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进效应·用现代财政理论新视角指导宏观调控

第一节　挤进效应·用现代财政理论新视角指导宏观调控

一、挤进效应的理论概述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最早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挤进效应的概念为现代财政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根据帕金的阐述，所谓挤进效应是指政府在财政政策加大投资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比如，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的下降，产生企业的外在经济效应，因此，有可能诱导私人投资的增加，进而导致产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居民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可以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打消谨慎消费的念头，从而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扩张性经济行为。

挤进效应是由于政府支出行为的正的外部性导致的，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不是通过以利率为中介变量来实现的。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只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采用，这时，利率水平往往已经很低，私人投资对利率的反应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企业投资量的主要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利率水平的高低，而更多的是来自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说，由于总需求不旺，形成企业部门的产品积压，进而产生私人部门的悲观性预期，此时，政府如若实施扩大投资激励经济快速增长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部分），虽然有可能伴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产生潜在挤出效应的可能，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大，企业外部的隐形成本下降了，外在经济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润空间，这样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说企业筹资成本提高时，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的，这是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原因。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功能，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必须要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为企业的生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无疑对财政支出的方向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般来说，当财政政策在“瓶颈”产业上有所作为时，能够较好地发挥挤进效应的功能。比如在电力销售价格被限定时，电力供应可能会产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电力能源的供给结构，那么，企业就有可能增加投资，否则，电力短缺将引起电价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也因此上升，投资就会减少。

二、科学运用挤进效应的原理，发挥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

财政主要以税收的形式和财政拨款的形式参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此外，还以资产收益形式、规费形式等收入形式和财政贷款支出形式参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财政税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文件中都强调发挥宏观调控体系的作用。199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人力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1993年11月14日，中央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二大以来，几届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强调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避免经济大幅度波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经济体制包含税收手段，经济体制改革包含税制改革，决定税制改革；税收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每次重大经济改革都要反映到税收上来，都要对税制进行相应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此进行两步利改税，建立多税种、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酝酿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税制改革，即1994年出台新税制，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1999年11月，中国加入WTO，需要改革完善中国现行税制，促进对外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三、财政税收宏观作用的理性分析

一是国家宏观调控需要财力做后盾，税收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扩大税收规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二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这是财税体制的核心问题。因此，税收规模的扩大，不能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公平竞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四是发展是硬道理，税收政策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扶持弱势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五是税收调控作用包含在税制中，通过征管来实现。当前，一方面企业负担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面较大，靠提高税负、增加税收不大可能；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债务连年上升，靠减税刺激经济增长也不大可能。但是，税制不尽合理，税负不平，税收流失较多，税外收费额较大，费挤税的现象相当突出。因此，要完善税制，合理设置税种，调整税率，清费立税，清理减免税，开征新税种，扩大税基，加强税收征管，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经济发展。

财政税收调控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要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形势，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和对策。

