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的“轴心时代”，东方和西方都产生出各自具有迥异思维风格和研究方法的哲学传统。通常认为，中国哲学偏重于直觉顿悟方法，主要采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叙述方式；而西方哲学则擅长理论思辨方法，主要采用论辩、推理和证明的说理方式。

1）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中国哲学研究源远流长，流派纷呈。根据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中国哲学研究可划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它们是^[6]：古代的春秋战国阶段；中古的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阶段；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阶段；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有不同的特点。

（1）古代春秋战国阶段

这个阶段是中国哲学文化基因的创造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产生出众多哲学派别。主要代表有：以孔子为代表，提出“仁”与“礼”的儒家学说；以老子为代表，提出“道”与“无为”的道家学说；以墨子为代表，提出“兼爱”与“非命”的墨家学说；等等。也是在这个阶段，确立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内容包括：以实际活动或实际应用为依据的“验行方法”；直接直觉宇宙根本之道的“体道方法”；对于外物加以观察辨析的“析物方法”；兼顾直觉与思辨，由对物的考察以获得对宇宙万物根本原理的“体物或穷理方法”；以发明此心的“尽心方法”；“两一或辩证方法”。^[7]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特点是：

第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重知行合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也在行。这里的“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向内强调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以达到“内圣”；另一方面是向外强调“治国平天下”，以达到“外王”。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人极重视道德的修养，以涵养为致知之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想了解其意义，必须在实践上做功夫，在生活上用心体验。庄子讲：“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荀子讲：“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都是在强调知行合一。

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重直觉顿悟方法。直觉顿悟方法，古代称之为“玄览”或“体”，是一种超逻辑和超经验的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方法。如，孔子讲“仁”，何以致“仁”？“我欲仁，则斯仁至矣。”老子讲“道”，何谓“道”？“道可道，非常道”，它不可言，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名，只要“致虚极，守静笃”，就可以直接体认“道”。中国古代哲人习惯将直觉顿悟所得直接写出，而不细密论证。

第三，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重整体辩证思维。中国古代哲人习惯从整体上辩证地思考自然与社会，儒家或道家都强调整体辩证思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合。”这是以“道”统摄万物。“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是肯定事物如川流运行不息。“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在讲对立面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2）中古的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阶段

汉代独尊儒术，学者以读经为业，开始经学时代。魏晋推崇玄学，以《老》、《庄》、《易》三玄为主要经典。隋唐儒释道三教鼎立，各自尊崇自己的经典。北宋理学兴起，朱熹等哲人讲求四书义理，以儒学为主体，吸收佛道的智慧，综合创造新形态的哲学。北宋理学成为元明清三朝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个阶段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除了保持前述的特点外，又突出了哲学与经学相结合的运思方法。具体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路径。

“我注六经”。以“经”为主，要求原原本本地叙述古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观点，因此要一章一句地做尽可能详细的注释，这种方法实为重视名物训诂的章句之学，其根本缺陷是厚古薄今，惟经惟圣，束缚于古人的创造性。

“六经注我”。以“我”为中心，通过注释古代经典来阐述论证自己的思想。这种做法具有“为我所用”的因素，常会意解经书，引起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等。陆九渊宣称“六经注我”，提倡独立思考，实际上仍然不能摆脱经典的羁绊。

（3）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阶段

此阶段为中国哲学发展的近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被迫步入近代世界。与之相应，中国哲学研究也处于近代转型之中。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传统经学方法受到批判，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发生急剧的变化。既有自觉地基于中国传统的求变，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更有西方哲学方法的引入。其中最突出的有进化论思想方法和实证方法的引入。

进化论思想方法。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是近代中国哲人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严复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也，存其宜种也。”不论是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都采用进化论思维方式观察和认识社会。

科学实证方法。严复、梁启超等人宣传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及科学的实证方法。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如实地观察、严谨的逻辑推理等。

