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古代的管理思想

国外，管理思想和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奴隶制时代管理思想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指挥军队作战、治国施政和管理教会等活动之中。古巴比伦、古埃及与古罗马人在这些方面都有过重要贡献。

古巴比伦在汉穆拉比的统治下，建立起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为了治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系列法庭，设置官吏管辖行政、税收和水利灌溉。国王总揽国家的全部司法、行政军事权力。同时，在汉穆拉比统治时期，《汉穆拉比法典》的编撰是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个法典共282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以法律形式来调节全社会的商业交往、个人行为、人际关系、工薪、惩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在汉穆拉比之后的尼布甲尼撒国王统治时期，出现了许多有效管理的实例。一些大的工程建设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管理发展水平，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和高650英尺的“巴比伦”塔。

古埃及值得称道的管理实例是其“金字塔”式的管理机构。在古埃及，法老之下设置了各级官吏，最高主管为宰相，辅助法老处理全国政务，总管王室农庄、司法、国家档案，监督公共工程的兴建。宰相之下设有分别管理财政、水利建设以及各地方事务。上自宰相，下至书吏、监工，各有专职，形成了以法老为最高统治者的“金字塔”式的管理机构。

为了强化法老专制政权的统治，埃及法老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为自己建造金字塔。被后世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金字塔，其工程之浩大、技术之复杂，至今仍被视为难以想象的奇迹，以至被蒙上许多神秘的色彩。仅从管理角度看，成千上万人的长时间的共同劳动，没有严密的组织与管理是无法想像的。

古希腊当时的思想家们对管理也有过许多卓越的见解。苏格拉底曾提出管理的普遍性。认为管理技能在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是相通的。亚里士多德不仅指出了管理一个家庭与管理一个国家的相似之处，而且还研究了国家制度的问题，提出了国家制度的各种形式，以及采用各种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原则。描绘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理想城邦”的轮廓。

另一著名希腊哲学家瑟诺芬，还专门写了一本《家庭经济》，主要研究家务管理和农业。他对劳动分工也有过精辟的论述，瑟诺芬曾就劳动分工作如下论述：在制鞋工厂中，一个人只以缝鞋底为业，另一个进行剪裁，还有一个制造鞋样，再由一个人专门把各种部件组装起来，这里所遵循的原则是：“一个从事高度专业化工作的人一定能工作得最好”。继瑟诺芬之后，柏拉图也对劳动分工原理作了阐述。他认为，分工的产生是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人的天赋却是单方面的。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不做其他任何工作，只做适合其天才的一种工作，而且在恰当的时机去做，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好而且更容易。

古罗马在征服了希腊后，经过连年征战和吞并，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本身就需要高超的管理方法与技能。罗马帝国时期，在管理体制上，已体现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离。

在法律方面，罗马人大约在公元前450年，制订了有名的“十二铜表法”。因刻于十二块铜牌（一说着色木牌）上而得名。其本质在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这也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即被视为欧洲法学的渊源。此法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债务、奴隶制度、财产继承和刑法、诉讼等方面均作了规定。

古罗马人最有效的管理实例，是当时统治者戴克里先（公元284年）对罗马帝国的重组。他上台以后，看到帝国组织庞大，事务复杂，但又人浮于事。为改变这一状况，他重新设计了帝国的组织结构，把军队和政府分为不同的权力层次，对每一层级规定了严明的纪律以保证组织职能的发挥。他把帝国分为100个“郡”，归为13个“省”，进一步把“省”组成4个“道”，从而建立起了专制的组织结构。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有许多有关管理的思想出现。如15、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尼科罗·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新的宗教伦理观、市场伦理观和个人自由伦理观的建立对管理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然而，国外管理思想和实践的革命性发展是在以工厂为单位社会新生产组织产生之后。在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中，效率和效益问题、协作劳动之间的协作的组织与配合问题，在机器生产条件下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协调运转问题，使传统的军队式、教会式的管理方式与手段遇到了新的挑战。许多前所未见的管理问题需要人们去回答、去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发展，在管理的实践中以及在理论研究上，出现了不少对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管理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