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名人故事 家难与“国变”之间_曾国藩家族故事

家难与“国变”之间_曾国藩家族故事

时间:2023-07-31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家难与“国变”之间_曾国藩家族故事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对于曾家来说是个并不平常的日子。要说,仕途之上,曾国藩这些年算是出奇顺当了。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地方,突然匆匆赶来的信使,报知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已于六月十二日去世。曾国藩闻讯感到犹如五雷轰顶,又悲又惊。八月十二日,曾国藩赶到了武昌。江家与曾家常有交往,很顺当地成了这门亲事,曾麟书十八岁那年完婚。

家难与“国变”之间_曾国藩家族故事

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对于曾家来说是个并不平常的日子。

这天,京城里的曾国藩接到谕旨:“江西主考官,着曾国藩去。”寥寥十个字,却让他遂了一大心愿。

屈指算来,自道光十九年(1839)返京后,至今已有十四个年头,曾国藩一直没有回籍省亲。这中间,祖母、祖父先后去世,都未能奔丧,在京寓请假设位成服而已。要说,他曾到四川主持过一届乡试,但那次没有能够顺便回乡。再谋取相宜省份一个乡试考官的差使,完差之后返程中能回乡省亲一次,公私兼顾,一举两得,这在他心头盘算了已有四五个年头。他下决心,如果不能如愿以偿,最迟挨到甲寅年(1854,咸丰四年)母亲七十寿诞的时候,即使“负债累万,归无储粟”,也断断不顾了,一定要专程回籍一趟。

要说,仕途之上,曾国藩这些年算是出奇顺当了。由翰林迁至侍郎,官秩二品,不光让同年同僚们眼热得要命,就是自己也很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甚至有点莫知祸福的担心。于是,惕厉有加,奉公尽职,守廉戒贪。正因为如此,仅靠薪俸,除去免不了的应酬开销,日子过得还真是紧巴巴的,甚至时常有千八百银的债务。若是专程回乡一趟,不用说他这个级别的官员需亲自向皇帝请假,具折难于措词,即使奏请得到允许,光筹措盘费开销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这次奉差江西,若由该省的袁州取道回乡,至多不过十来天的路程,岂不两便?(www.guayunfan.com)于是,曾国藩除按照惯例上了奉差的谢恩折,又附一专片,奏请完差之后赐予二十天的省亲假,顺利得到批准。他自然十分欣喜,匆匆收拾行装,当月二十四日便驰驿出都,奔上了南下的路程。

正当酷暑季节,今日烈日炎炎,明天雷雨大作。这一程风尘滚滚,那一程泥泞不堪。又是跨河,又是越岭。路途够辛苦,曾国藩的心绪却很好。一路上,观光自然,体察人文,在旅店歇息下来,和随行人员谈天说地,与来访的当地官员讲论政情民俗,有时遇上投机的故友,竟彻夜长谈不眠。

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地方,突然匆匆赶来的信使,报知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已于六月十二日去世。

曾国藩闻讯感到犹如五雷轰顶,又悲又惊。啊!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去世的日子正是自己接到被派任江西乡试主考官上谕的同一天!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老天的有意安排?苦思苦盼多少个日日夜夜,本想不日就能回到故乡,见到双亲,怎么竟生此变故?

无论如何,官差是不能去完了,要立即改道奔丧。妻儿还在京都,对那里的事情也得有个安排。于是,赶紧给年仅十四岁的儿子纪泽写信。铺开素笺,哀痛自责的思绪情不自禁地流诸笔端:

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我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销减之处!此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

他一边写着信,一边盘算着自己的行程。从小池驿向西南行两百来里便可转长江水路到武昌,这段水路大约五六百里,从武昌到长沙先水后旱不过千里,从眼下算,至多用二十几天就能赶到家了。可是,途中若遇上“长毛贼匪”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心头不禁猛地一沉,悲思中又涌上一股仇恨的冷流。在他出京之前,就听说这股“贼匪”进入湖南的消息,他们继续北上,极有可能阻隔自己的回乡之路啊!

