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的消费思想考察

人类社会早期，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控制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这一时期，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粗浅，生产工具简陋，自然资源的开发深度和广度都非常低下。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直接依赖的社会关系，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协同型的社会关系，后来是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统治型社会关系。按经济社会形态划分，前者为原始社会，后者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按技术社会形态划分，前者为采集渔猎业社会，后者为农业社会。

一、古代消费的特征

(一)古代的消费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

人类社会早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1]，“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2]，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物”^[3]。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4]，他们的消费性质也属于自给性的，只是比农民轻微一些。也就是说，被统治阶级几乎生产了自己及其家属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统治阶级的消费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剥削而不是市场交换，所以同样具有自给性，市场只是辅助性的或间接的。消费的自给性来源于自然经济的必要性。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落后，不可能生产大量的剩余产品用来交换，导致了消费的自给性。反过来，消费的自给自足不利于社会分工，排斥市场交换，因而阻碍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使社会再生产速度减慢，也妨碍着消费发展。同时，消费的自给自足，消费品制造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不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因此，讲究实用，不重外观。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因为工商业不发达而显得单调、贫乏，几千年内无甚变化。世界各地消费风俗、习惯因为长期缺乏交往而各具特色。

(二)古代消费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原始社会，原始人采取共同享受、均等分配的消费原则。而到了阶级社会，却出现了奢侈与赤贫、有闲与劳累对立存在的状况。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广大的劳动群众却过着贫寒的生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5]，消费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在奴隶社会，奴隶主是高消费阶层，奴隶和平民是低消费阶层。在封建社会，皇族、官僚、大商人、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属于高消费阶层，而农民、手工业者、贩夫走卒及奴婢、乞丐、流民等属于低层消费者。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统治者生活消费中奢侈浪费性消费现象突出:首先表现为奢侈性消费规模大、档次高，超前消费突出。在吃、穿、住、乐等方面追求高质量、高档次，他们食不厌精，哙不厌细，服饰新奇、居室豪华、娱乐盛行，风俗流弊转相仿效。其次，统治阶级的消费具有病态性精神消费的特征，他们生活消费中的奢华，脱离实用实惠的生活原则，带有明显的示富夸豪的目的，丧失了生产消费本身的意义。例如古罗马奴隶主热衷于角斗、斗兽和海战等血腥娱乐，以残害奴隶为乐，表现出强烈的虐待狂品性和反人性倾向。第三，统治阶级在生活消费中追求奢侈，除了满足感官享受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抬高自己的政治声望。第四，统治阶级的消费水平决定于但不局限于生产力水平，他们会经常不顾生产而从事消费，他们的消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超前性和破坏性，不从属于再生产过程其余三个环节，而与国民经济发展呈反比例增进，表现为残酷剥削、野蛮掠夺。第五，古代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往往导致或加速国家的灭亡:“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6]消费的极度分化，往往导致民不聊生，被剥削者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消费，被迫揭竿而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灭亡往往是与消费的两极化现象加剧有关。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是在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被统治阶级的激烈反抗中中土崩瓦解、彻底衰落的。

古代消费两极分化现象是有其原因的。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别存在着两大对立阶级，以奴隶主和地主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和以奴隶和农民为代表的被剥削阶级，前者是少数，却占有大部分土地和财富。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格局决定了只有少数人可以奢侈而大多数人温饱都成问题，繁重的徭役、地租及高利贷者的敲诈，既是一些人奢侈的经济基础，又是另外一些人贫穷的原因。所以，在古代社会，存在着剥削，就必然存在着消费分化。

