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刚与叔拙_曾国藩家族故事

侄刚与叔拙_曾国藩家族故事

完成了与俄交涉改约的使命，曾纪泽接着又涉身为时数年的中法交涉。这一次，他仍然是竭尽其力，苦心孤诣，但留下的却是失败的记录。

人们知道，在19世纪80年代前半叶，中国与法国之间进行过一场战争，其导火索是越南问题。历史上中国与越南之间有着一种古朴的宗藩关系。越南名义上作为中国的“藩属”，其国王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要派贡使定期到中国京城“朝贡”。其间所讲求的主要是一种“名分”，中国对越南的实际政务并没有多少干涉，并且中国要承担保护其安全的义务，这与近代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国处心积虑地要夺取越南作为它的殖民地，并且藉以作为跳板，谋求从南境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早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就用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成它的殖民地。随后，它又蓄谋向北推进，这样，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升级。

以驻法公使作为职事之一的曾纪泽，以他的外交敏感性，较早地关注到越事问题。他在与俄国进行谈判期间，听到法国有向越南增派军队的议案，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约见法国驻俄公使，力言越南受封于中国朝廷，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向法国方面提出抗议和警告。结束与俄谈判后，他回驻巴黎，又直接照会法国外部，申明中国政府对法越之间缔结的条约不予承认。因改订中俄条约，中国和曾纪泽本人外交声望有所提高，曾纪泽在乘势与法国交涉越南问题时，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刚严”之态。而法国方面并不买他的账，针锋相对地否认越南为中国藩属，而认其受法国“保护”，法国要按法越间的条约行事，不要说南圻，即使北圻，一切问题也都与中国无关。

这使得曾纪泽意识到，单凭交涉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必须示以自己的军事实力，震慑法国，作为外交的后盾，光绪七年（1881）八月间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这样说：(www.guayunfan.com)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舰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致于剥肤噬脐之悔。法人内慑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似是一好机会。

曾纪泽还就越事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这些建议虽然并没有被清廷认真采纳，但在曾纪泽和其他一些于越事问题上主张采取比较强硬态度的官员们的督促下，清廷在军事方面也作了些相应的布置，战备、议和双管齐下，所谓“以理谕之，以势遏之”，“两者交相为用”。但是，这也并未能使法国在侵越道路上放慢步伐。

外交途径分为两支，一是由中国有关官员在国内与法方委派的代表进行交涉，再就是由曾纪泽直接与法国外部交涉。

在中国国内与法方代表谈判的主角是李鸿章。从权位方面说曾纪泽远不能望其项背，从外交态度上看两人也有明显不同。所谓“和戎”是李鸿章一贯的外交方针，他对曾纪泽所持的比较强硬的外交态度颇不以为然，并且不无成见。中俄改订条约成为既定事实之后，本来就不主张废弃“崇约”的李鸿章，在一些场合对曾纪泽的成功也不得不说几句夸奖的话，但私下又念这样的风凉话：“改订条款无足轻重，曾纪泽所争者与中国并无实济，士大夫之愚惑，朝廷之无人，亦可笑矣”！此时中法交涉，李鸿章对曾纪泽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不以为然，逐条驳斥，坚持的是委曲求和的外交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方面当然愿意与李鸿章对谈，而故意搪塞和冷淡曾纪泽，这使他在法国的外交努力屡屡陷入僵局。

光绪八年（1882）冬间，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进行谈判，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要点是以中国撤军为先决条件，法国可同意与中国划界分别保护越南。若比较曾纪泽原持定的意见，这中间李鸿章已作了不小的妥协让步，但即使如此，法国方面对这个协议一开始就未必抱有诚意，而是有意以之来麻痹和束缚中国，以利于己方的军事部署。很快，随着法国内阁改组，由被公认为“狂热的殖民主义者”的茹费理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一贯藐视中国而主张对华强硬的沙梅拉库任外长，他们不满前任政府对越事政策的“迂缓”，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针，断然否决宝海与李鸿章达成的协议，并撤消了宝海驻华公使的职务。

李宝协议的告吹，使得李鸿章更陷入了朝野责言繁兴的被动地位。曾纪泽认为李鸿章本来就受了法方的欺骗，这当然是为自己的“刚严”外交张本。然而，面对法国新内阁，曾纪泽以刚对刚，处境也愈发难堪，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能不考虑有所变通。

李鸿章并没有因李宝协议的废弃而退到谈判场外，几个月后，他又与法国驻日公使被特派来华作为谈判代表的脱利古进行对话。脱利古本来就是法国“主战派手中的一个柔顺的工具”，他与李鸿章一开始接触就表现得十分骄蹇强硬，声称“此非辩论之时，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后来，又兼施阴柔的诱骗伎俩。李鸿章虽然惯于隐忍，但对脱利古的意图还是看得清楚的，他也不能随意退让。谈判前后进行了数月之久，最后以破裂告终。脱利古返驻日本，巴德诺充任法国驻华公使。

