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档案馆馆藏金融业档案及其开发利用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金融业档案及其开发利用

邢建榕⁽¹⁾

近代上海是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大量金融业历史档案，包括中外银行、钱庄、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征信机构、同业公会等多方面，这些金融档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总的来说非常完整，反映了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是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和经济社会活动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有待大力挖掘的历史档案宝库，可为现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约300万卷，2 000多个全宗，其中1949年前的金融机构有300多家，而银行约占一半以上，也就是200家左右，一些银行、钱庄档案因数量不多，被作为一个全宗汇集在一起。所谓汇集，主要原因是一些金融机构案卷太少，甚至于有一二个案卷的，单独作为全宗并不合适，于是将几十个类似金融机构集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全宗对待。实际上这样一个全宗，案卷数量并不大，但包含的金融机构并不少，如钱庄档（Q76）、银行档案汇集（Q326），私营保险公司汇集（Q364）等，但确切的档案数量很难统计，估计总数在6万卷左右。有的金融机构档案数量仅几个案卷，有的则卷数浩繁，像著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就有6 000多卷。该行总经理陈光甫极为重视档案的保存，除其档案意识和业务需要外，他准备利用档案来为自己作年谱、写传记，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金融机构的档案稀少和残缺不全，或者是该机构设立时间不长，但更多的因素是与管理不善有关。当然战乱损失也在所难免。上海解放后，一部分金融机构的历史档案由军管会直接接管，另有一些是公私合营时进行了移交，起先都被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档案室，并作了初步的整理，上世纪80年代后被陆续移交到上海市档案馆妥善保存。

金融机构档案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对外开放，大部分编入Q档号（Q代表旧政权档案系列）。目前对这些银行档案都作了系统整理，编制了目录，案卷装订成册，而且基本上都对外开放，查阅者可以自行利用电脑检索系统，查找自己所需要的档案，除调阅原件外，还可以从电脑中阅读全文。顺便说一句，本文所指的金融档案，并不包括外商银行的历史档案。

二

银行档案的起讫时间，大都是清末民初到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为止。华商银行中，比较早的是由盛宣怀等人发起、于1897年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地址在外滩中山东一路6号，这是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因为无章可循，它的一些规章制度取自于英商汇丰银行。

其他银行中，比较著名的包括1935年以后，由官僚资本控制的中中交农四行的上海分行，也包括南三行、北四行等著名的民营银行。这七家民营银行案卷有16 000多卷，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北四行为盐业、金城、中南、大陆等四家著名民营商业银行的通称，其中盐业银行档案490卷，金城银行档案2 372卷，中南银行档案1 753卷，大陆银行档案1 510卷。它们发迹于北方，后来陆续在上海开设总管理处或分行，1922年为厚集资本，互通声气，成立四行联营事务所，这是旧中国银行业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联营组织，由四家银行的总经理担任联营事务所的办事员，推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办事处主任。北四行的联合经营较为出色，先后设立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信托部等。北四行的经营特点是广设分支机构，大力吸收存款，对民族工业放款和投资较多。

南三行是指江浙沪地区背景的三家新式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其中浙江兴业银行档案2 076卷，浙江实业银行档案1 508卷，上海银行档案6 722卷。南三行没有北四行这样的联营形式，但在经营上互相声援，关系极为密切，三行的负责人互相兼任董事或监事。

北四行、南三行以各具特色的经营风格和不俗业绩闻名社会，与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不少银行大楼迄今雄立，不说外滩的一些银行大楼，即使民营银行大楼，也有赫然可观者，如四行储蓄会为打造企业形象，寻找投资出路，于1931年出资建造了国际饭店，并作为其营业场所。1934年该楼落成后，其建筑高度，在50年内竟然没有其他大楼超过。上海江西路上的交通银行大楼，前身为金城银行大楼。南京东路上的大陆商场（现名上海353时尚广场），也是大陆银行投资的，当时与四大公司齐名。

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中，还有一些不太为学术界注意的中小银行，如24小时营业的日夜银行，如以女性为主要经营对象的上海女子商业银行，还有杜月笙创办的中汇银行等，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杜月笙的档案资料少见，但中汇银行中有他的原始档案，包括他与其他银行家的通信、电报等。杜月笙“曲蟮修成了龙”，从黑社会头子转变为具有较高声望的海上闻人，以笔者之见，其涉足银行界，结交银行家，甚而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领袖人物，无疑是他转型成功的突破口。通过开办银行，进军金融界，杜月笙洗白了钱，也洗白了人。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陈诚等人再三劝上海银行家们去台湾，发来的电报抬头就是李铭、陈光甫和杜月笙三人，说明他们的地位已经平起平坐，都是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²⁾

三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家人物研究在金融史研究中相对薄弱，却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一些银行家的个人案卷如个人书信、电报和文稿等，所涉全宗众多，内容丰富，许多涉及银行家对政治、经济社会和相关人物、相关事件的一些个人看法，因而具有私密性，也更为真实，往往起到揭秘、勘误、补缺、互证等作用。

银行家的个人书信，在一般银行档案内很难见到。这些名人手札多为亲笔函件，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它们分散在多个全宗内，是银行家个人档案中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有些内容涉及到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事件、著名人物。如著名银行家钱新之书信，涉及与蒋介石等近现代史上著名人物的来往通讯，多达数百封。1933年2月，有传言准备“落水”的北洋老帅段祺瑞（字芝泉），暗中应蒋介石邀请，从蛰居的天津忽然南下上海，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予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却是沉重一击。

