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育思想

2.1中国古代生育思想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生育文化源远流长。夏禹时期以后，人口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夏商时，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从孝的观念出发，要求世代相传，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口增殖思想。⁽¹⁾西周时，又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重男轻女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人口思想已经十分丰富，儒、墨、道、法各家的代表人物都论述过人口问题，并成为中国古代各种人口思想的主要渊源。⁽²⁾在地广人稀、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张人口增殖始终是我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主流。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商鞅和吕不韦等，秦汉时期的贾谊、晁错、董仲舒、王吉、贡禹、王符、崔寔和徐干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傅玄、皇甫谧、李冲、周朗及郭祖深等，隋唐时期的傅奕、李峤、刘晏、陆贽、白居易和杜佑等，宋元时期的李觏、苏轼和叶适等，明清时期的邱浚和包世臣等，都从不同的出发点提出了大力增加人口的主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在生育问题上逐步否定神的意志和权力，揭开了人类生命起源和生育现象的奥秘，并对人类自身无限制增长有了一定的认识，逐步形成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³⁾中国古代已有不少思想家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也有部分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减少人口的主张。先秦时期的老子和韩非子，明清时期的徐光启、冯梦龙和洪亮吉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2.1.1　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

早在春秋末年，道家创始人老子就反对人口众多，主张小国寡民。老子认为，人们无休无止的私欲和各个诸侯国推行的广土众民政策，使得人口太多，导致天下动荡不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⁴⁾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达到天下太平，除了要人们无私无欲，做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⁵⁾外，还应建立一种国家要小、人口要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⁶⁾的“小国寡民”社会。最先明确提出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是战国末年的韩非子。针对韩国“地狭而民众”、“其土不足以生其民”⁽⁷⁾、人口繁多的社会现实，韩非子第一次用财货与人口对比（其他思想家通常用土地与人口对比），更确切地说明了人口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的观点，并认为人口成倍增长是当时社会纷争的根源，古代财货有余，人民就不发生争夺，他生活的时代财货不够，社会就动乱不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⁸⁾韩非子的这些观点，是中国古代反对人口过度增殖的主要思想渊源。

宋末元初，马端临曾联系人口质量来考察人口数量的增长，他认为人口数量的繁多会导致人口质量的下降。人口数量的多寡不是国力强盛与否的标志。“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⁹⁾“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应该控制人口增殖。明朝末年，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第一个提出了在和平时期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的观点。“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¹⁰⁾与徐光启同时代的冯梦龙，则根据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首先突破了长期以来“以多子多孙为福”的传统思想，明确提出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他认为，“人生二男二女”，势必造成人口大量膨胀，无法养育，因此“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¹¹⁾清朝前期，洪亮吉在《意言》的《治平篇》和《生计篇》两文中，集中阐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主要观点。针对当时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和一般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洪亮吉明确断言，治平之世户口倍增，而田屋的增加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这种情况，不仅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口之数常处其有余”⁽¹²⁾，“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还产生了“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和为非作歹之徒生“攘夺之患”⁽¹³⁾的严重情况。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洪亮吉认为不外乎有“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两种。但洪亮吉对解决人口问题抱悲观态度，认为天地不能生人，而天地养人的方法和产品数量有限，不足以供养成倍增加的人口。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此外，在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还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人口适度增长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已提出了人口要与土地在量上相适应的观点。孔子及其门徒曾经结合土地多寡来谈人口的多少问题。“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¹⁴⁾商鞅认为，人口与土地在量上应相适应，否则就会失调，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¹⁵⁾商鞅第一个提出了“制土分民之律”⁽¹⁶⁾，并提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管子》认为，“地大而不为，命为土满；人众而不治，命为人满”⁽¹⁷⁾，人口和土地就不能保持平衡，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妥善解决“野与市争民”⁽¹⁸⁾的主张和必须制定以土地和人口为中心的规划设想。荀况明确提出“省工贾，众农夫”⁽¹⁹⁾的主张，主张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韩非子从“富国以农”的观点出发，也十分强调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西汉的晁错第一次提出要用经济措施来鼓励移民，并第一个从理论上对移民戍边进行了阐述。东汉的王符更明确提出人口与土地在量上必须相称的命题，主张合理分布人口，充分利用土地，迅速发展生产。“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²⁰⁾崔寔主张调剂人口密度，使人与地得到平衡，明确提出合理分布人口的重要主张。北宋的李觏认为，必须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冗食”人口，否则“地力不尽，田不垦辟”，人民衣食不足，国家难以富强。苏轼针对北宋国困民贫的情况，提出了“均户口”以“安万民”的重要主张。叶适认为，要想使人与地相结合，做到“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富国强兵，就必须“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²¹⁾，实行均民，合理分布人口。明朝的徐光启从当时“南之人众，北之人寡，南之土狭，北之土芜”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移民，调剂人口密度，合理分布人口。晚清的包世臣，则提出按比例来安排社会劳动力，主张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都应去务农。“以口二十而六夫计之，使三民（指士、工、商）居一，而五归农，则地无不垦，百用以给。”⁽²²⁾

