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1866年,恩斯特·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概念,但它仅仅是在“研究生物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前提下论述此问题的,因此这“仅仅是自然科学而非哲学意义上”的“生态科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问题日趋尖锐。1962年卡尔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以此为发端,“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学术视野,“生态科学”开始向“生态哲学”转变。囿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命题,经典文本中亦鲜有对生态问题的系统论述。正因为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评价也就大相径庭。国外学者对此的评价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生态中心主义者(简称深绿),他们指责《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把自然看成“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是典型的反生态著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非生态”甚至是“反生态”的,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第二类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简称浅绿),他们批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试图以生态为改良手段来拯救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三类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简称红绿),典型人物为奥康纳、福斯特、伯基特等,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已经洞察到了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决定性影响,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生产方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本性上就是反生态的。近些年,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价值观、生态社会观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归纳出了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之间的和解”等重要命题。

我们认为,国外“深绿”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苛刻且不符合实际,他们片面强调把“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只能导致自然的神秘主义,误导人类走向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浅绿”学派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利是图的本性,但试图以生态为改良手段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红绿”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其中也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图景,有一定借鉴价值,但没有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视野作深入考察。就国内研究而言,研究重心放在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评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本身的学术挖掘不足,更需深入对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研究。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重视生态,而且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加以审视,富有预见性且思想深邃,其中包含的“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论”“生态危机制度根源论”“生态文明的最终价值取向论”,为后世学者留下了关于生态哲学的重要思想财富,也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论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道:“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5]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自然对于人来说,先于人类而产生,自然存在的时间远远久于人类的存在,具有先在性。自然界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结果,是物质世界的具体样态,这就明确了自然的客观存在性,以及其优先地位。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在自然界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出现,并经过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到现如今,人类的发展得到了自然界无私的馈赠。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从属于自然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是天然的,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必须与其依存的自然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孕育出人类,又无私地馈赠人类一切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它而继续生存下去。马克思强调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但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他在“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评论中曾这样说:“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6]

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种哲学思考,既没有把自然奉上神坛,也未曾把人作为绝对主体凌驾于自然之上。人在与自然界相处的过程中,决不能把自身与自然界分割开来,站在对立面,而是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尊重自然。如果人类挥霍无度,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那么必将遭受自然界的惩罚,反过来又威胁到人类的存在。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对于黑格尔、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继承。黑格尔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对于自然的认识,仅仅是作为自我意识的纯粹的创造物,但其承认自然的变化,并承认自然与人的关联性。而费尔巴哈虽然以唯物的角度去看待自然,但其所指的自然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然。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对于二者观点的批判继承,他把实践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使得自在自然不断被纳入人类的活动范围并不断“人化”。而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两者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自在自然先于人化自然而存在,并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向人化自然逐步转化。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它们之间密不可分,但又有着质的区别,并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在马克思看来,自在自然是人化自然的物质基础,甚至自然对于人类而言,是无机的身体,人必须依靠自然而活,这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存在性,但这并没有使马克思陷入传统自然观的谬误之中,他指出了自在自然的历史优先性,但并未将自在自然直接固封于顶端,接受万民敬仰,对自然的自在性的承认,是为了人对自然的改造而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人与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他强调的重点是人与自然必须做到辩证统一。

(二)生态危机制度根源论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温室效应等现象已经成为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这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近百年来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要比过去几千年对自然的影响更大。这些年频发的自然灾害,许多都是人类自身的“杰作”。而人类对于物质的欲望依然无穷无尽,欲壑难填,生态危机难以缓解。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当前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副产品。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既是自然人化的过程,又是自然异化的过程。马克思是在分析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来阐述他自然异化的思想的,“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7]异化劳动使得自然界与人本身产生异化,它使人成为一种异化的存在,扭曲了人类的本质,也扭曲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自然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人类将自然界完全视作对立面,是征服与统治的对象,人与自然显现出对抗状态,自然与人的关系被割裂,自然仅仅作为纯粹的物质条件而存在。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对生态的破坏也有其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奥康纳认为,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的寿命,资本主义就必须维持无休止的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资本的累积、社会生活及文化的商品化逐渐被促成了对一种新的自然,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式的‘第二自然’的建构。”^[8]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在其繁荣的假象背后,是其反人类、反自然的阴暗面。资本具有逐利性,在资本统治一切的时代,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盲目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未停下逐利的脚步。尽管当下已经出现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但是资本依然在不停压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以期实现更大的利润,追求利润的极限,这从根源上造就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受其挟持,从而导致与自然的对立日益加重。尽管在当今生态危机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为了保证资本生产的持续性,已经出现了一些与自然规律较为符合的生产技术,但其一旦背离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也只能一再退让。甚至于连“环境保护”“生态产业”这样的话语本身也只是披着生态保护外衣的新兴资本话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资本家往往把一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进行所谓的“产业战略性转移”,省去治污成本,赚取高额利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产生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三)“两个和解”:生态文明的最终价值取向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和解”的主要内涵——“人同自然的和解”“人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同自然的和解”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界间的互动过程。人类对自然从盲目敬畏到征服支配,整个人类的发展史都伴随着对自然的探索,都是为了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人类的生存发展毋庸置疑需要自然界物质资源来维系。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同自然的和解”并非否认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它强调的是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对自然界的生态以及生态循环系统加以平衡,使得自然能够遵照其客观规律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保护与改善社会发展的生态环境,优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生存之间的关系。

人同本身的和解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利益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利益的驱使,往往造成资本无限制的逐利并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冲突无法调和,只有建立利益根本一致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沉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症状类似,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时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就不复存在。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达到了可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需要的程度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随之灭亡。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彻底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社会共同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这就使得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也就得到了根本的和解。

正如刘思华教授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历史考查出发,最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完全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全面发展的这个科学预测中,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深刻内涵,这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和谐协调发展文明观的生态文明理论”^[9]。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和解”就是生态文明的最终价值取向;换言之,共产主义就是生态文明高度成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