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方“普通人”的语用学考察
要想准确地理解、认识普通人，必须将“普通人”放到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关注与“普通人”相对应的那一类人的属性、特征，才能真正了解普通人。因此，从语用学视角考察普通人的含义时，我们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来解析普通人的；而且，有意识地分析“普通人”这一概念运用的时代特征、人性理解和教育属性，从而深化对普通人的认识。
1.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普通人”语用学考察
和我们的社会价值、生活方式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普通人观念主要受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并体现到教育实践中。从教育视角分析，普通人在具体运用中的内涵可以从政治、道德和生活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普通人是一种政治人格定位，是由新中国的政权形式所决定的。无论是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还是建设新中国，工人、农民一直是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新中国政权的中间力量，即属于无产阶级，是和那些地主、资本家相对立的普通劳动者。因此，“普通劳动者”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是我国的政治代言人，标志着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坚定和忠诚，普通人成为一种政治人格写照，以致我们的领袖、各级领导以走向百姓、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为荣，认为只有成为普通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长盛不衰，永不变质。“普通人”在教育领域地位的确立是通过我国的一些政治文件和教育方针来强化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奠定了“劳动者”在此后教育目的中的地位；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60条》中又强调了“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从此以后，虽然教育目的的内容有所变更，但其基本内涵却始终未变，即教育要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等各方面发展和教育为政治服务。“普通人”的内涵无意中和普通人的词源本意有一致之处，也就是惟有“全面发展”，才能通达四方，满足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需要，实现我们既定的政治目标。
其次，普通人是一种道德人格定位，是和圣人相对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圣人情结，尤其在道德认知上，崇尚圣人至善、至美的道德，压抑、否认平凡人的欲望、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德教育也延续了这种传统。例如，我们的道德教育一度强调“高、大、全”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诸如“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等，以期培养理想社会所需要的伟人、圣人，由于背离人的现实性和生活基础，结果却造就了畸形的“单面人”和“双面人”。与这种圣人道德人格相对应的就是普通人道德人格，它尊重人的现实性、个体性存在前提，认为伟人、圣人是极少数的，人类社会是由平凡的普通人构成和推动的；而且，“从理论上讲，只要自身努力和条件允许，任何普通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9)。因此，教育必须先从培养孩子成为人开始，再论及圣人。普通人的道德人格是扎根于个人的现实生活的，和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理想道德相比，普通人更侧重平凡人日常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信条，诸如诚实、善良、朴实、勇敢等品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普通人是伟大的、永恒的，是和生活、社会共生的。需要指出的是，普通人的政治人格定位也包含了道德的成分，即只有人人平等的普通人社会，我们的政治才是伟大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以推翻不平等的“三座大山”而自豪的。
