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社会分工思想

社会分工现象在古代社会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社会分工现象远不及近、现代普遍，社会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并没有在古代思想家那里展开深刻的论述，古代思想家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分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即社会分工具有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在古代中国，先秦重要思想家都论述过社会分工。而古希腊的色诺芬也论述过社会分工，柏拉图更是提出了许多包含着“天才萌芽”的社会分工思想。

一、古代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分工思想

1．管仲(前725—前645)

人类对社会分工这一社会现象的探索可谓源远流长。早在2600多年前，我国的管仲就研究了社会分工问题。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相齐长达40年，他的思想主要集中于《管子》一书。管仲不但开启了我国思想史上研究社会分工问题的先河，而且他的“四民分业定居”分工学说在其理论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以分工理论为基础，他进一步提出了富国、强兵、安民、称霸和商贸等思想。其社会分工理论最主要的是论述了社会分工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管仲认为社会分工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首先，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工使劳动专业化，提高了工作效率。管仲说:“能则专，专则佚”(《乘马》)，专于一事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管仲强调安排人力必须坚持“五务”，即“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五辅》)。意思是说君主要选臣任官，大夫要任官治事，官长负责其事而严守职责，士人修养品德而攻治才艺，平民则从事农耕种植生产，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管仲又言:“凡此五者:务之力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五辅》这五个方面讲的是人力的各有专务，人民必须认识这些专务，然后才能思想统一，思想统一然后才能专心致志，这样功业也就可观了。

第二，分工可以培养熟练劳动力。管仲认为，专业化分工是培养熟练劳动力的重要条件。他不仅要求工作要“成于务”，而且对熟练劳动力的标准也进行了规定。管仲认为，农民要能“审其四时”“备其械器”“深耕均种疾褥”和“别苗秀”等;手工业者要能“辨其功苦”“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陈以巧”等;商人要能“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还要会“料多少，计贵贱”等(《小匡》)。为了培养这样的熟练劳动力，必须实行专业化分工。

第三，分工可以促使劳动工具的改进。管仲一向非常重视分工对“精材”“良工”的培养，并使“百工尽其巧”(《山至数》)，“治百工之锐器”“战胜之器”，以求“器盖天下”“工盖天下”(《七法》)。

其次，分工能有助于社会稳定、人心安定。管仲的社会分工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四民分业定居”理论中，即他主张全国民众按不同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并按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而且各行业世代相传，这样有利于保持从业人员的稳定和连续性。四民分业定居和同业相居可以减少相互干扰，便于专业化管理。士、农、工、商“群萃而州处”，同业人员之间可以相互切磋技艺和经验，有利于传播市场信息，便于从小培养职业感情。职业世袭有利于各业子弟相安而居，不致见异思迁，以保证稳定的劳动力资源。父传子职，子学父业，各业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小匡》)。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代，保持社会稳定、人民安定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所以，管仲将四民分业定居当作是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的重要策略，突出了他的分工理论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分不开的。

再次，分工能加强诸侯国间的协作。当时齐国作为海滨国家，靠海之地多盐碱，内地又多丘陵山地，农业不很发达。但是管子认为，齐国也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齐有渠展之盐”“百工之巧”和“器盖天下”，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才能扬长避短和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管仲积极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加强与各诸侯国之间经济交往。在管仲的诸侯国间分工协作思想的指导下，当时齐国一方面将大量鱼盐和手工业产品销往各诸侯国，另一方面又吸引其他诸侯国的粮食等到齐国销售。“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山至数》)，意思是发展手工业，制造精美的器物，来换取各国的粮食。另外，齐国还植桑养蚕，大力发展丝织业。齐国充分利用诸侯国间分工的条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以及“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史记·货殖列传》)管子的诸侯国间分工协作的思想可以说是现代国际分工理论的最初萌芽。

2．墨子(前468—前376)