八月十二日,曾国藩赶到了武昌。听到湖南方面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匪情”正急。当时太平军正在围攻省城长沙,四周的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他只好在武昌暂住下来。可以想见,曾国藩会多么焦灼难耐,他只在这里住了两夜,便于十四日决然启程南下。先到岳州,避走长沙,而转经湘阴、宁乡,终于在二十三日踏进了家门。

哭天抢地,哀痛万分是自然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就有“痛哭吾母”之言。一个“痛”字,全都有了。

先把母亲的棺柩厝置,待后再正式安葬。有关事宜办得顺当也“整齐”。本也不想铺张的,连县城各官一概不请,但借端主动前来联络攀结的不会少。发引次日宴客,八人一席,共接待了二百六十席,算来达两千多人,单“至亲契友”恐怕不能有这么多的。

曾国藩自己倒有这番真心实意:既然在家居丧,就要全守乡间的样子,不掺半点官宦习气。他身边不带一个仆人,随行而来的打发返回北京。

人去屋空,曾国藩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却久久萦绕心中。

说来,曾国藩的母亲是一个很平常的女人。但也正像每一个平常的女人一样,都可能有各人的“不平常”经历。

她是湘乡兴让八都道常恬地方江氏的女儿。据说,江氏祖茔在仙人山,地仙示知,此山仙人乃处女,谁家葬得了九代要“洗女”(让女孩死掉),不然不发本家而只发女儿婆家。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出生后,父亲将她丢在床下,当时正当十一月的寒冬天气,是要把她冻死。不想过了大半夜,女婴仍然活着。父亲又端起一片石磨去压,突然女孩哇的一声大哭,惊得父亲手中的石磨滑落,没压上孩子,反砸了自己的脚。父亲心软了,把她留了下来。可怜从一落胎就差点丧掉性命,但终归活了下来,因此从小落了个“怜妹子”的称号。

江家虽算不上名门豪族,不过,世代以耕读为本,家门忠厚,乐善好施,在山乡也算上露头露脸之家。“怜妹子”长得容貌秀丽,但全不染脂粉习气,一副农家女儿的派头,自小学纺花绩麻,烧茶煮饭,甚至连种菜喂猪都要干,勤劳节俭,很受邻里夸赞。

江家与曾家常有交往,很顺当地成了这门亲事,曾麟书十八岁那年完婚。妻子比丈夫大五岁,过门之后恪守夫家家规家训,勤俭有加,孝敬长上更是殷勤备至。公公晚年长期卧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从不懈怠。在一个上有姑翁下育多子的大家庭里,一切家务做得井井有条,是一个出色的好内勤。

作为一个母亲的伟大,也许正是见于日常的琐事之中。多少年后,先考先妣改葬墓地,曾国藩书写墓表,关于母亲之事,这样记述:

江太夫人为湘乡处士沛霖公女,来嫔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僖爨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缕寸,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太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亦或谐语以解劬苦。

这些自然算不得惊天动地的大业。但能创造惊天动地大业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平常的母亲所生所养?这个一辈子没有走出山坳的母亲,就生养了一个不只忧家,而且忧国忧天下、系国系天下的人物。也正因为曾国藩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能安安稳稳地在家守制尽孝吗?

就在曾母殡葬前后,省城的战事也正紧张。

太平军业已攻城多日。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这更激发了将士们复仇的义愤。他们坚持要拿下这座城池。面对坚城高垒,太平军采取开挖地道、藏雷埋药轰炸的办法,果真几次轰开缺口,但清军也拼死防堵,太平军终不能杀进。长沙汇集各路清军约达五万人。新任巡抚张亮基,每日在城里以酒肉糕饼犒赏其军,并大造舆论蒙骗民众参加防守。据清方的记载:“城中人人自奋,少壮持矛,老弱传餐,夜张灯坐门,备间谍。每贼薄城,守陴者呼,市民皆大呼,声动湘水。”太平军方面终于觉得与敌人在一城之下如此胶着相持已非上策,于是主动撤围,继续北上。