再者，普通人是一种生活定位，是相对于特殊性人才而言的，是一种日常用语理解。在现实教育中，一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总是期望孩子是“天才”、“神童”等特殊人才；同时，生活中人们经常看到与普通人相对立的特殊人才，如领导、专家、学者等，他们要么是权力的支配者，要么就是知识、技术和思想的拥有者。这些特殊人才在社会上往往在数量上占少数，却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是人们追逐和崇拜的对象。而与之相对应的普通人则是处于下位的，相对默默无闻，不被人关注的。然而，从人的生活视角分析，基本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的常态表现，其他人的“特殊才能”只是在某些方面、某些时段是“特殊的”，特殊的优越性并不代表生活的全部，人在某些方面的特殊性也不等于人性的全部。因此，培养健全的普通人更应成为教育的追求，这既顺应了人的自然天性，又符合社会的基本规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三种类型的普通人在具体运用中既暗含了一种社会认可的人性假设，又符合我们的国情需要。无论是从传统的儒家人性论还是新中国成立所确立的唯物主义人性论，普通人内涵所折射的人性论是以决定论为前提的，即人性是确定的，在生活、社会面前，更强调人的适应性倾向，即使在“人定胜天”的年代，也是有一种既定的人性存在的，为特定的人性目标服务的。从我们的国情分析，普通人内涵符合国家每个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都是强调普通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奉献精神，很少张扬普通人自己的个人价值和人生追求。所以，我们的普通人定位是和终极者教育目的合拍的，是终极者定位下的下位群体的统称。
2.西方教育经典著作中的“普通人”语用学考察
和考察中文中的“普通人”语言运用一样，对西方“普通人”的语用学考察也是站在人与人关系的视角来分析，通过对与普通人相对的那些对象的理解来认识“普通人”的内涵演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与普通人相对的特殊人群主要有以古希腊为中心的英雄、贵族，近代以来能力、专业至上的专家、学者，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威等。
在古希腊及随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普通人是和英雄、贵族相对的，这也反映了当时英雄创造时代、贵族统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普通人是和英雄、军队指挥官、权威等并列出现的，通过对比，反衬出“普通人”的内涵，例如，在论述正义时，柏拉图写道：“这个道理，普通人和第一流的权威都是这么说的。”(10)“从古代载入史册的英雄起，一直到近代的普通人，没有一个人真正歌颂正义，谴责不正义，就是肯歌颂正义或谴责不正义，也不外乎是从名声、荣誉、利禄这些方面来说的”(11)。在具体谈及“计算和数数”能力时，他写道：“这是最不可少的本领，如果他要能够指挥军队，甚至只是为了要做好一个普通人。”(12)从柏拉图的视角分析，普通人是和英雄、权威、军队指挥官等相对的，英雄、权威和军队指挥官等属于社会的上层，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还是有一些“共识”，具备一些基本的共同素养。这表明，虽然他们的地位、阶层不同，但作为社会中的人，他们共同维系着基本的社会规范，推动社会前进。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依旧延续柏拉图的观点，即普通人与非普通人虽然不同，但可以共在，例如，在谈到对“团结”的理解时，他认为：“团结是在于每个人都把这件事与同一些人相联系，例如当普通人和公道的人都同意应当让最好的人当治理者的时候”(13)。在这里，普通人和公道人都认同的事就是“团结”，当普通人可以和公道人并列时，虽然意味着普通人的“非公道”性，但他们也可以共处，彼此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在论述政权之所以会出现民主制或寡头制时，他认为：“理由就在于这些国家中中等阶级很少是人数众多的，于是不论是富人方面，或普通的人民方面，一逾越了中庸之道而占的优势，就把国家法制拉在自己一边，从而就或是产生了寡头政治，或是产生了民主政治。”(14)在此，普通人和富人的区分是以财富来界定的，但如果遵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观，富人和普通人都可以和谐共存。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普通人理解来看，普通人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在各自的“理想国”中，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和价值。
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普通人的这种阶层定位依旧存在，延续了与贵族、英雄的相对性关系。例如，洛克在《教育漫话》中论及教学方法时说：“我觉得一个王子、一个贵族和一个普通绅士儿子的教养方法，也应当有别”(15)。也就是说，在所谓的上层社会中，也有“普通”与“特殊”之别，可见普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即只要是处于相对下位的群体，就是普通的。卢梭在《爱弥尔》中分析人的自然天性时认为：“所谓伟人并不比普通人长得高些，真的，凡是出于自然的要求，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而满足这种自然要求的手段，也应当是人力所能及的，所以应当使人的教育适应人的本性。”(16)在这里，卢梭将伟人与普通人相对比，以说明自然天性的平等，这种伟人类似于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世界的创造者，普通人则是被统治的对象。康德同样继承了这种阶层视野中的普通人认识，在《论教育学》中，他写道：“人们说普通人家的孩子比上流社会的孩子更容易惯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普通人与其孩子玩耍时，就像是猿猴一样。”(17)而所谓的上流社会就是传统的贵族、伟人等统治者阶层，普通人在生活礼仪、教育子女方式等方面是被歧视的，甚至只能与猿猴类比，可见其地位、身份之低下。阶层视野中的普通人内涵在西方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到了现代文明社会，虽然不再有表面上的贵族、英雄，但它依然以内在的、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西方日常生活中，成为文明、进步的痼疾。