墨子对社会分工问题的论述，涉及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区域分工和按性别进行的自然分工。他说:“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梓、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随着自然产物之不同，人们的职业也会有很大差异，可是，不管怎样，人们总要“各从事其所能”，“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至于“丈夫从事耕稼树艺”，“妇人从事纺绩织”，是从性别上去考虑的一种自然分工形式。

作为手工业者出身的墨子对古代社会分工思想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分工，这一点是其他古代思想家很难接触的部分。墨子提出:“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这里说明了筑墙的劳动过程至少分为“筑”“实壤”“欣”三个工序。墨家的分工概念不仅应用于体力劳动方面，也适用于脑力劳动方面，如“能读辨者读辨，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再进一步推广，王公大人应“听狱治政”，卿大夫应“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但是，墨家对于分工的原因以及社会内部分工与生产过程中分工的区别问题没有论及。^[1]

3．孟子(前372—前289)

孟子对社会分工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出发的。孟子的社会分工理论包含以下要点:第一，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孟子认为，社会分工是满足人多样性需要的必然选择。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然而如果样样都“必自为而后用之”，那就是“率天下人而路”，即把人们引到事倍功半的、疲于奔命的歧途上去，而为了避免这些，就要实行社会分工。孟子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人的需要仅凭一个人或一家人的努力是无法满足的，个人生活的多方面需要只有“百工”才能全部给予满足，即“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这样，只有通过分工，各司其职，然后再互通有无，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与农家许行弟子陈相的一段对话，反映了孟子的这种分工思想。“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理治而治。’……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寒，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其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第二，社会分工的作用。孟子认为，社会分工是建立整个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孟子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百工之事，一个人无法事事躬亲，又怎么可能一边耕种一边治天下呢?从整个社会秩序来说，有大人之事，也有小人之事，二者本应泾渭分明。作为一个圣明的国家管理者来说，他的任务是教化万民，敦民人伦，劝民以著，这样，他们也就没有必要亲自耕作。而一般民众应以耕作为己任，向国家管理者提供生活所需是其应尽之义务。人之为人、人类社会之所以为人类社会、人禽之区别的根本依据就在于人类社会存在着人伦关系。对于孟子来说，人伦主要包括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关系，在这个人伦结构中，各个等级不是平等而是一个顺序差列，明上下，别尊卑，分贵贱，是人伦的基本要求。孟子完全赞同孔子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必须以明于上下、贵贱、尊卑的区别作为准则，所从事的事务也就有了“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的差别。孟子驳斥杨墨之根本依据是:“杨氏为我，是为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也驳斥陈相:“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滕文公上》国家管理者效法圣贤，建立文化规范，阐释天命，传播道义，也就成就了人，成就了社会。故“君子治野人，野人养君子”，乃天下之正义。孟子这种劳力与劳心的社会分工理论是宗法制农业社会的必然需求，也是其以人伦为核心的人伦本位向经济伦理转化的必然结果。这样，社会分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还体现了社会人伦秩序和个人的道德义务，具有伦理意义。

4．荀子(约前313—约前238)

荀子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社会分工理论的集大成者。

荀子提出了著名的“明分使群”的思想。荀子认为，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群体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社会是有明确分工的社会组织。荀子的“明分”思想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分。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王制》)二是明士农工商之分。他说:“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王制》)这里的“一”字，是“以一行万”(《王制》)之“一”，就是说这个“一”是统率各种事物的一贯的原则。在“明分”的这两个主要内容中，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分是荀子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明士农工商之分则是荀子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发展。荀子的社会分工思想包括:

