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自然保护思想

我们的祖先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虽然明确提到自然保护是比较晚的事情,但类似的事情早已有之。众所周知,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文明,它得以延绵不绝,表明古人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方面做得很是出色,充分体现了古人生存方面的智慧。历代一些拥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根据我国的实践,很早就能够认识到保持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和主张,有些还能够影响到当时的制度和律法,并流传至今,由此可见这些思想的深远影响。

(一)尊重自然,注重生态平衡

在我国原始公社制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就传说黄帝轩辕氏约束部落成员们要“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注释这段话的本意是:“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出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记载,帝喾高辛氏曾号召部落成员“取地之财而节用之”,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关于自然保护的记载。此外,至今还流传着一个黄帝时期的故事:在其部族居桥山一带,族人上山伐木造房,而暴雨过后却引起山洪爆发,房毁人亡,黄帝非常伤心,遂令部族不得随意伐木。并带领族人上山植树。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尚存有一株黄帝亲手植柏。这说明,在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先民们已懂得通过植树保护植物不被破坏,来维护生态环境。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提出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认识:《管子·国准》载:“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管子·立政·五事》也有“山泽救於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的记述。《管子·形势》也有类似言论:“万物之於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异曲同工,这些都是在告诫世人:生物资源应按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资源繁荣昌盛,人们便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反之,资源就会日益减少,人们最后就会彻底失去资源。

《孟子·富国》载:“人善治之,……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说的也是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一只一条能变成一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生态平衡了,环境自然和谐,人所能得到的东西才会更多。

我国古人对自然的保护,也体现在关注合适的生产和对生活环境的保持。以“从周”、“述而不作”著称的孔子颇具“仁爱”之心,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十分重要。他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显然反对破坏生物资源,强调维护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这些对于构成一个美妙的人类生存环境均是必不可少的。

《山海经·南山经》中是这样记载凤凰的:“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种观念在我国古代一直被许多学者认同,直至明代,《本草纲目》还有记载:“(凤)天下有道则见”。

(二)顺应自然,实现资源永续

在古代,按时、合理的利用生物资源是一件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的工作,深入人心且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管子·八观》中认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明确提出尽管生物资源丰富,也必须合理利用,注意保护。

《国语·鲁语上》所载的“里革断罟匡君”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故事大意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君主鲁宣公因为在夏天鱼类繁殖的时候到泗水撒网捕鱼,他的臣子里革就将他的网割断扔进水里,还教训他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槁,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乎禁罜,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麋,鸟翼鷇卵,虫舍蚔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罟里革于侧之不忘也。”里革教育宣公要根据“古训”,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上山不要砍伐幼树,水中不要捕捞小鱼,更不应该在鱼类生长繁殖季节用网捕鱼。

当时人们对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重视,我们还可以从先秦的许多著作中看出。后世视为读书人经典之一的《孟子》书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孟子·膝文公》篇中说:“园囿、汗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段经典描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从他的言论和上面里革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候的人们对资源的利用十分重视,要合理地根据“天时”来把握,以便使生物资源尽可能的繁殖、再生,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并最终获得长久、持续的利用。类似的言论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先秦诸子的其他著作中找到诸多,先人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庄子·外篇·胠箧第十》载,庄周说:“鱼不可脱于渊”。《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篇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荀子本身对于自然环境保护方面也有丰富的思想,《荀子·劝学》篇中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潭,蛟龙生焉。”;《荀子·致仕》中有:“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则禽兽归之”及“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都是在讲物类的产生,必然有其根源;环境好,动物的繁殖数量才会多,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生物的生死存亡。所以,就像《国语·周语》中所说的“古之长民者,不堕(破坏)山,不崇(填平)薮,不防(堵塞)川,不窦(穿通)泽”。古人不会也不愿意去破坏自然,是因为其知道:山,“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尾银蛟龙生焉,货财殖焉”(《礼记·中庸》)。《荀子·王制》提出,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件事都不丧失时机,所以五谷不断地生长而老百姓有多余的粮食;池塘、水潭、河流、湖泊,严格禁止在规定时期内捕捞,所以鱼、鳖丰饶繁多而老百姓有多余的资财;树木的砍伐与培育养护不错过季节,所以山林不会光秃秃而老百姓有多余的木材。

到了西汉,《淮南子·主术训》亦有载:“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罘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寂,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述全部是按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种种规定:打猎时不把成群的野兽捕杀干净、不杀幼鹿,不弄干鱼塘捕鱼,不用烧林子驱兽捕猎,动物怀子的不得杀害,猪没养到一年不要杀食。这样一来,林木繁盛,禽兽也会繁衍成群,按照自然生长繁衍的规律、选择经济效益最高的时节进行生产的主张即使时至今日现实意义依然重大。

(三)保护自然,追求天人合一

古人对于自然的思想和态度以儒家的人本生态思想为主,主要体现在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将适应自然规律,进行相关的生产活动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儒家秉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和创制,都应当顺应“天道”、不违逆自然。

儒家的天人观源自三代,尤其是殷周。《易经·乾》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表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意思:通过“顺天时”来“尽地利”,这是古人适应自然规律,指导自己的生产实践和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举措,其中自然包括对生物生长发育规律的把握。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试图通过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来达到一种稳定的生存境界。

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历代思想家都有各自的认识和表述。《管子·五行》中记述,管子主张“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孟子·尽心上》则记述了孟子的想法“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及“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无一也”,可以说自先秦开始,天人合一观念就成为人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之一,天人协调是最高理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就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张载就在《正蒙·乾称》中说:“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二程遗》中亦有二程“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合天人,已是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无间。夫不充塞则不能化育,言赞化育,已是离人而言之”这些“天人合一”固有的言论。人的命在天,人的生命乃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以自然界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人对天地万物不能采取一种征服和剥削的态度,而应当抱有一种敬畏、感恩之情,负有共生共育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