工业革命以来，知识、能力逐渐取代出身、权力成为衡量人与人差异的标准，与普通人相对的对象也开始从贵族、英雄转向具有专业知识、技术背景的专家、学者等能力型群体。裴斯泰洛齐认为：“我的目的在于简化教学方法，使得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有可能教育自己的孩子。”(18)显然，普通人是能力相对较低的群体，以致于教育自己的孩子都成问题；而与普通人相对的是能力较高的群体。即使在学生这一群体中，也有普通与非普通之分，艾德勒认为：“普通学生不能‘清楚地、确切地和正确地运用本国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很多不能辨别什么是句子，什么不是句子’：普通学生的词汇很贫乏”(19)。这些学生在词汇知识、语言运用等方面是低等的，因而是普通的，能力成为衡量学生“普通”与否的前提条件。布贝尔在设计需要学生回答的问题时说：“但是，这个问题中显然有着一些很不寻常的东西，因为他得到的回答并不是普通学童的回答”(20)。和普通学生相对的是有特殊才能、能得出奇异答案的学生。布鲁纳在编写课程时主张：“首要的和最明显的问题是怎样编制课程，使它既能由普通的教师教给普通的学生，同时又能清楚地反映各种学术领域的基本原理”(21)。这些普通教师和学生是没受过专业训练的群体，所以是普通的。这种以知识、能力本位来区分人之类别的本质反映了以往普通人的一种境遇，即普通人总是处于下位等级的；而且，等级的标准掌握在与普通人相对的非普通人手中。正如鲍曼所言：“行动者依赖于思想者；普通人如果不求助于并接受宗教教义的阐发者的帮助，就无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事物。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普通人现在是不健全的、有缺陷和不够格的”(22)。因为生活的结构、模式等是由非普通人所控制的。
民主社会是西方所认可和追寻的社会制度模式，普通人也因此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强调民主、平等、自治等价值观的现当代社会，传统的身份、地位、专业等所带来的权力受到挑战和冲击，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和基本人权成为社会发展的共识，这也具体反映在有关“普通人”的相关论述中。里科弗认为：“甚至在民主仅仅是一个微弱力量的地方，政府事实上除战时以外并不能随意地自由处置人力和财富。在我国，和在其他西方文明国家一样，普通人的价值判断决定国家的人力和生产力应该怎样利用”(23)。普通人开始以主人的姿态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每个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张扬。对此，杜威在论述民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时也谈到了这一普通人理念：“它研究的不是主权和权力的兴衰，而是研究普通人通过主宰自然发展有效的自由。而权力和主权正是为普通人而存在的。”(24)普通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权力既来自普通人，又为普通人服务。这是因为，在民主社会，人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打破了产生贵族、制造英雄、获得专业才能的神话，支撑社会等级对立的基础已经动摇。从语用学视角理解，“现代语言学上的习惯所反映出来的有关英雄与群众或平常人的那种强分畛域而不公平的区别是应该坚决打破的——这是民主社会的一项任务”(25)。所以，在西方民主社会中，与权力、权威相对的普通人是社会的中坚，真正掌握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从语用学角度分析西方普通人的内涵不难看出，除了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导向影响对普通人的认识外，每个历史时期内含的人性假设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当普通人与贵族、英雄、伟人相对时，人性主要受制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灵魂理念论影响，每一类群体分属不同的灵魂；而且这种归属是先天决定的，后天不能改变的，是一种终极理念的体现。与以知识、能力为中心的专家、学者等相对时，反映的是理性至上的人性认识论，理性是人类自我解放的武器，掌握知识、获得能力就意味着拥有理性，否则就是非理性的，是被改造的对象，这又是理性终极化的反映。在民主社会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天生是平等、自由的，后天有责任、有义务去扫除妨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自由的藩篱，创造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美好社会，所以，普通人是社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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