首先，荀子论证了分工的必要性。荀子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人的能力的专一性出发，论证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荀子说:“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必须有多种技能、多种工作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一个人又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能，不能兼任各种职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各有各的专长，为了满足社会整体的需求，就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正因为荀子的分工理论是从人的能力的专一性出发的，所以他认为，如果不进行社会分工其后果只能是“离居不相待则穷”(《富国》)。这里的“相待”二字，是说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人们是互相依靠的，而一旦“离居”，即脱离了社会分工，就会“穷”——走投无路。可见，荀子已经把社会分工看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其次，荀子论证了社会分工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荀子也作了比先秦其他思想家更为透彻的论述，更为详尽的分析，分工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第一，分工有助于提高人的生产技能和产品的质量、数量。他说:“职分而民不慢。”(《君道》)又说:“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儒效》)分工使人们的工作能力各向不同的专业方向发展，并使人们在能力和品质上发生重大差异。他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削而为工匠，积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儒效》)分工有助于使人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荀子又说:“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儒效》)专业化的分工能提高人的技能，荀子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解蔽》)分工还可以提高产品的数量。他说:“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富国》)

第二，分工有助于社会稳定，使人们能联合成为社会组织，从而获得战胜自然的力量。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分工能安定社会秩序，有助于消除人们之间在物质利益方面的争夺。他说:“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富国》)又说:“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荀子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划分出四种职业，即“农农，士士，工工，商商”。首先是作为农业社会存在基础的农民，其次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管理阶层(士)，再次是手工业者，最后是商人。也就是说，从职业上看，当时的社会结构是由这四种人组成的。而这四种人又有各自的职责，荀子说:“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王霸》)所谓“农农，士士，工工，商商”，就是要求社会结构中的这四类人等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职业分工明确、组织结构合理，社会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荀子具体入微地叙述了当时的国家管理机构各个部门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限(序官)。包括:礼宾官员(宰爵)、民政官员(司徒)、军事官员(司马)、文化官员(大师)、建设官员(司空)、农业官员(治田)、林业官员(虞师)、地方官员(乡师)、工业官员(工师)、工商管理官员(治市)、公安官员(司寇)等等。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社会要和谐发展，都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分工。

二、古代西方思想家的社会分工思想

西方最早阐述了分工思想的思想家是古希腊时期的色诺芬。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提到了劳动分工问题。一方面，他重视社会分工，认识到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依存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如他指出由于在大城市中每一种职业都可以找到众多的购买者，因此，大城市中的手艺就较小市镇更为完善。这种观点在他的另一本书《居鲁士的教育》中阐发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镇上，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这样，也还很难谋生。一个人做这样多的工作，要想做好，当然是不可能的。他说:“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但在大城市中，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有时甚至还不用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只做一种最简单工作的人，当然会把工作做得很好。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证了这段话，并作了这样的评述:“色诺芬在这里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要达到的质量，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大小。”^[2]另一方面，色诺芬又分析了手工作坊的内部分工和协作，如制鞋业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说:“(色诺芬)比柏拉图更详细地研究了分工，不仅是整个社会的分工，而且也研究了单个工场中的分工。”^[3]色诺芬还把社会基本分工分为领导者的劳动和执行者的劳动的分工，并且论述了社会分工的作用，认为社会分工简化了劳动，提高了工作技艺和产品质量。

但是论及较为系统地论述社会分工的哲学家，毫无疑问应首推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的分工理论主要集中在其《理想国》一书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社会分工的起源

柏拉图认为，人的多种多样的需要是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源。柏拉图在研究国家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社会分工这个普遍的现象，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从这一现存的社会现象开始追溯它的起源。柏拉图的发现有两点:其一，人的多种多样的需要是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源。人类要生存就会有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而无论是谁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己全部的需要。柏拉图抓住这一事实来论证分工的必然性，并把它同城邦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为城邦。”^[4]人们要生存就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需要，“那么是一个人干几种手艺好呢，还是一个人单搞一种手艺好呢?”结果，柏拉图发现还是“一人单搞一种手艺好”^[5]，这就必须进行分工。分工也确实卓有成效，柏拉图说:“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应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生产得又多又好。”^[6]可见，柏拉图和中国的孟子、荀子一样都是从人性的需要来论述社会分工的起源的。其二，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也是人的秉性、天赋才能发展的结果。柏拉图的意思是人的多样性的需要必然产生社会分工，而之所以有人做这一行，有人做另一行，则是由于人的禀赋才能的不同。^[7]柏拉图认为，每个人“不是生下来都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8];没有两个人的本性是完全一样的，人们的才能是有区别的，某些人适合于这种工作，某些人适合于那种工作。并且，人的才能是有限的，所以必须有所限制，柏拉图说:“每个人只能干一种行业而不能干多种行业，如果他什么都干，一样都干不好，结果一事无成。”^[9]他还说:“为了把大家的鞋子做好，我们不让鞋匠去当农夫，或织工，或瓦工。同样，我们选拔其他的人，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毕生精力专搞一门，精益求精，不失时机。”^[10]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思想，即正确和恰当的分工就符合正义，他说:“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11]