(三)古代社会大多实行抑制消费的制度和政策

如果社会出现消费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必然要起来反抗，将社会统治系统推翻，这样的事情在古代曾反复出现过。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统治阶级制定了适应当时生产力状况的消费制度和消费政策。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就是通过发展生产，改善分配、限制流通等手段来解决消费资料匮乏问题的。首先是发展生产即“重本”，因为不发展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衣食之事始于耕织”^[7]，鼓励农业生产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禁止奢侈品生产，这主要是针对广大民众而言的，统治者自有其特殊的消费标准;改善土地的分配，薄赋税;限制流通即“抑末”，限制流通可以缓和供需矛盾，有利于解决社会温饱，防止奢侈品泛滥，可以减少商业利润，保障农民生活需要。古代统治者强调节制消费，因为它有助于简单再生产进行，是薄赋税的前提。高消费是以繁重的赋税为基础的，要想减轻人们的财政负担，就必须大量削减政府的消费计划，节制消费是抑末的一项措施，流通的完成是以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为标志的，它的规模、速度都受制于消费规模、速度，节制消费可以制约流通，达到驱民归农，重本抑末的目的。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不重视科技发明这个开发新消费品的前提，重农抑商，反对奢侈，闭关锁国，人口放任，这些政策客观上都抑制了消费。

古人不仅认识到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而且也认识到了消费的反作用，消费的反作用表现在鼓励消费和限制消费即崇俭两方面。古人认识到鼓励消费可以刺激生产，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可以均富，增加就业，繁荣市场，促进城市发展。人们在消费欲念的驱动下，从事着各种社会活动，古代文明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消费的鼓励下创造的，特别是宫苑建筑，艺术品等。而且，在剥削社会里，除了消费，剥削就没有目的。但是，鼓励消费与古代消费思想的出发点矛盾，因为鼓励消费就必然以人民群众饥寒、劳累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为代价的，而节制消费却能帮助解决温饱问题，缓和阶级矛盾。所以，古代的消费政策必然是以抑制消费为主的。

二、古代消费思想的特点

古代消费自给自足、两极分化等特征和统治阶级实行抑制消费的政策决定了古代消费思想具有二重性和强调消费等级化等特点。

(一)消费思想的二重性

古代的统治阶级对民众要求禁欲主义和节俭的消费观念，而他们自身则重视物质消费，强调消费享乐，甚至奢侈纵欲，因此，古代的消费观念具有二重性。

中国古代，儒家理论占统治地位，其政治、生活的价值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消费问题在儒家看来，是治国平天下首先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民不足而能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8]。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有四重——重民、重食、重丧、重祭^[9]，民食放在丧、祭之前，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儒家也承认人皆有谋利之心，不排斥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还讲究消费的享乐性。认为“食、色，性也”，如孔子自己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10]，董仲舒虽然强调“体莫贵于心，养心莫重于义”，但是也承认“体不得利不能安身之养”的重要性。管子的“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11]、“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趋利避害，人人同心”等等都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视谋求物质利益、重视物质消费的思想倾向。墨子认为“天下尚俭而弥贫”^[12]，也就是，忽视消费的生产意识，会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富裕天下。重视物质利益和消费的重要性是有其合理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能饿着肚皮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话。”^[13]

虽然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物质利益和物质消费，但是，在极低的物质生产力水平之下，为了维系社会稳定，客观上又要求人们抑制消费;同时，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也极力宣扬欺骗性的“禁欲”。古代统治阶级自身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事实上，古代的文明成果也大多是在消费的激励下创造的，而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劳动人民却兜售节制消费、节俭、禁欲苦行主义，用以解决消费资料不足的问题。黜奢崇俭是中国古代正统的消费理论，也是西方古代正统的消费理论。这种理论在古代宗教里的反映就是通过对神的肯定来否定人本身。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中国古代的老庄道家、程朱理学，印度的佛教都主张禁抑人们的物质欲望，否定正当的物质生活消费，甚至否定人们的消费愿望和消费需要。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认为只有靠禁欲才能获得美德，为了追求至善和美德，他们倡导过一种苦行生活甚至甘愿过动物一样的起居生活。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应该保持高尚道德，并努力抑制身体的欲望。真正的善就是克制物欲、过清苦的生活，因为肉体的快乐是不足道的、短暂的、有害的。德谟克利特提出:“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享乐增强。”^[14]爱比克泰德和西塞罗均把肉体视为灵魂的牢狱，身体、财产都是累赘，灵魂只有摆脱肉体的束缚才有智慧，所以主张以禁绝生命来使灵魂得救。

