，就不会是一种苦境，而是能滋润和快慰身心的事情，也只有进入这种境界，才能在书之蕴涵的海阔天空自由翱游。

这是一种“读书乐，读书之乐乐无穷”的境界，也是一种“心融神会，默与契合”的境界吧？

读书写作是如此，习字也是如此。

曾国藩居京期间，与湘籍学人、书法家何绍基（字子贞）交游，两人常讨论书法问题，见解十分投合。曾国藩的一些看法常得到何绍基的称道，说他对字学真知大源，这并非尽属溢美之词，曾国藩对书法也的确能从一种高深意境上去体会。譬如他曾说：

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两卦。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此即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

这样以乾坤礼乐之道来理解和阐释书法，所着眼的不是具体的一法一式，而是上升到哲理的宏观层面，追求的是达到一种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意境。并且与修身养性融通起来。当然，并不是说曾国藩就不重视习字的具体方法，恰恰相反，上述宏观意境，最终要落实到习字的具体方法上。

譬如他强调“凡作字必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否则便会“局促不能远纵”。并且又强调“体”“势”相匹和点、画、体、势的结合，说是“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显然，这里所说的势更不仅仅是某笔画和单字的气势，而是整体篇章上的一种意态。他又悟得“节”、“势”配合的要领，有谓“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所谓“节”，似指运笔顿挫而致的“关节”。

就书法的气势而言，曾国藩很欣赏“沉雄”，就是“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蹄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但又不是要生硬求势，认为应“寓沉雄于静穆之中”，“贵有自然之势”。

曾国藩又把书法的宏观要领概括为“用笔”和“结体”两端，旨在解决“间架”问题。咸丰九年（1859）三月间，他写给纪泽的一封信中，针对此儿习字在“间架”上的缺点以及自己的经验教训，说过这样一番话：

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有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缺间架功夫。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至于一些具体笔法，诸如“偃笔”、“抽笔”、“藏锋”、“换笔”之类，曾国藩也都研讨得很细致，有切身体会，并时常与诸弟和儿子们通过各种方式切磋。这里只举他居京期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初十日与国荃通信，教其“换笔”之法的一例。曾国藩这样说：

换笔，古人每笔中间必有一换，如绳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换则第二股在上，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笔尖之着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笔用。起处东方在左，西方在右，一换则东方向右矣。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中常觉其方。一换而东，再换而北，三换而西，则笔尖四面有锋，不仅一面相向矣。

平时，曾国藩自己经常习字和琢磨，有时睡不着觉，对字法可揣摩得出神入化，灵感忽发。他挂帅平捻期间的同治五年（1866）四月里，游完岱庙回到济宁军次，居处“欢迎”这位大帅的是蚤、虱、臭虫之类的小动物，一连几天，他被咬得难以入眠，满身奇痒，肿起一个个包，“大者如桃，小者如豆”。他也奇怪“何以毒气甚重如此”，命人搜查，结果这天夜里捕着了一蚤四虱，次日白天在床铺又搜得“大臭虫四五，形扁而润，比寻常臭虫大至倍许”。人们告诉他说，这是去冬蛰伏之虫，今年新出，所以饥而悍也。对此“凶犯”的处置，曾国藩的日记中没有留下原始记录，想来他未必有佛家“不杀生”的那般慈善境界，处以“极刑”无疑，因为害得他是太痛苦了，甚至“不欲治事”。而在这种情况下，夜间不能入睡时他还悟古人用笔之法，灵感光临，得“龙作潜身戏海水，鹰揩倦眼搏秋旻”的诗句，并且记作“戏为”，更见其雅兴之高。

由于曾国藩平时的影响和督导，诸弟和儿辈皆重视书法，这甚至也形成一种家风传延，代有其人，譬如曾纪鸿的儿子曾广钧（其人的情况详后）书法上也很见功力。从曾国藩算起，曾门祖孙三代被有的书学史中列为书法家的就有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曾广钧四人。有人具体评论说：

国藩平生博习穷擅，未尝少懈，欲合刚健婀娜以成体。然秉性凝重，笔亦随之，故终以凝健胜。国荃专意率更，腕空笔实，方整有疏宕之美。纪泽书功最深，所资亦最博，惟笔力稍弱，不能副志。广钧书宗率更，稍参北碑，以廓其势，遒整方峻，晚而益和。

曾国藩为学之面已算比较宽泛，他督导子弟有的放矢，在有些内容和方法上颇为具体，但更重在学风的培养和意境的陶冶，也并不要求子弟萧规曹随，在其后亦步亦趋。他对自己学问上的缺陷也有自知之明。咸丰八年（1858）八月间他给纪泽写信，言及自己为学方面的三耻：

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他鞭策儿辈要雪此三耻，弥其缺憾。

结果儿子们如何呢？这里姑且打住，答案留待后面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