2.1.2　提高人口质量的理念

《管子》很重视提高人口质量，第一次提出了“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的著名论点。为了提高人口质量，首先应加强对人民的教化，提高人们的道德风尚。“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²³⁾荀况认为，要想改变人们“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²⁴⁾的状况，提高他们的道德风尚，就必须加强教育，“不教无以理民性”⁽²⁵⁾。农民会“相高下（察看地势），视境肥，序（安排）五种”，商人会“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工人会“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⑨，君子会“积文学，正身行”⁽²⁶⁾，均“非天性也”⁽²⁷⁾，而是后天受到教育的结果。

王符很注意提高人口质量。“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²⁸⁾王符首先提出了教化也有本末之分的观点。“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只有对人们进行正直的教育，诱导向善，他们才不会违法乱纪。反之，对人们施以奸邪的教育，“学淫则诈伪”⁽²⁹⁾，败坏社会的正直风尚。周朗认为，为提高人口质量，对人民的教化应包括文、武两方面的内容。“训以书记图律，忠孝仁义之礼，廉让勤恭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则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述行履，复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孙，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马端临则从南宋人口比蒙古人口多而最后仍被元朝所灭这一客观事实出发，首先提出了国家的强弱不是由人口数量所决定，而是由人口质量所决定这一重要观点。“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³⁰⁾

2.1.3　重视人口统计的意识

早在西周末年，周宣王在被姜戎打败之后，为了补充兵源，增加财赋，于公元前789年在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即人口普查）于太原”⁽³¹⁾。这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最早的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次人口普查。《管子》很重视人口调查统计，除了主张在春天对户口进行登记、夏天进行核实、秋天进行检查、建立经常性的人口统计外，还主张组织专门的调查，确切了解人口总量、男女老少各类人数、年内增减人数，以及农村青年劳动力、城市青年不务正业者、靠借贷度日的穷人、适龄青年尚未服兵役者等相关人口情况，考察内容十分深入细致。徐干很重视准确掌握人口数字，他在《中论》中专列一篇《民数》来论述人口。徐干认为，详细了解人口数量，是封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封建国家制定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和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无论是分配田地，划分居民区，规定赋税、徭役，制作各种器皿、用具，确定官吏俸禄，筹建军用，还是建立典章制度，确定家庭用度，筹划礼仪经费，以及刑法的采用、废置等，都必须以正确的人口数为依据。“民数周，为国之本也。”“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下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唯审民数乎。”⁽³²⁾为了确切掌握人口数字，徐干很重视人口的调查与管理。皇甫谧比较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夏禹到三国时期的主要人口数字，并对我国古代人口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研究。禹平水土（约公元前2100年），“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相成王（约公元前1024年），“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百八十四万七千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民户“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³³⁾。这些数字（尽管汉朝以前的数字不尽可靠），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比较系统搜集的人口资料，后人在引用秦汉以前的人口资料时，大都以此为据。

在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李峤主张加强户口管理、减少人口逃散隐漏。李峤指出，人口隐漏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赋役繁重，“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³⁴⁾；二是户口管理不善，“逃亡之户，或有检查，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所司虽具设科条，颁其法禁，而相看为例，莫肯遵承。”因此，要使“户无所遗，民无所匿”，首先应“设禁令以防之”，采取连环保的办法；其次，要“垂恩德以抚之”，使流民返回故土，对不愿返回的流民，应准许他们在现居住地入户。杜佑强调准确掌握人口数字的重要性。“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和。夫然，故灾沴（音丽，害也）不生，悖乱不起。”⁽³⁵⁾在《通典》之《历代盛衰户口（包括丁中）》一卷中，杜佑收集了历代人口数字，作了简略分析，并介绍了我国古代人口管理沿革。马端临指出，赋税轻重对人口统计的影响很大。封建朝廷的征赋较轻时，人口统计就会比较准确；反之，则会不实。“两汉时户赋轻，故当时郡国所上户口版籍其数必实。自魏晋以来，户口之赋顿重，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固其势也。”⁽³⁶⁾“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人口有奇……自本朝元丰（宋神宗年号）至绍兴（宋高宗年号）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于漏口少尔。”⁽³⁷⁾邱浚认为，要确切统计人口数量，最重要的是加强户口管理，建议将明初十年一造的黄册，改为一年一造。因为在“十年之间，人有死生，家有兴衰，事力有消长，物直有低昂，盖不能一一齐也”。时间太长了，“民伪日滋，吏弊多端”，人口“脱漏、诡寄、飞走、那移”⁽³⁸⁾的也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