欧洲中世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的出发点是“原罪说”，视人生为罪恶，视欲望为万恶之源。为了赎罪和得到上帝的解救，人们应该鄙视现实生活，消除一切物欲和杂念。基督教神学认为只有上帝才是“至善”，对上帝的信仰才是人生最高目的，“人类的幸福，决不在于身体的快乐”^[15]，因为这种快乐阻碍了人类接近上帝，“在把人拖到物质享受中这一点上，它比其他东西都厉害”^[16]，所以，人应该禁欲苦行，在追求上帝的历程中体验人生意义。基督教强调重视来世的生活，强调此世的苦修只是为了能进入彼岸的天国。这些信念部分内化于人们的道德信念之中而使人们自觉地苦行禁欲，追求天国，部分通过政治、法律和社会习俗而作为外在的戒律束缚着人们的欲望。总之，人的欲望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扭曲，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统治阶级和富人中不乏纵情声色之徒，但对享乐的追求总的说来受到全社会的贬抑。

伊斯兰教认为人在现世的富贵贫贱、生死祸福都是真主意志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只有安于现状，忍受一切苦难，才能在“末日审判”时进入天国乐园。佛教对人世价值的基本判断是“苦”，而苦难的根源则是各种欲望，要终止苦难，就必须扑灭罪恶的欲望之火，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净化，以到达彼岸世界。佛家十戒当中的一戒就是:不坐高大广床，不听视歌舞，佛家的日常生活更是要求“俭于享受，能甘淡泊”^[17]

道家追求的最高价值是“自然而然”，主张抛弃一切知识、情感、欲望和思虑去直觉万物的本源“道”，以恢复人的本来面目、解除一切束缚，实现最大自由。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8]故“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19]人只有“见素抱扑，少私寡欲”才能够拥有宁静和谐的人生，社会只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实行无为而治才能达到天下太平。提倡不食人间烟火，“吸风饮露”，自然而然，知足常乐。

《左传》认为，“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墨子主张节用，认为节俭是圣人之所为，而淫佚是小人之所为，并断定“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荀子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宋明理学更是走向极致，主张“窒欲”、“剥落物欲”、“革尽人欲”、“存天理，灭人欲”，宣称“饿死是小，失节事大”，从根本上主张革除一切非分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追求。

中国古代的儒家提倡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奢侈，主要是反对只图自我享受，横征暴敛，不顾民生的奢侈，他们主张节俭，是考虑客观原因，而不是主张禁欲主义。儒家的孔丘说:“礼与其奢，宁俭”，“节用而爱人”。孔子具有尚俭倾向，但不强烈，对消费者没有约束力。儒家的节俭观既反映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心声，也迎合了统治者内部开明派的想法和正义象征的舆论精神，始终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节俭消费理论。

古代中国和外国都强调黜奢崇俭，表面上、观念上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脱离物欲的诱惑，能够得到智慧、获得美德。而现实的原因在于古代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使得物质财富来之不易，维持人类生存的生活资料十分匮乏。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人们就只能千方百计地对生活资料实行节约。这样做既能使有限的消费资料维持更多人的生存，又能向生产过程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同时能够缓和生活资料供给不足造成的社会矛盾。无论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还是黎民百姓的生活观念;无论是从治国安邦出发，还是着眼于家庭生计，都普遍认同去奢从俭，去奢从俭成为古代消费思想的基本特点。

消费水平低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现象，崇俭是低消费水平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一般地说，财富生产能力与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简单再生产需要矛盾越强烈，则崇俭的必要性越是被强调，奢侈越是遭到谴责。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可以分为依靠剥削收入生活和依靠劳动收入生活两类，刺激消费只能导致税负地租的加重，使民众生活艰辛，使再生产无以为继，使淳朴的民风遭到破坏，使灾荒无以防备。因为统治阶级的消费支出是没有限制的，因为权力是无限的。

