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方采访制度

一、古代官方采访制度

采访活动在古代伴随着采风一直开展着，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风俗的传统；“为政必先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是许多君主恪守的祖训。为了了解下情派人外出采访民情民意，最高统治者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还要委派官吏考察民风民俗，在制定国策时以它作为重要参照，并由史官载入史册，为后世的治国理政留下治理风俗的经验。《尚书大传》说：“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周礼》记载，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就有“小行人”这一官职，专事考察各邦国的政教民风。一部《诗经》则荟萃了先秦五百年间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礼仪乐舞，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娱神和娱人的风俗民情。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考察民俗的采风记录。这一优良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沿袭数千年。

官方的采访下情的活动长盛不衰，并且不断增加记录的范围和内容。春秋战国时期，除了采诗官外，政府还设置了收集和记录帝王言行及国内外大事的史官，诸如太史、内史、外史、御史等。这些史官有的侍奉帝王左右记言记事，有的参加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种会议，采集“新闻”，并把采集所得公布或作为历史档案保存。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对鲁国的编年史《春秋》作过一次删改和修正。这部史书对鲁国的大事虽然只记了个大纲或提要，很不详细，可是它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因此曾被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古代报纸”。还有人也因之把孔子称为我国最早的“新闻记者”，这当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由于孔子修订的《春秋》是鲁国史官编写的断代编年史，是属于历史档案性质的文献，当时并没有公开传播，它和报纸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是不能称为古代报纸的。孔子也和今日所说的新闻记者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当时不少史书保存着大量有价值的传记史料，倒是值得后来之新闻工作者研究参考的。一些史官所从事的“采访”活动虽然是官方的一种采访活动，但也值得现今的新闻记者借鉴。比如，汉代史官司马迁为著《史记》，亲自深入实地，运用问、听、看的手法，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司马迁年轻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的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逸闻轶事。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在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魏公子信陵君枉驾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他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置身齐地领略到当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临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