有关军情“匪患”的传言纷纷杂杂,曾国藩的家乡也处于一种十分慌乱的氛围之中。有些人家甚至“相率挈家惊走”。

曾国藩却保持着闻惊不乱的样子。他还特别以保守之方、镇静之道来教导乡人,专门写了《保平安歌》三首:

第一首题作《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

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

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

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

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

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处不安静,

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

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

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

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

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

立定主意不改移。

…………

第二首题作《要齐心》:

我境本是安乐乡,

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两人智,

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

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

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

你向西来我向东。

…………

大家吃杯团酒,

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

千人合作一双手。

…………

第三首题作《操武艺》:

要保一方好土地,

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

纵然有事不受惊。

…………

读书子弟莫骄奢,

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

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

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

店中大胆作生意。

雇工若能学武艺,

又有声名又赚钱。

…………

各有义胆与忠肝,

家家户户保平安。

这位进士大员此时竟作起这等通俗的歌谣来宣传民众,劝其保持镇静,齐心协力,习武防身卫家。不作危言,不唱高调,却又不着痕迹地把“粤匪”暗示作民众的当然对立面,又把自己装扮成民众的保护神。曾国藩于“靖内匪”之道的“高明”,在这中间已开始显露了。

这时曾国藩还有意把家乡地方说成是最安全自在的“桃源洞”。他自己的那颗心,果真能安守在这“桃源洞”里吗?

当曾国藩证实了长沙解围的消息,心里自然感到一些庆幸。接踵而来的是“粤匪”走宁乡、下益阳、掠湘阴、陷岳州、趋武汉的一连串消息。似乎敌踪由近而远了,但这分明是他们的胜利进军,而不是官报上说的“败窜”啊!他们的队伍正在滚雪球般地扩大,“祸乱”也是正在扩大而绝非削减啊!曾国藩心急火燎。

此时,京都紫禁城里尽管还保持着表面的恬静,但君主和近臣们的心中更是忧急万分。钦差大臣已经连换几个了,但个个都一样的不中用。大清豢养了八九十万人的“经制兵”,怎么这时连一股“流匪”都制不住?除了气急败坏地易将更帅,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让地方上编练“民团”来配合官兵御敌,倒算是君臣们合计出的一条补救性措施。于是,派任各省团练大臣的谕旨陆陆续续地发出。

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接到了由湖南巡抚传达的清廷的这样一道谕旨: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那个时代,遭父母之丧称“丁忧”。按当时定制,国家官员遇父母丧亡,要解职回家居丧三年(称“守制”)。曾国藩在家居丧,不再担任原官,故谕旨中称“前任丁忧侍郎”。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所谓“帮同”,是指协助巡抚,实际是专管本省的团练事务,即通常所谓“团练大臣”。

曾国藩还不是清廷最早任命的团练大臣。他的前边,有前刑部尚书陈孚恩被任命为江西团练大臣,随后就是他。再往后,三个来月的时间里,共任命团练大臣四十多人(有的一省数人甚至十数人)。这众多的团练大臣很少有因此建立显赫功业的,唯独曾国藩一枝独秀。当然严格说来这也并非因为他着实地办团练,只不过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契机来了个“移花接木”组建湘军。这是稍后的话。

接到这道谕旨的此刻,曾国藩却是很费斟酌。他明白,“粤匪”虽然暂时离开了湖南,但这并不等于湘地便绥靖无事,而是余患方殷。不消说当地的会党“莠民”被煽惑得纷纷闹事,就是“粤匪”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回马重来。再说,凭他们那个势头,夺去整个大清江山的危险都有。若是那样,桑梓之地何能独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面对此情此境,他曾国藩能够袖手旁观吗?其家人能够安心坐视吗?早在几年前“粤匪”还没有揭竿而起的时候,曾国潢就在家乡组织过“安良会”,后来他又和父亲一起组织团练武装,镇压那些抗粮闹事的“刁民”们,维持地方治安。尽管那时他曾国藩对家人在乡里出头露面、逞强施威的做法不以为然,写信屡屡告诫,而现在想来,他们毕竟也是基于一种“公义”的责任感呀。何况此时?