(二)消费的等级制

等级制是古代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阶级维护等级制度，提倡道德教化。认为人有名分之分，社会有等级差别，名分、等级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消费状况，并由此形成贵贱有序，贫富有差，消费有别的等级消费观念。等级消费制是解决消费资料有限性和消费需要无限性矛盾的最佳办法;等级消费制下的各阶层消费者心理平衡，等级消费制符合天道，因为自然界中有上下高低之别，人类消费标准的确定也应当如此;消费作为权势、地位的象征和最终实现形式之一，必须严格按等级制规定，否则封建等级制便失去了威严和实际意义。“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0]。等级消费及其观念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的，并反映封建消费关系的本质和阶级属性。按等级消费是等级制和土地权力在经济上的最终实现，更主要的是能够限制商人消费，因为只有商人具有越过低贱地位而从事消费的金钱能力。无论东、西方，在古代这一点具有普遍性。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阶层的差异最初是以权力、利益、或者消费水平的差异表现出来的。如果越级消费，对于专制极权社会来说是权力下移，政治动荡的凶兆。古代西方强调等级消费:“它(国家)必须使它的君王或行使这个最高权力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能够与他们的尊贵职位相称合。”^[21]，等级制度严格的古代中国社会更是强调消费的等级化。如，儒家等级消费观的核心就是以礼的等级名分来规范社会成员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孔子认为礼是国家的纲纪，主张“为国以礼”。^[22]礼讲等级名分:“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23]孔子把其归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4]在其主张的礼制下，社会成员依据各自的血缘宗法关系，形成贵贱有序的社会等级网络。在政治上，“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25];在经济上，“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26]。在孔子看来，是礼而不是经济条件决定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27]一个人即使富有，他的消费行为同样不能偏离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其消费行为与方式要符合自己的身份。由此可见，在消费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具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从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出发，孔子主张在消费上应该体现出尊卑之别。孔子愤怒地指责鲁国执政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28]季氏是大夫，按其身份和地位，只能享受四佾待遇，八佾是天子专用，故不可忍。等级消费规范在上下级消费标准上表现出来，超越等级的消费被指责为奢侈，“谮礼犯上”，消费作为权势、地位的象征和最终实现形式，必须严格按照等级制完成，否则封建等级制便失去了威严和实际意义。荀子说:“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29]生产力较低的社会，消费品有限，人们不可能进行平等消费，等级消费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的一种手段。中国古代对社会地位的排序是“士、农、工、商”。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在贵族制国家里，人的众多欲望中，金钱只能满足为数不多的几项。在民主国家，金钱则似乎能满足一切。”^[30]表明了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消费特权、专制和对商人的歧视。

总之，古代的价值观要求人们在消费时，要节制个人欲望，遵守礼法，精打细算，知足常乐，要求人们遵守内向、朴实、中庸之道的原则，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冒风险，保守地消费。

(三)强调舍利(消费资料)去谋取道义

在近现代，人们把义看作是利益分配的一个合理尺度、标准。而古代的思想家大多把义利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求人们舍弃物质利益、物质消费资料去谋取道义。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推崇的最高价值是“有序的和谐”，由此派生的人格价值是“以义为上”，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有尚义而不排斥利或兼重义利之说，但绝不容忍以利为上之说。义利关系是儒家伦理的出发点，儒家只问行为本身的应当与否，而不问行为是否有利，“子罕言利”^[31]，利在儒家看来是个人的私欲，儒家倡导“以公灭私”^[32]，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人们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34]。

义利观表现在消费上就是重视消费资料的来源和获得手段，“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不足与议也”^[35]，“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36]，“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37]。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38]，“君子固穷”^[39]，孟子说:“舍生而取义”，“不食嗟来之食”，“不饮盗泉之水”，“羹，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呼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40]即使饿死也不吃损害了人格换来的食物。由此，儒家一方面主张确立社会的等级占有与等级消费秩序，对个人的物质欲望和消费行为作必要的强制性规范;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道德约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1]把人们的消费行为与道德追求结合在一起，认为合于义，至乎礼，虽苦亦乐。

古代西方也强调以义取利的消费思想，《圣经·所罗门箴言》中说“所得虽少但取之正义，胜过所得虽多但取之不义”，“当你弄到不义之财享受时，你或许觉得美不胜言，但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如满嘴含沙一般”^[42]