（一）调节供求关系，促进供求平衡

经济能否均衡发展，取决于需求与供给是否均衡。我国经济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民间投资不足、大多数低收入阶层消费不足。国家在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到2002年，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出现快速增长势头。但是，国家债务连年攀升，政府投资，部分企业受益，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一些地方和企业争项目、跑项目，容易产生腐败；一些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仓促上马，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有些国债资金被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被挪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重视累进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调节经济、实现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在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税率自动降低，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升温；在通货膨胀、求大于供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增加，税率自动上升，抑制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降温。发达国家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既发挥税收对经济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又保护了税本，或者说企业不因国家征税而蚀本。我国税收，流转税占的份额大，所得税占的份额小，对经济调节缺乏灵活性，征税容易侵蚀税本。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与当时通货膨胀有关，1996年以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转为通货紧缩，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行减税政策。然而，我国执行的是一条增税政策，税收超常增长。在正常情况下，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在1左右。1998～2001年，我国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为2.40、3.33、1.99、2.84，平均2.93。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1996年前的两位数降到7%左右。2003～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是9.1%、9.5%、9.9%。据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用实证回归分析法测算，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36个百分点。所以，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就要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供求状况，实行以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既是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二）调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能否平衡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为了促进各地经济的协调发展，让各个地区都走上富裕之路，必须实行分税制，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趋向共同富裕，而是趋向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多，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时出现了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悬殊的现象。一方面，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未解决，城市也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估计达到1000万人以上。因此，对合法收入应当保护，并依法征税；对过高收入作适当调节；对于非法收入，必须坚决取缔和打击。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将各类应税个人的各项收入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实行按年综合计征个人所得税，同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调整税负，促进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要求税收公开透明，保持中性，不扭曲企业的经济活动，给企业创造一个透明的、公平的、可预见的税收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税收负担一要公平，二要合理，三要透明。所谓公平，就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搞歧视政策；所谓合理就是税收负担不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不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所谓透明就是让企业预见自己缴纳的税款。按照上述原则来衡量，我国主体税种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若按国外可比口径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的税率为23%，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20%以下的税率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33%，高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对外资企业优惠较多，外资企业的税负轻于内资企业。在内资企业中，由于管理上的原因，规模限额以上企业的税负较重，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负较轻。因此，要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当降低税率，取消不必要的税收优惠，加大税费改革力度，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改进和加强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征管，努力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五）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用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减少税收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初的10%猛增到80%。所以，应当把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可采取投资抵免、降低税率、税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等形式，加大对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清理整顿过多过滥的减免税，取消歧视性的税收优惠，避免引起不公平的竞争和反倾销案的发生。

（六）调节对外经济往来，促进对外开放

中国加入WTO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给我国经济和税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一要按照WTO规定的公平、透明、无歧视、国民待遇等原则，完善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合理合法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二要通过《税收协定》等法律文件，界定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管辖权，避免重复征税，促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三要履行加入WTO承诺，降低进口关税，调整税率，使关税总水平降低，但在某些产品的税率上有升有降，以保护我国幼小产业的发展。同时要改进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实行免、抵、退，扩大产品出口。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征管合作，大力开展反避税斗争，维护我国权益。

四、宏观调控是正确的选择

伴随着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猛、煤电油运过紧、价格上涨过快、耕地占用过滥等问题进一步显现出来。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缓解，而任其发展下去，可持续发展就有可能受到限制，经济的大起大落就有可能出现。在这样的情景下，宏观调控可谓不得不为的必然选择。现在回想起来，让我们认识到了宏观调控决策的及时和必要。实际上，即使在宏观调控的环境下，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宁夏经济仍然实现了11.0%、10.3%到27.0%的增长速度，也充分说明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三化联动的战略新思维，引导宁夏经济顺利跨入新的上升周期，市场化资源配置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所带来的体制效率在彰显其巨大作用。

还应该看到，宁夏的宏观调控的任务仍然很繁重。目前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阶段性的、初步的，宏观调控的任务还很繁重。突出表现：一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粮食生产虽有重要转机，但粮食供求总量和结构矛盾仍然存在。虽然各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局面尚未得到有效缓解。二是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不良后果开始显现，企业产成品库存和应收账款增加；而由于信贷控制，一些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紧张。另外，由于强调土地资源管理和保护居民利益，前一时期乱占滥用耕地和违法违规拆迁引发的矛盾也在不断浮现。三是体制问题、机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投资盲目扩张以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而解决这些问题，并非短期所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大的努力。

宏观调控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宏观调控所以必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目前的高速增长后继乏力。我们所积累的财富的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拼资源、拼消耗换来的。我们应当不断求取财富，但不能依赖向后代借用，更不能以掠夺后代人的财富为代价来创造当代的财富。如果照现行的模式走下去，宁夏资源难以支撑我们经济的增长，必须选择新的增长道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道路。

结构问题是宏观调控中亟待求解的紧迫性问题。在总量与结构的矛盾中，总量合理，结构不一定合理；总量不合理，结构肯定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总量也难以合理，即使暂时合理也难以持久；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总量才能真正合理。宁夏的结构问题表现在产业结构方面，也表现在区域结构、需求结构等方面。特别是在需求结构方面，如大家所知道的，宁夏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偏热、消费偏泛，两者的结构和比例极不平衡。很难想象，如果让这种势头持续下去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