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下的素质教育与大学的责任

如果说素质教育在中小学的践行仅仅相当于一个人在追寻美德旅程中的播种与发芽阶段，那么大学阶段才是真正让素质教育走向生根与成熟的时期。推行素质教育的目标无非是在每个未来公民的心中确立起一套以美德为坐标的立体心智认知框架，最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促成文明社会的形成，这也是未来社会转型与社会秩序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往的素质教育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大学阶段在整个素质教育链条中的缺席，导致诸美德在个体内心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的前提下，过早地就被功利主义社会中时时涌现的失范状态彻底荒漠化，导致素质教育的前期投入收效甚微。为此，我们必须补上这个环节，真正让美德在所有受教育者心灵中扎根并生发出源自心灵的力量，由此我们收获属于每个人的幸福。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大学在素质教育中的责任问题。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其一，通过高考让以美德为基础的素质教育的内在价值最终得以体现；其二，大学作为巩固美德的重要场域，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受教育者习性的培养以及美德共同体的扩散与传播；其三，重新审视大学的责任。

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以法律认可的能力获得社会的合法性承认，取得进入社会诸职业的授权；这是教育目标的一种质的转变。在当下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为了获得这种资格承认，所通用的方式就是高考制度。尽管目前采用的高考制度暴露出许多弊端，但它仍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形式，目前还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完全取代它。关于高考改革的话题，在笔者看来，当下主要应该关涉两个层面的改革：其一，高考制度的改革；其二，高考内容的改革。由于高考制度改革涉及内容比较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转变，这里暂且不多谈。仅就与本文相关的高考内容改革而言，操作起来会简单很多，高考内容的选择直接决定素质教育的归宿与命运。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社会一方面强调推行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又在最重要的高考内容设置中不体现出来，导致以美德为基础的素质教育的内在价值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转换。对个体而言，一旦践行，很有可能影响应试教育带来的外在价值的损失，由此，缺少必要的制度保障，素质教育就彻底沦落为教育内容中的鸡肋。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素质教育的内容如何体现在高考选拔中，换言之，美德的价值如何在高考中得以体现。比如诚实、勇敢、正直这些美德根本无法量化，很难在试卷中呈现出来，这就是价值理性在价值转换中面临的共同困境。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只能依靠“用时间换价值”的方法，做法很简单，由于美德的积累与呈现都是需要时间的，延长时间会把美德的价值很客观地呈现或折射出来，同时，时间也是揭穿各种伪装美德的最好检验器，在操作层面就转化为增加美德评定在高考成绩中的比例权重。如何防止基层作假？公开，透明，让一切呈现在阳光下，毕竟美德是很难伪装的。另外，辅以适当的激励措施：奖励是正向激励，惩罚是反向激励。尤其是惩罚机制，它的作用最为持久。通过这些措施，美德在高考中的价值自然会逐渐得到认可，并成为个体的一种理性行动指南。

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说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给我们的大学教育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大学的责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厘清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大学的功能；其二，大学的处境。大学的功能是其所处时代症候的体现，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时代，大学无疑会把自己的行动纲领契合于功利主义原则。由此，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学都演变为一种高级的技能培训所，批量生产，流水线作业，培养出来的是整齐划一的具有超强谋生能力的匠人而非思想大师。从专业设置到教学内容的选择，一切按照市场需求原则来决定取舍。按照哲学家卢卡奇的说法：“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联合是一种分工基础上的联合，这种联合是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按照技术合理性的要求建立起来的。”^[4]基于这种现实，大学在思想与行动上就出现了分裂，精神分裂的大学造就了“心—身”分离的学生。为了重新造就人与社会的统一性，近年来兴起的通识教育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问题是，通识教育仍然是一种知识的灌输，它力图解决的是专与博的问题，而无法从根本上贯彻美德教育。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持之以恒地加强人文主义教育就是一条绕不开的道路，借助于这种努力，缓慢地树立一种以智慧、勇气、正义与节制等美德为坐标的精神地图，使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信仰、热爱、诚信等美德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这也是大学作为习惯培养场所的职责所在。这种缓慢的进步，意义深远，通过一批批习惯美德的毕业生走向社会，大学在间接地加快美德共同体向远方的扩散，假以时日，这种如春草般蔓延的美德共同体会让整个社会出现质的变化。只有基于此，大学才有资格被称作人类思想的高地，因为，它在时刻不停地向整个社会溢出美德和希望，随着接受美德的人群的增多，整个社会的吸收能力在快速加强，社会的文明脚步也随之加快。只有在这种氛围下，我们才可以听见那些久违的历史绝唱：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大学文化改革的路径很多，关键是发现核心问题所在，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当下大学存在的痼疾在于教育理念的落后以及大学过度行政化的恶习。就此而言，重建教育理念，使之成为一种有机理性主导下的教育纲领是当务之急，核心主旨在于从培养人才的“术”的层面，发展到培养人才的“道”的层面，只有基于此，追寻美德以致达到止于至善才是可能的。至于大学的过度行政化，缩减其规模，转化其功能，即可改观。其实质在于使行政人员与资源分配环节脱钩，遏制权力可能衍生的寻租现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努力也削减了行政人员对于意义与自由的肆意分配，最大程度上削弱了来自行政权力的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尝试，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提出的“状态—结构—绩效范式”（SSP范式）的变体。从中不难看出，改变当下大学的结构，才能换来我们渴望的状态与绩效的改变，从宏观角度来说，这种努力也为大学争取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以往大学改革成效不大的原因就在于仅仅徘徊于对大学状态的稍许改进，或者对绩效的奖惩激励的调整，而远未触及大学的核心结构。所以未来大学改革的关键出口在于大学结构的改革，否则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一句空话，或者纸上谈兵。笔者曾戏言，我们与国外大学进行对比，不在于我们大学的结构比人家缺少什么，而关键在于我们比人家多了什么。多什么比少什么在当下更能反映大学存在问题的实质。

变革中的大学职责就体现在：它不仅仅是新知识、新思想的发源地，它应该担当推广美德的先锋，并以强大的道德勇气敢于践行诸美德，为整个社会输出思想，塑造时代的文明坐标，并以此召唤与引领受教育者内心沉睡的美德奋然前行，以卓越和勇气赢得社会的恒久尊重与敬意。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学倡导素质教育的目的所在。

【注释】

[1]（美）A·麦金泰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248.

[2]（美）罗伯特·诺齐克.经过省察的人生——哲学沉思录【M】.严忠志、欧阳亚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47.

[3]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84.

[4]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M】.王晓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