三、古代消费思想的评价

古代统治阶级倡导等级消费观念，即政治地位决定经济利益和消费状况，同时提倡宁俭、节用，强调对消费行为进行道德约束，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缺陷。

节俭消费观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作用巨大，功不可殁。去奢从俭倾向的形成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国计民生始终得不到保障有密切关系。面对生活资源的长期短缺和匮乏的局面，为了维持生存，缓解社会矛盾，必然要提倡去奢从俭。去奢从俭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古代社会结构和经济条件在消费问题上的观念反映。

首先，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物质资料极为匮乏的时代，正是凭借着对物质资料精打细算的使用，人们才度过了漫长艰难的岁月，才得以生息繁衍并发展至今日。倘若我们的先祖们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人类恐怕早就因财富的耗尽而灭绝了。

其次，等级消费观念和节俭消费观念缓解了社会矛盾。统治者之所以提倡节俭，一方面是为了实行道德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施政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西汉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43]“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不但破坏了等级消费制度，而且使老百姓更加贫困，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秦之速亡，这是重要原因。于是，富而奢，为人所不耻;贫而乐，为人所称道。节俭消费观念对于抑制统治阶级特别是封建帝王的骄奢淫逸，节制财政支出，减轻税收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古代的消费观念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抑制人的消费欲望，要求以心理上的不欲和观念上的知足来抑制人们自发的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它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节俭消费和等级消费观念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的，统治者鼓吹禁欲主义有其欺骗性，他们希望广大劳动者都禁欲苦行，而他们自己却恣意纵乐。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有大多数人的苦行禁欲，才能保障少数人的恣意享乐。

其次，古代的等级消费观和节俭消费观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消费对生产本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有决定作用。生产取决于需要，而需要必须通过消费才能够得到满足。需要不断发展，消费也不断发展，二者都具有层次性。前者由低层向高层提升，是通过后者、通过它的层次性变迁而实现的。这样，消费不断发展，需要就不断实现，新的需要就不断产生，从而促进生产不断发展，总之，消费能满足并引起新的社会需求，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和前提，它是生产发展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而崇俭限制了生产的动力，使生产对象在客观上单调、停滞，在主观形式上缺乏想象，因此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限制了市场的发展，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消费品外观质量提高，使人满足于温饱，局限于吃穿，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多样化，不利于消费艺术进步。

等级消费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一个人的消费不是取决于他的经济条件和消费欲望，而是由他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就有什么样的消费待遇。中国封建社会所实行的抑商政策就包含着对商人及其子弟消费行为的限制。如汉初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乘车、衣丝。中国封建社会商人阶层虽然富有，但因社会地位不高，其消费行为常被视为奢靡逾制而遭到斥责甚至于禁止。“昔先王之制，自天于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析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44]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45]，“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宝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生则有轩冕之位，贵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扩袭之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46]等级消费的主要作用在于规范消费行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确保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生活享受，蔑视工商是普遍的社会风气，实际上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中世纪，教会将商业活动视为“对灵魂危险的”事情，经商之人不可能取悦于上帝。那时，“放款取息或高利贷是令人憎恶的事”^[47]。

等级消费、重农抑商、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本身并不含有资本主义精神。此外，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把整体、自己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把人的自我完善作为目的，实际上是使人循向内心世界，脱离社会，脱离物质享受，逃避现实，而不是面对现实的经济生活。正如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所说，在儒教和道教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产生不了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节俭消费观的过度提倡有可能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和素质提高，同时，浪费时间，影响效率，降低生活质量。人们的素质不能凭空提高，它只是在消费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生活资料之后才能实现。没有较为充裕的生活资料，所谓人们素质的提高就是空谈。更有甚者，节俭消费观的不当宣传和实行还会损害人的健康乃至于生命。儒家许多知识分子，如颜回等英年早逝，固然有其过于劳累等原因，但他们生活过于节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48]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认为最有仁德。“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49]颜回虽有仁德，但没有爵位，没有官职，因而只能蛰居陋巷，贫苦度日。孔子认为颜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自觉恪守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处贫贱不求富贵，崇尚安贫乐道的节俭美德，结果导致了数千年来无数知识分子安贫乐道，身心俱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