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书与检身_曾国藩家族故事

格书与检身_曾国藩家族故事

曾国藩不但中了进士，而且因为朝考成绩优秀，得为翰林院庶吉士，继续修业深造，这属最高级别的学习历练。道光二十年（1840）春，他这一届的馆修生活结束，散馆（毕业）考试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授职翰林院检讨。这是秩从七品的小官职。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为时数年的翰苑任职生涯，这也是他正式步入仕途的开端。

翰苑虽属清居之地，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着朝廷文秘班子职能的，与最高统治层的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多，不失为官吏升迁的便捷之门。不过，这里的官员按制也要实行数年一次的大考，分别高下，决定升转降黜，因此翰林官们仍然要抓紧时间读书。而对于曾国藩来说，数年的翰苑职事生涯，不但成为他日后升迁奠基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更是他进行理学修习的关键时期。此间，有两位人物对曾国藩起了特别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一位是唐鉴。他是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历任检讨、御史、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官职，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此人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师，学宗程、朱，曾国藩久慕其名，这时同居京师，便拜谒求教“读书之法”和“检身之要”。唐鉴教导他说：读书应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需要熟读、精读，不能作为浏览之书；治经则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其他各经即可触类旁通，如果遽求兼精，势必都一知半解，囫囵吞枣；至于要学习的内容，归纳起来无非三门，即义理、考据、文章，其中义理之学最为主要，考据、文章门类尚在其次，即使“经济”之学也包括在义理之内，只要能实实在在地致力于义理之学，其他就会一通百通，像“诗、文、词、曲”之类的小技，都不必专门用功，也不难掌握。当时，曾国藩刚刚买得一套《朱子全书》，便遵照唐鉴的教导，以之为精研的课程。

检身方面，唐鉴告诉曾国藩，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他特别向曾国藩推荐了一位在检身方面做得出色、值得效法的榜样，此人便是在曾国藩的理学修习中起了重要引导和示范作用的另一位，他的名字叫倭仁。(www.guayunfan.com)倭仁为蒙古正红旗人，本也是唐鉴的弟子，比曾国藩大七岁。因为唐鉴的推重，曾国藩就不只把倭仁当作学兄、朋友来看待，而且更以老师相事了。倭仁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有一套特别的功夫，每天从早到晚，一行一动，一思一念，临睡前都要认真反省一番，记下札记，检讨得淋漓尽致，而这又都靠对照义理的要求居静省察得来。曾国藩刻意效法，每天都记下自省的日记，并且时常呈唐鉴和倭仁批阅。

总之，“格书”和“检身”，构成此时曾国藩理学修习的全部内容，两者密切关联，不可分割。“格书”，也就是读书究“理”；检身，无非是以“理”律己。这可以说是“学以致用”进行道德完善活动的一个完整过程。

儒学作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人本”文化体系，自先秦形成伊始，就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并且把它作为基础环节，与“治人”密切联系起来。而到了宋代经程颢、程颐和朱熹的解释，关于道德修养的宗旨和程序也就进一步学理化、复杂化了。这典型地反映在经其改定和解释的《大学》经文及传文中，不但整理认定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条环环相扣的长链，而且对“修身”在其中属根本性环节以及它与其他诸环节的关系原理进行了发挥性阐释，其大旨是从格物到正心四个环节，都属以修身为归结的必须过程，而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又是根本和前提。

曾国藩对“修身”过程的诸环节，又特别强调“格物”和“诚意”。按照他的解释：“格物”，是致知的事情。什么是物？像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都是物，推究它们所以应当定省的道理，也就是格物。所谓“诚意”，也就是知道了以后努力实行，杜绝知而不行的虚伪欺诈。这两个方面并进，不论是“下学”还是“上达”，都在于此。可知，曾国藩是把“格物”界定在对事物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意境。“诚意”则不仅仅是限定在意念上，特别推衍到按格物所获知的道理去力行方面，要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在以“知”与“行”的有机结合为要领的“格书”与“检身”当中，曾国藩针对自己的情况，制订了十二项“课程”：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五、读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按：由忆及买二十三史时父亲的训诫而言）。

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两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这当中，“敬”、“静”两字的功夫尤为重要。根据曾国藩的解释，可知他所讲求的“敬”与“静”是一种相互连通的意境。“静”乃“敬”的一种内在属性，即要达到心思专一，不虚浮躁动，纯正无邪的境界。而据曾国藩自己的省察，他在这方面大有应该克治的毛病。譬如爱出游串门，多语巧舌，欠笃欠诚，谑浪无节，这都是在他日记中屡屡记出表示要切戒的。甚至连夜梦别人得利，自己甚觉艳羡这样的事情，醒后也立刻反省一番。闻听别人谈及女色，自己的心里禁不住泛起一缕羡意，他也在日记中和盘托出，并写下“真禽兽矣”的自詈之词。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也力加戒治，有的最终确实戒除了，有的则嗜好成癖，割舍不掉。不妨看一下他戒烟和戒棋的例子。