在李脱谈判的同时，曾纪泽在巴黎与法国外部直接交涉，就结果来看，也同样是陷于失败。曾纪泽这时也已经放弃了当初否认法国在越一切侵略权益的主张，而退让到持中越分界“保护”越南的建议。这时他虽然坚持认为“越南久列藩封”，中国对越南有“上邦之权”，但已只不过是一种虚而不实的外交辞令。他甚至向新闻界宣称，只要法国公开承认中越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那么法越间前订条约“中国似皆可准”。随后，他又提出更为具体的解决越事问题的条件转达法方，虽说仍为法方所拒绝，但从此时曾纪泽考虑的可允的最低条件看，与李鸿章在和脱利古谈判中所坚持的条件已没有原则性差异。

当然，曾纪泽这时的退让是很不情愿的。他认为：这是国内的主和派干扰的恶果，如果都像他当初主张的那样，一方面在外交上持强硬态度，一方面切实备战示以不作退让的决心，法国也不敢如此得寸进尺。但木已成舟，他也无力回天，只能通过新闻渠道进行摇惑其绅民的宣传工作，寄希望于敌廷内讧而更换执政。没有任何有把握的办法，故发出“一腔愤血，何处可洒”的感慨。在李鸿章与脱利古谈判期间，他写给主张切实备战的左宗棠的信中，就这样倾述：

李相（按：指李鸿章）与法使特力古（按：即脱利古）议越南之事，闻尚未有头绪。此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既屡下越城而有倖心，又自丧其良将而有怒心，则法人虽欲缩手而不能。吾华兵力不足御敌，既无把握，则虽欲不让而不得。纪泽不见礼于敌廷久矣，一腔愤血，何处可洒！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政府如换新人，商事或当稍易，所谓无聊之极思也。无才消弭此患，而望借敌廷之内讧以乘机了事，又岂能有把握者！

为了鼓动法国绅民来倾其现政府，也是为了外交上继续抗争的需要，曾纪泽十分注意搜集法方有关情报，甚至收买外国人充当谍报人员进行刺探，可谓煞费苦心。同时又努力争取英美等国的出面斡旋，也未奏效。当然，这前后他在法国也并非完全断绝了外交途径，仍与法国政府保持接触，不失时机地进行交涉，并且态度上仍尽量保持“刚严”，不取柔、忍、让的鄙姿，不屈服于法方的淫威。譬如，一次他与法国外长沙梅拉库晤谈，因强硬地坚持己见，不作让步，沙梅拉库大怒，以笔抵案，威胁说法国将与中国决战。曾纪泽亦不示弱，声色俱厉地回答：“中国未曾远至他国与之作难，倘他国欺压中国已甚，中国亦必有办法！”晤谈陷入僵局而告结。

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中旬，以法军向驻越南山西的清军发动进攻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此前的外交努力宣告失败。但在李鸿章等人的影响下，寻求停战求和的意见很快又在清朝统治层占了上风。特别是李鸿章通过前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中介，与法国舰长福禄诺秘密接触，探求“议和”的可能途径。而这时，曾纪泽则为自己实筹战备以阻难法国的愿不得遂，当轴者惧战反酿成不得不战的被动形势而深感遗憾。

在曾纪泽看来，既然已经开战，就不应该再轻易妥协苟和，应与法国在战场上周旋到底，不要轻允法国的无理要求。在他与法国当局的外交已陷于破裂的情势下，便利用新闻媒体，大造讥讽和指斥法国的舆论。他在致德国报纸的函件中，公开将中国方面在越南山西的败绩，与普法战争中色当一役法皇被掳、法军全覆的大败相对言。法国朝野认为这是对他们国家的莫大侮辱，掀起驱曾的舆论浪潮。福禄诺甚至以把曾纪泽从驻法公使任上调离，作为议和的前提条件提出，声称曾纪泽一日不调离，法国即一日不与中国议商越事。

李鸿章本来就对曾纪泽在中法交涉中与自己的抵牾不满，把曾纪泽看作议和路上的绊脚石，正巴不得搬开，这时借助法国的要挟，怂恿清廷答应法国的要求。清廷于光绪十年（1884）四月正式撤消曾纪泽的驻法兼职，改以翰林院侍讲许景澄为出驻法、德、意、荷、奥等国公使，未到任前，驻法公使一职由驻德公使李凤苞兼任。至此，曾纪泽便被排挤于中法交涉的事局之外。虽然暂时还保留驻英、俄公使职务的他，并没有完全隔绝对中法外交问题的参议，并且在争取他国调停等方面继续着他的外交努力，不放弃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场合，伸张中国的正义，揭露和谴责法国的侵略行径，但由于驻法公使之职的撤消，他所能发挥的作用自然就更为有限了。

就在曾纪泽被撤消驻法公使之职的当月，李鸿章在天津与福禄诺订立《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也称“李福协定”），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并声明将北圻清军撤回边界（尚未明确时限）。这个条约的屈辱妥协性是明显的，甚至连有的主和派人物也始料不及，舆论哗然。这给了“主战派”一个反击的机会，他们纷纷指斥李鸿章失节辱国。清廷对主战舆论不能置若罔闻，姿态也有所改变。

