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叔接踵弃尘寰_曾国藩家族故事

侄叔接踵弃尘寰_曾国藩家族故事

光绪十六年（1890）清明时节，大自然给地处北方的京城增添了偌多生机。柳抽嫩枝，杨吐新叶，桃杏绽花，百草滋荣。而曾纪泽的生命之花却在这个时候永远地凋谢了。他病卒的具体日期是在闰二月二十三日。七天前，他还去户部银库上班，午后感到头痛。从这天起，就间断了他的“手写日记”——与其父一样，他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七天后，他便撒手尘寰，这么匆促而又无奈。他享年只有五十一岁。去世距他出使回国，还不到三年半的时间。

朝廷照例要下诏来个履历简介加“盖棺论定”，并赏衔赐恤——曾纪泽够这个级别。谕云：

户部右侍郎曾纪泽，才猷练达，任事勤能。由荫生部属承袭一等侯，同治年间奉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朕御极后，迭加迁擢，洊陟卿贰，简任出使大臣，联络邦交，熟悉一切情形，办理悉臻妥协。嗣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帮办海军事务，均能尽心职守。日前偶感微疴，赏假调理，方谓即可就痊，长资倚畀，忽闻溘逝，轸恤殊深。加恩赏给太子少保衔，照侍郎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伊子荫生曾广銮，着俟服阕后由该部带领引见。兵部主事曾广铨，着以员外郎补用。以示笃念荩臣至意。

这种东西类似当今官方为够级别官员的逝世而定的悼词，内容里是只说好不说坏，只讲功不论过的。历史学家在人物评价上惯用的“两点论”，在这里是派不上用场的，你只能从“定论”用语的肯定和褒扬程度来看给他所作终生政治鉴定的档次。朝廷对曾纪泽的表示可以说是不冷不热，循例而已。这恐怕还有沾其父余荫之光的因素在内，否则，未必能达到这个规格。无论如何，光绪皇帝是少了一位洋务知识的咨询人。(www.guayunfan.com)奕譞之辈则少了一位为之画扇题诗的友人。他们之间的“友情”，恐怕也主要就是限于这种事情而已。奕譞这位比曾纪泽还小一岁的王爷，虽然表现出很器重曾纪泽，但他并没有努力为他铺设发展之阶梯，曾纪泽始终没有能倚若辈做靠山入值枢廷，跻身清廷最高决策层。不过，对于曾纪泽的去世，奕譞还是表示出颇为哀怜的态度，他亲临哭祭，感叹曾纪泽“有其才而不竟其用”。也许，他对特别重用曾纪泽真的也无能为力？

曾纪泽生前与李鸿章在政见上时有牴牾，但在曾纪泽死后，李鸿章专折奏陈其功绩，感情真挚、言词恳切地予以褒奖。说他“少承家训，劬志励学，群经俱有论述，于小学乐律，尤为颛家，其余力兼通泰西文字语言，更属当代士大夫所罕有”。既赞誉其有“古大臣之风”，又特别对其洋务生涯大加称道。而对其与俄国交涉改约的成功，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当初，李鸿章虽然对崇厚所签之约的内容并不认为完全妥帖，但对重新谈判改约是持反对意见的。即使在曾纪泽与俄方改订条约之后，他不是还曾念风凉话吗？而曾纪泽去世的这个时候，他全然是盛赞不已的表态了：

该侍郎奉命兼使俄国，改换约章，正承崇厚失词获咎之后，俄人借为要挟之端，约自我废，势难转圜。其时沿海震动，以为兵事将起，该侍郎受任于危疑之际，力为其难，竟能废已订之成约，折无厌之要求，易危为平，卒归于好，不惟界务商务保全实多，而弭兵息民，大局所关，尤非浅鲜。约成之始，特奉谕旨，有握要力争，顾全大体，不负委任之褒。中外论者咸谓此举不惟中国办洋务以来所无，即泰西交涉亦未尝有也。

即使对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与法国的交涉，当时与之分歧颇为明显的李鸿章，这时也肯定曾纪泽能够“力持正论”，“法人畏避其锋，至不敢复与议事，一时海内传诵，翕然以为正论之归”。