（4）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哲学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出现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他们在阐释哲学和构建独立的哲学体系中具有更自觉的研究方法论意识。譬如，胡适用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大力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冯友兰在《新知言》中专论哲学方法论，将哲学方法概括为正的和负的两种。“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讲形上学不能讲，即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表显。既有所表显，即是讲形上学。此种讲形上学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烘云托月’的方法。”^[8]

这个阶段中国哲学发展最突出的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指南。这个阶段在哲学研究方法论上最突出的发展就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

2）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

严谨的作为学问的哲学研究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哲学研究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先后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即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和17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哲学。^[9]重视对方法论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和特色，不同时期，哲学研究方法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1）古希腊哲学研究方法论

如海德格尔所说：由智者派做准备的到达“哲学”（Philosophie）的这一步，首先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实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主要以对话辩论的形式表达的。苏格拉底最早研究了辩论方法。他提出的“问答法”是向对方提问，并就对方的回答提出诘难，进而诱使对方做出新结论，如此不断深入追问。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把研究如何提问和如何回答问题的学问称为“辩证法”，在他的论述中已包含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萌芽。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研究了辩证法的逻辑推理形式。希腊哲学充满各种各样的论证，在纷繁复杂的论证背后是具体的逻辑推理形式。在《工具论》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方法。归纳法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原理的方法，演绎法则是由一般原理推论出个别结论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讨论了简单枚举归纳法与直觉归纳法，但他在逻辑学上的最重要贡献是提出演绎方法特别是三段论学说。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演绎方法后来成为经院哲学家构造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工具方法。

（2）近代欧洲哲学研究方法论

近代欧洲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以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为主要内容。

弗朗西斯·培根被认为是近代经验哲学的首领，他首创了“方法论”一词。在著作《新工具》中，他提出归纳逻辑以代替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段论式的演绎逻辑。培根首先全面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三段论式演绎逻辑“直就命题迫人同意，而不抓住事物本身”。他指出，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所依赖的概念往往是混乱的，不健全的；演绎法的前提只是从有限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往往是没有牢固的经验基础。培根进而对亚里士多德的归纳程序本身提出批评。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所得的结论只是“对自然的冒测”。培根主张“真正的归纳法”，即“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原理”。培根具体说明了归纳法的要求：首先要收集充足、完全的材料；然后应用“三表法”整理材料；最后推导出一般结论。他称这种真正的归纳法得出的结论才真正是“对自然的解释”。

培根的真正归纳法是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真正的经验方法”。在培根看来，“一种比较真正地对自然的解释只有靠恰当而实用的事例和实验才能做到，因为在那里，感官的裁断只触及实验，而实验则是触及自然中的要点和事物本身的”。^[10]培根提出了经验认识的普遍方法原理，提供了一种经验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笛卡尔与培根一样重视方法论问题，他的《方法谈》同培根的《新工具》一样，是构造近代方法论的重要著作。笛卡尔十分推崇方法，他说，如何正确地运用理性是问题的关键。“行动十分缓慢的人只要始终循着正道前进，就可以比离开正道飞奔的人走在前面很多。”他自己从年轻时候起逐渐摸索出一种方法，“凭着这种方法，我觉得有办法使我的知识逐步增长，一步一步提高到我的平庸才知和短暂生命所能容许达到的最高水平”。《谈谈方法》就是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怎样运用我的理性的”。笛卡尔方法论的四原则是：

“第一条：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真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11]

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都反对传统的经院哲学，在方法论上各自强调了不同的侧面。前者提出经验主义，重视实验和归纳；后者提出理性主义，重视理性和演绎。此后，在近代哲学史上，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围绕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两极摆动。

（3）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论

在黑格尔哲学之后，现代西方哲学步入“危机与革命”的发展阶段，各种哲学流派纷呈，在扑朔迷离的哲学景观背后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演进运动。这两大思潮又各自渊源于近代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在方法论方面，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大的推进是伴随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成长，开始了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反思。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唯物辩证方法论；维特根斯坦发展分析哲学方法论；胡塞尔发展现象学方法论；伽达默尔发展解释学方法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