法国方面则乘势进逼。于“李福协定”订立一个多月后，强行向北推进接收谅山，在北黎观音桥挑起衅端。李鸿章这时处境更加难堪。与福禄诺所签订的那个协定不但妥协太甚，并且也确有如清廷所申斥的“办理含混”之处，给法国制造衅端进行讹诈提供了借口。连法国方面也敏锐地觉察到，李鸿章“显出惊慌的样子，恐怕这是在北京得到胜利的反对派的成绩，而李已不再是事态的主持人”。李鸿章此时确实一度被置于中法交涉的事局之外，而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则被推上了与法交涉的前台。

曾国荃此时年已花甲，他自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后一度回籍休养，后出任湖北巡抚，因镇压捻军不利和官场失意再度称病退职。光绪初年相继授陕西巡抚，升河道总督，调山西巡抚，又升任陕甘总督，再度称病归养，复出后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春署礼部尚书，旋调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很快实授。可见，这些年间他屡隐屡出，并且职事多变。自打此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职，才算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其兄曾国藩生前不就是从两江总督起任疆吏并且最后卒于其位的吗？淮系北洋、湘系南洋的格局从七十年代伊始基本奠定后多年维持，曾国荃亦属“南洋”之一任。此番他是在“北黎冲突”（也称“观音桥事变”）发生后不日被清廷任命为全权大臣，赴上海与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从而涉身中法交涉事局的。

对于“越事”问题，曾国荃这几年来也时有献议，但并没有什么主见和高见。他与远隔重洋的侄子曾纪泽之间，倒也时有函件往来，相互通报信息，互述衷肠。譬如曾纪泽在被撤消驻法公使之职，又得知“李福协定”签订的消息后，曾写信给曾国荃说：

自巴黎来英，意兴恶劣，手颤难于作字……吾华闻法不索兵费，遂将全越让之，且云中国南界亦由法人保护，后患何可胜言……侄于公事则一腔愤血，寝馈难安；至于私情，则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侄留巴黎，而吾华订此条约，侄亦无可如何，而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将侄调开乃订此约，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此李相之见爱处也。

侄子空怀一腔愤血，志不能遂，但刚严之节未尝丢。叔父身为封疆大吏，对事局也未显有帮助，而此次身膺与法国谈判的全权大臣，更是表现笨拙，缺乏起码的应对能力和谈判艺术，连他自己也承认“舌战实非所长”。

本来是法国方面蓄意挑起北黎冲突，制造衅端，它却又反诬中国方面破坏协定，大肆讹诈，要求中国火速撤军并于京报声明，赔偿法国至少二亿五千万法郎，提供履行“李福协定”的担保。早在清廷授命曾国荃为谈判全权大臣之前，法国驻华临时代办谢满禄即将上述要求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总理衙门提出，限期照办，声称否则“自取押款”。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将军舰调往福州和基隆，意在武装占领这两个沿海口岸并在此征收关税作为担保。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曾国荃被推到谈判桌前，一副茫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法方把中国允付巨额赔款作为进而商谈其他事宜的前提条件。按清廷的授意，则当拒绝答应付这毫无道理的赔款，曾国荃再三向法方乞求，法方声称赔款可减不可免，如果清方能痛快地答应，可减少五千万法郎。表面上置身局外的李鸿章，窥及曾国荃的穷蹙，乘机怂恿他勿以廷旨为限，而“当相机为之”，说什么“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法国）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曾国荃竟听从此议，擅自答应给法方“抚恤”银五十万两（合三百五十万法郎）。巴德诺以数目太少直斥为笑柄，而清廷闻讯则对曾国荃严旨申饬。

法国方面一面坚持勒索赔款，一面诉诸武力。六月中旬，法舰进攻台湾基隆，清廷乞求列强调停难以奏效，李鸿章乘机怂恿清廷接受赔款议和条件，说是不然战后亦必赔偿，而且为数更巨。慈禧太后六神无主，召光绪帝的父亲奕譞哭诉：“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譞对：“可以打。”慈禧说：“打就打到底。”她又召见诸大臣商议，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许久无人发言，最后还是老臣左宗棠（他当时在京）出来说话：“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慈禧太后含泪表示左宗棠所言为是，遂命罢朝。

在这种情况下，外界认为“李鸿章地位甚为危险”。其实，李鸿章在对法战和的棋局上仍是一只举足轻重的大车。身陷谈判僵局的曾国荃等迫不及待地请求清廷让李鸿章出来收拾局面，有言“转圜”之事非李不能了。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法军于七月初在马江突然袭击福建水师，炮轰船厂。清廷这才迫不得已地下诏对法宣战。其实，人家早就与你开战了呀！

以后的战和事端还颇为复杂曲折，曾家叔侄与之也不无一些直接间接的联系，但他们所充当的已非攸关大局的重要角色，故而略去不述。至于中法战争的最后结局，那是一种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奇局”，只要略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当也知道。对此，曾家叔侄都同样是无可奈何。而从上面述及的他们在有关事体上的表现看，侄“刚”而叔“拙”的对比不是颇为明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