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历史哲学与“历史二元论”

四、文化论历史哲学与“历史二元论”

所谓文化论历史哲学主要是指那些把社会发展过程归结为社会文化发展过程的理论、观点或思潮。18世纪初，意大利著名法学家维科就力图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建立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并试图从人类创造的文化中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指出人有分属于三个不同时代的三种自然本性，即神性的、英雄的和理智的本性。这三种自然本性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创造出三种不同的习俗、自然法、政府、语言、文学、法学、权威、理性，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三种自然本性所创造的三种文化的依次产生。19世纪中期，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则认为人类知识、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上，不仅产生出三种不同的文化，而且还形成了分别与这三种文化相适应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孔德以后，许多社会学家、文化学家都以社会文化为中心线索，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原因和规律。美籍俄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主张社会发展是神性、感性和理性三种文化无休止的交替循环;施宾格乐和汤因比则认为，社会发展表现为多种文化模式的兴衰、替代、碰撞、冲击、融合的过程。文化论历史哲学的诸种理论，尽管在观点上或内容上不尽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把社会文化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性因素，并且它们一般地都是从人的精神活动中寻找文化发展的动因。如维科所讲的“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指人的“富于创造力的心灵”;孔德则认为社会进步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能、情感和智力，认为人类进步实质上就是人类固有的道德和理智品质的进化。这样看来，文化论历史哲学具有一种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实质上不过是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一种特殊形式。

马克思的实践论历史哲学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出发当然不会否认社会的发展可以通过社会文化的进步表现出来，而且确认社会文化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化、客观化了的普遍精神，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必然会产生反映该社会历史阶段的基本性质并通过各种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实践论的历史哲学也不否认社会文化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物，因而必然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才能产生，并对社会发展起着强有力的引导作用。但问题在于，如果说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之于人的心灵，那么为什么人的心灵不能任意地创造某种文化?比如，为什么在远古时代，各民族的人无一例外地创造出那种“神性”的文化，而不是创造出科学得多、进步得多的所谓“理智”的或“实证”的文化?如果说这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发展程度，那么智力的发展又是怎样实现的?文化论历史哲学的基本错误正是在于，它们没有看到人的心灵、理智、智力等精神活动的发展是人类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发展的结果，并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中实现。“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4]人们确实要通过自己有意识的活动来创造文化，但是他们能创造哪种文化却不是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任意设计的。他们的文化连同他们创造文化的意识、目的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由物质生产活动一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的基本性质。文化选择同样只能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开辟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

就文化的发展来看，由于社会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新的文化因素、文化精神一般很难从旧的模式中自动产生。因此，文化的变迁，新文化因素的产生，其动力不是存在于既定的文化模式中，而是存在于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增强了的人的自主能力与旧的文化模式对人的自主活动制约之间的矛盾。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由加尔文教创设的新教伦理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绝不可能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模式中自发产生，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迫切需要从封建文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时，也就是当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同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发生尖锐矛盾时，新教伦理才通过宗教改革运动确立起来，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精神特质。总之，存在决定意识。文化精神虽然同人的物质生活是共生的，但它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所具有的内容和形式归根到底是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无限丰富，但物质生活却始终遵从现实原则。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以及人们改造自然的深度和广度制约着文化精神的发展，并赋予文化精神以特定的历史性质。

实践论历史哲学的上述观点同在西方盛行的“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二元决定论或多元决定论观点也是有原则区别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新教伦理产生的根源和作用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本文仅仅试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就新教伦理禁欲主义发生影响的事实和方向，追溯它们的起因，然而也还有必要反过来进一步考察社会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总体是如何影响新教禁欲主义的发展和特征的……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用片面的唯心论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论，对文化和历史做出因果解释。两种解释都同样能够做出，但如果这种解释不是作为一项研究的准备工作，而是作为结论，则对于寻求历史真理而言，两者同样没有多少作用。”^[25]韦伯的这一观点，似乎既反对了“片面的唯心论”，又反对了“片面的唯物论”，而是要用物质的和精神的交互作用来说明社会的进步。这种表面上的“公允”和“全面”，使他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被西方许多社会学家所接受。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莫斯·约翰逊在他的著作《革命性变革》中就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平衡依存于该社会的价值观与该社会的劳动分工之间协调程度。既然这两个变量还决定一个制度的结构，社会结构就会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26]然而，这种“全面”的观点却未必不会偏向“片面的唯心主义”。只要把社会的文化价值看成是独立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而起作用的东西，就必然会得出价值观念高于经济力量的结论。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N.贝拉就这样说:“社会行动并非仅仅由经济、政治或社会诸关系的结构来决定，而且还由当然是与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体系有关的社会价值观结构来决定，但是这种结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上层建筑;毋宁说这些结构是社会制度的实际构成部分……我并不认为这种价值体系是经济力量或阶级力量的直接反映;或者说，我并不认为，这种价值体系当经济力量或阶级力量变化的时候一定发生变化。事实上，我认为这种价值体系比经济力量或阶级力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的抵抗力。”^[27]

应当说，从经济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来阐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迁，阐明社会文化价值观体系对社会发展的引导作用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随着社会向更高的文明阶段进化，随着社会分化程度和文化的复杂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大，社会文化体系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而且人类对文化价值的追求，往往使文化价值成为批判旧的社会制度和确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尺度。既然人类创造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产品、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等都可以被理解为广义上的文化创造，那就不能忽视文化价值在人类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的存在。我们的确不能把思想范畴的价值观文化体系简单地同物质生产所创造的经济条件对应起来，从而把社会变革和发展还原为物质条件的进步。仅仅用物质条件的进步，并不足以说明社会的变化，任何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制度包括各种非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既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为基底，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中，文化价值观更新才显得至关重要。上述“二元决定”的观点的错误不在于它们强调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引导作用，不在于强调应当从经济的和文化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交互作用中说明社会的进步发展，而在于它们完全没有看到，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并不是某种脱离物质生产活动而独立的东西，而恰恰是深深地根植于物质生产活动一般本性之中的东西。它们至多只是理解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学意义，而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本学意义，因而它们也就不能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抑或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中发现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本身发生发展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活动对于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作用和决定作用的观点并不排斥社会精神生活或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发展的引导作用，只不过这种观点不把文化观念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立的“本原”，而是力图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一定历史时代文化精神的现实内容及其得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物质动因和社会条件。正如美国一位冷静的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宗教、形而上学、艺术流派、伦理思想和政治意志都是可以还原于经济的动机或者是毫无重要性的。他只是试图揭示那些影响它们并且造成它们兴衰的经济诸条件。”^[28]

【注释】

[1]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2]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3]转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0页。

[5]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0页。

[6]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0～101页。

[7]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0～101页。

[8]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69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2]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页。

[13]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页。

[14]科林伍德:《历史的观点》，见刘旭:《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15]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

[16]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17]科林伍德:《历史的观点》，见刘旭:《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18]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19]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20]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

[21]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3]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2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

[26]Chalmers Johnson．Revolutionary Chang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Landecker，1966:56．

[27]Robert NBellah．Beyond Belief．Now York:Harper＆Row Ltd.，1970: 114-115．

[28]Joseph A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Harper Perennial，20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