诚然，那个时代为死者上这类专折，一般都是一味表功的，溢美成分自不可免。而为死者上这类专折者，大抵都是关系亲密、志同道合的朋僚。当时李鸿章为曾纪泽上这样的奏折，委实是最合适的人选。尽管曾纪泽资历、地位和身份远不能与李鸿章相比，尽管他们之间也曾有一些恩恩怨怨，但不论是从曾李两家的世谊之私还是湘淮两系的“政缘”而言，李为曾上这样一个奏折可谓“责无旁贷”。

对曾纪泽的去世，外国舆论也有反应。像《北华捷报》为曾纪泽逝世专发的社评中说：

曾侯的早逝，对中国对各国的权益，都是一项严重的打击。清廷高官中赞助维新事业的本来不多，而像曾氏这样真正开明分子的去世，实最可惜……他作为著名而受人尊敬的曾国藩的令子，是很有威望的。他因此所获得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中国也无人可与比拟。从他发表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中看来，他实在是一位典型的爱国者……他在使欧八年期间，以坚定庄严的立场，处处为维护中国的尊严而奋斗。他对欧洲的思想和习俗极为熟悉，并在符合他高贵身份的前提下，尽量采纳了一些欧洲的生活方式。

看来，外国人对曾纪泽的既爱国持节，又不排斥西方文化的表现，也是钦敬的。至于对曾纪泽回国以后的情况，这家英国人在华办的报纸的社评中认为，他也是极力赞助对外和平和对内维新事业的。说是某些期待他在清廷内部发动革命性革新行动的人士，或许对他的作为失望，但在守旧人士大本营的北京，像曾氏这样小心翼翼地前进，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即使他这样一点表现，亦须经常借助他盛名的护持才可。社评中对曾纪泽在社交活动中对外国人士表现出的亲善态度更颇表称道，举出的事例如他柬邀外国人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躬亲参加在外国人邸宅举行的社交活动。前一件事，是指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间，曾纪泽因其次女广珣与吴永结婚，特意举行了款待外国友人的宴会。至于他到外国人的居处参加社交活动，那更是常事，他与诸多外国驻华使官和旅华的其他外国人士保持着交往。

《北华捷报》的社评中还提到，曾纪泽的影响对其叔父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发生了很大作用，并且说曾国荃是李鸿章可能的继任者。这个，似乎就很有些妄猜妄测了。如果说，曾纪泽的思想行为对乃叔或隐或显地产生了一些影响不无可能的话，那么，估计曾国荃是李鸿章可能的继任者恐怕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根据。一则，在权势上没有李消曾长、曾可胜李的迹象；二则曾国荃比李鸿章仅小一岁，并没有交接班的年龄阶段差。

既定的事实恰恰是曾国荃比李鸿章早死十一年。就在曾纪泽去世的七个多月后，曾国荃也弃世而去，享年六十七岁。较比侄子，他当然还要算高寿了。并且在同胞兄妹中，他也是最后下世的一个。此前，四个姊妹都早已亡故。而兄弟们，继国华、国葆、国藩死之后，在家守业的国潢于光绪十二年（1886）病卒，享年也是六十七岁。到这时曾国荃下世，其家的“国”字辈便告终结。

就在清王朝的地位而言，曾国荃当然要比曾纪泽高。死后所获朝廷赐予的“终身鉴定”和治丧规格，阿侄自然比不上阿叔。谕旨称“曾国荃秉性沈毅，莅事公忠，韬略宏深，经猷远大”。接着历数其人从咸丰年间以优贡生从戎到卒于两江总督任上的军政履历，以及其间所获封赏，对他的溘然而逝表示“震悼良深”，予以追赠太傅，照总督例赐恤，谥忠襄，得入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南省城建立专祠，此外立功省份准其一并建祠，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

而在国际上的影响，阿叔却难及阿侄。晚年官至总督的曾国荃，在洋务和外交上实在说不上高明。

本朝或是外方无论如何评说，对于曾国荃和曾纪泽叔侄俩来说都已经是身后之事了，人到九泉之下岂能真的有知？

死者长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