但曾国藩又一转念,之所以出现这种越来越动乱的局面,还不是因为朝纲不振,当道无能?官员们一个个内部倾轧有术,临敌平乱无方。地主士绅们一个个脑满肠肥,私而忘公。自己出来办团练,免不了跟这种人物打交道,倘若事事掣肘,处处荆棘,成功无望,受过有缘,岂不是惹火烧身?

再说,自己现在正在守制,若出去任事,会不会被人认为贪恋官场,遭讥惹谗?去年,因为湖南同乡兼友人江忠源在守制期间投军从戎,自己还写信责备他有亏大节,这回轮到自己身上,岂能不加惕厉?

翻来覆去,思考再三,曾国藩还是决定上疏辞谢,字斟句酌地拟就疏稿。

正当这时,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湖北的省城就在那里,其地居天下冲要,特别是扼长江中游,是中国最大水路交通命脉上的拦腰锁匙。此处一失,数省告警。曾国藩的心里不禁为之震骇,更感形势的危急。

也正是在这时,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的一位说客来到。他就是曾国藩的挚友,也是后来的儿女亲家,本省湘阴人氏郭嵩焘。此人深知曾国藩此时心里矛盾,出语直截了当,句句中的:君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何益于朝廷?何益于国家?况且,自打古代,就有倘因国家需要,在守制期间出而承担军务的先例,抒忠全孝啊!他并表示曾国藩倘若答应出山,自己愿意竭力协助。

郭嵩焘的话句句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他只是表面还借守制推辞一番而已。郭嵩焘一定会心中窃笑了,便去做曾国藩父亲的工作。由他老人家出面训示,做儿子的不就有了一应君命,二应父命,忠孝两全的下台之阶了吗?

曾麟书肯定会劝儿子出山的,因为他也是个关心皇朝有“公忠”之心的人。对“粤匪”,他也是非常仇恨和密切关注其情况的。在其进入湖南前夕尚在广西的时候,他就通过“传闻”和所能接触到的“抄报”,将获知的信息写信告诉远在京城的曾国藩。检阅曾麟书这年三四月间写的信(《曾氏三代家书》中辑录),即可见知。他亲自参与团练之事,还这样作出援外乡与“保守近处”的筹议,与曾国藩商量:

势甚危急,人心摇动,竟有无可如何之势。予意虽招募乡勇,志切同仇,一闻永州有警,即命有才干绅士带赴衡州救援。而本县团练,处处要紧,虽与众绅士认真办理,若带精壮赴衡州,又恐邻邑有土匪乘风滋扰。大约以保卫近处为上策,所恃者官民一体,有勇知方。团练之举,众皆乐从。五户连接,内无匪类,外匪自然不难殄灭。然此为一县之计,而通计南省,上报皇恩,则以救援衡州为妙。贼若由宝庆直下,则保守湘乡,以断其去路,剿灭犹易为功。此中实情,不知京都亦知之否。

这出自曾麟书这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信。十几天后,江氏老夫人去世。遭此家变,遂有曾国藩回家理丧守制之行。而这时既有让曾国藩出办团练的朝命,他能不出面“训导”,一促成局吗?果然,经父亲一番“训导”,曾国藩颔首应诺了。

辞谢团练大臣的奏疏还没有发出,作罢了事。稍事准备,曾国藩便赶赴省城。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奏言称:

贼势如此,于大局关系匪轻,念我皇上宵旰南顾,不知若何焦灼。臣虽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即于十七日起程,二十一日驰抵省城,与抚臣面商一切,相对感欷……

在家难与“国变”之间,在守孝与尽忠之间,曾国藩的这种选择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