2．社会分工的本质及其属性

柏拉图不仅探讨了社会分工的起源，而且还探讨了社会分工的本质和属性。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是工作的专业化。在他看来，所谓专业化是指人们只干适合他干的工作。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人的天然禀赋各不相同，只能适合某一种工作，而不能适应多种工作。原因之二在于人们只有专门从事一种工作时，才能熟练并高质量地把事情做好，才能“每种东西生产得又多又好”。柏拉图还指出，分工的本质属性是分工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其一，分工的整体性特征。在他看来，分工体系中各部分之间具有相互服务性，每个成员既为别人服务又接受别人的服务。这样，不同分工的人通过相互交换而结合在一起，这在一定意义上接触到了分工体系的整体性特征。其二，社会分工的多层次性。分工的多层次性取决于人们需要的多层次性，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吃穿住行的需要，就必须有农夫、织工、建筑工匠、木匠、鞋匠等;人们还有更高的精神上的需要，这就有了音乐家、诗人、教师等;最后，人类社会还有对国家的至高无上权力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国王。显然柏拉图把生产的、非生产的、政治的部门都看作社会分工的一个方面，社会分工体系就是由这众多部门、众多层次构成的系统结构。

3．社会分工的作用

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国家的基础。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的精妙之处还在于他从分工出发说明了国家的起源。柏拉图认为，人们为了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就召集许多的伙伴和帮手，当这些帮手们聚集成为一个居民的聚居团体时，国家就产生了。恩格斯曾对此有过高度评价:“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12]马克思也指出:“柏拉图……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13]如前文所述，柏拉图认为，分工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日益增多的需要，而且使人们相互交换、相互服务，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柏拉图并没有真正揭示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但他试图从经济上探讨国家产生的基础，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柏拉图还清楚地说明了参与分工的三类人构成三个等级，三个等级构成了国家，从这点来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明。

4．社会分工与交换的关系

柏拉图还论述了与分工相联系的交换。柏拉图说:“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的人，或者从别的人那里拿来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14]那么“在城邦内部，我们是如何彼此交换各人所制造的东西呢?须知这种交换产品正是我们合作建立城邦的本来目的”，回答是“交换显然是用买和卖的办法”^[15]。因此，柏拉图认为，“于是我们就会有市场，有货币作交换的媒介。”“在我们城邦里，这种需要产生了一批店老板，那些常住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我们叫他店老板，或者小商人。那些往来于城邦之间做买卖的人，我们称之为大商人。”^[16]

柏拉图是现知比较系统的社会分工理论的创立者，其分工学说在社会分工学说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柏拉图论述分工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功绩在于，他抓住了分工这一劳动的社会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后，看到它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及其在社会各方面的作用。虽然其分工理论的探索是初步的，更多的只是表现为一种天才的猜测，但他毕竟是最先较系统地探索分工奥秘的思想家。马克思曾经对柏拉图的分工理论予以极高的评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论述，对于在配第之后但在亚当·斯密之前写作分工问题的一部分英国著作家来说，是直接的基础和出发点。”^[17]这正是对柏拉图分工思想在社会分工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说明。^[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