曾国藩本来烟瘾很大，一根烟袋不离身，喷云吐雾地陶醉之后，又常感口干舌燥，咽部不适，甚至头脑昏沉，于是他决心戒烟。一天，两天，三天……手里没抓没挠，口里没滋没味，真是难熬得要命，他真想不到，这杆烟袋竟有这么大的魔力。这天，他禁不住又把它握在手里，再品一口烟味吧，实在馋得难受。吱——深深地吸过一口之后，他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品山珍海味也比不得这时的享受。他贪婪地吸完这一袋烟，又不由自主地点燃了第二袋，一发不可收拾，比戒烟前抽得更勤了许多。

几天之后，随着烟瘾的满足，副作用也更变本加厉地表现出来。真没出息，连烟都戒不了，还讲什么修身养性！曾国藩在心里暗暗责骂自己，掂了掂那根伴他多年的烟袋，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地往膝上一折，叭的一声断成了两截。他操笔蘸墨，在日记中写下：“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一日。从这一次，烟便真的戒掉了。

曾国藩还是一个围棋迷。几乎每天必下，一般两三局，多时甚至下到五六局，这不只耽误时间，而且时常因用心用脑过度弄得头昏眼花。在他戒烟前后，也曾决心把棋戒掉。开始是既不上手也不观弈，但手痒心闷难耐，便改为以“观战”而不“参战”为诫。但看着看着，就跃跃欲试起来，不但动口，而且动手。事过之后。反省起来便自责自骂，待一临场又不免手痒心动，于是干脆又开戒参战，迷弈如常。

围棋的嗜好一直伴随曾国藩终生。到他临卒之前沉疴缠身的时日里，每天还都要下它个两局三局。他去世前一天的日记里，还清清楚楚地留下“围棋二局”的记录。他一生下棋不管时间场合，无论是官署公廨，私宅内室，还是出行途次，都可以随地设局。不管是处境顺逆，心境好坏，博弈都可雷打不动，即使作战败北或是家生变故，也压不下他对围棋的贪恋。棋瘾一发，也不挑剔对弈者的身份、水平，因时制宜，就地取材，与谁都可以对它一局。有时夜归棋兴未尽，还要在卧室自摆棋谱玩味一番，甚至干脆邀请夫人披挂上阵。

曾国藩一生因对围棋迷恋过度，难免影响到身体和学业政务，虽说他自己心里明白，想“克治”而终未能够见效。这恐怕是曾国藩在“检身”当中最为明显的一失败事项。

从总体上看，曾国藩的“检身”到底也没有能适应倭仁那般方法和模式，依样画葫芦地折腾了一阵子之后，身心觉得疲惫不堪，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痛，耳鸣，失眠，甚至又加上吐血，保身保命的本能使他不得不放松那种严苛的自省，甚至要在“求圣”的修养路径上打退堂鼓。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间他在一封家信中说，他本来“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

归养恐怕是假话真说，实情是他不想只在靠“检身”来“求圣”的路径上苦磨，仕途升迁、功名利禄的诱惑力也在他的心头挠痒。冠冕堂皇地说，“内圣”“外王”本来不就是联体的吗？他曾国藩不但追求“内圣”之道，而且还要追求“外王”之业，甚至后者的目的性更强。

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间举行的翰詹考试中，曾国藩列二等第一名，成绩不错，奉旨升翰林院侍讲。接着，考试差又通过，被派充四川乡试正考官，遂了他“得一差”的心愿。夏末秋初出京赴川，仲冬返回复命。不消说此间已无暇像往常那样专意“检身”，即使回京后也难以恢复如初。此番试差对他一个“穷翰林”来说经济补益不小，这些年来薪俸不够开销，以致时常举债，这次差竣竟能得俸千金寄家，并且，“掌文衡”这也是一种荣耀。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间，曾国藩又被派充会试同考官。

当然，曾国藩对书还是常“格”不懈的，首重理学尤厚程朱而薄陆王的大旨也没有根本改变。不过，涉猎的领域逐渐拓宽，把较多些的时间用在钻研古文诗词上。并且，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对以往颇为轻鄙的考据学也发生了兴趣，在心目中摆上了位置。

道光二十六年（1846）秋天，曾国藩患病在城南报国寺修养，携去一部段注《说文解字》随手翻阅。当时，治古文经、精通考据的湖北籍学者刘传莹也正好住在这里，两人成为朋友，经常在一块切磋学问。刘向曾学习程朱理学，曾则在刘这里获得了打开考据之门的钥匙，得以弥补考据学修习上的欠缺，这是曾国藩治学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在清代的若干年间，虽说汉学和宋学并列为官学，但学派上的门户隔阂和争斗是比较严重的。曾国藩就为着重程朱理学曾对考据颇有微词。这时他入了考据学的门径，觉得汉、宋两学并非对立的两家，二者可以相互借鉴、融通，相得益彰。他给自己的好友也是湖南同乡刘蓉的信中这样说：“于汉、宋两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而“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

并且，不管是对宋学还是汉学，曾国藩愈加注意追根溯源。他重程朱但不再仅仅胶着于程朱自身，而能由程朱上溯到周敦颐和张载，进而寻根到孔孟，厘清源流干支，认定宋汉两学皆为儒宗所衍化，不但从“谱系”上为宋汉两学的兼容并包找到根据，而且在其学术视野上也进一步宽泛和系统化。

然而，曾国藩已不可能在日见广阔的学术路径上走下去，仕途上头角峥嵘的命运之门已经悄然向他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