段祺瑞南下，即与银行家钱新之、吴鼎昌的居间运作有极大关系。笔者曾读到数封钱新之有关段祺瑞南下的函件，基本上反映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其中钱新之致吴鼎昌函称：

昨应蒋召赴京，以阳电尊意转达，蒋甚赞成，并言如无榆变，本拟北上与段公罄谈，现因环境不许，如段公能南来一谈，或京或沪，均极欢迎，并盼王揖老能同来，拟派弟即日来津劝驾。弟以事无把握，且年关在即，允考虑后下星期再行。特先电恳先探段公意旨，并乞秘密。⁽³⁾

从此函看，最早建议迎段南下者系吴鼎昌，而后来钱新之亲自迎段南下，并照料其在上海的生活起居，出力甚多。

与银行家通讯的人中，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士，他们的书法墨迹也弥足珍贵。笔者见到的梅兰芳旅苏期间寄回国内的一封信函，是写给上海著名银行家、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信虽不长，却是亲笔，字迹工整，内容简明扼要，文句清雅可读，其中梅剧团在苏的演出行程、轰动情形，特别是梅本人的谦和气质，犹历历在目。⁽⁴⁾梅剧团原计划在莫斯科演出五场，在列宁格勒演出三场，后来又有数场加演，但究竟加演了几场，说法不一，按此信中梅兰芳的说法，共在莫斯科演出六场，在列宁格勒演出八场，临行前，又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进行告别演出。这显然是最真切的第一手史料了。梅兰芳之所以写信给周作民，应该是在访苏的准备过程中，得到过周的大力帮助。

再如抗战后孙科以夫人蓝妮的名义向周作民借款，最后拖延不还，许多文章都提到这件事，说明战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但一直没有看见原件，但该函就保存在金城银行案卷内，确系孙科手迹。⁽⁵⁾

四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金融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一直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目前利用这些金融档案出版的史料汇编，有1983年出版的《金城银行史料》、1990年出版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等。近年来又相继出版了《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陈光甫日记》和《上海银行家书信集》等，《周作民日记书信集》也即将出版。下面就上海市档案馆出版的史料汇编略作介绍。

（1）《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⁶⁾

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带动上海证券市场迅猛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远远超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它所吸纳的资金来自全国各地。更有意思的是，证券物品交易曾经是国民党集聚力量、人才和经费的重要场所，更加强了日后上海金融市场具有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早期证券物品交易所中的恒泰号经纪人营业所，共计股本35 000千元，1 000元一股，共35股。其中，张静江5股，其侄儿张秉三4股，蒋介石（化名蒋伟记）4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张静江等人的股本和经营所得，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张因此有早期国民党的“财神爷”之称。这些珍贵而独特的档案资料在该书内都有反映。

但数年以后蒋介石已经贵为“一国之君”。作为回报，张静江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南京政府成立后，出任第一届浙江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内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一起被蒋介石等人尊为四大元老之一；戴季陶在蒋介石执政期间，是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两陈则长期为蒋介石把持党务，组织了著名的CC系。当年担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的虞洽卿，后来也一直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蒋介石见到他，必客气地呼他为“虞洽老”。

（2）《陈光甫日记》⁽⁷⁾

至于《陈光甫日记》，则是第一本出版的近代中国银行家的日记，有许多内容不仅与中国金融现代化息息相关，而且反映了诸多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广受中外研究者的关注。

《陈光甫日记》的时间跨度很长（从1928年到1950年），大部选自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等原因，目前能搜寻到的陈光甫日记缺漏甚多，尤其是抗战时期他的日记杳无下落。为了弥补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陈光甫日记的残缺不全，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慨允，《陈光甫日记》收录了保存在该馆的陈氏1947年、1948年、1949年（10～12月部分）和1950年的日记，虽然增加的字数并不多，但仍使本书显得相对完整一些，史料价值大为提高。如1949年后的陈氏日记，记载了中共方面通过种种关系，动员他回大陆的一些情况。

（3）《上海银行家书信集》⁽⁸⁾

《上海银行家书信集》的内容更为丰富，从馆藏各银行档案中精选了33组银行家的书信汇编成书，时间从1918年到1949年，虽是吉光片羽，但基本涵盖了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反映了银行家在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阅读该书，笔者深为近代中国银行家的奋斗和开拓精神而感动，也深为银行家们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而叹息。该书内容中就有著名银行家胡笔江、张伯驹被绑架的史料。张伯驹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以前知道他是一个大收藏家，著名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和李白《上阳台帖》等国宝，都曾是他的家中珍藏。但想不到他还是一位银行高管，担任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其父张镇芳，曾任清末的天津道、盐运使和直隶总督，权势显赫，后创办了盐业银行，是著名的北四行之首，任董事长。以辫子军出名的张勋只是该行协理。1942年，张在上海被人绑票，开价200万赎金，却交不出这笔赎款，差点被要了命。另一位银行家胡笔江还有更不堪的绑架遭遇。

举一些例子，是想说明本书的许多史料是鲜为人知、很有价值的，不仅使一般读者了解在上海的幕后银行家的有些经历实非外界所能想象，并且对专家学者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而在有关刊物上陆陆续续公布的金融档案史料，内容就更广泛了。如在《档案与史学》上连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稿》，⁽⁹⁾就很有价值，因为作者宋春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剧作家、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先驱者，他的写作风格富有个人色彩，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为上海银行撰写行史，大概是学者撰写现代企业史的第一人。但不知什么原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初稿》最后没有出版。窃以为，作为一家著名大银行的行史，作为一位著名文化人的遗稿，在今日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这部著作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公开出版，公之于众。

五

整理和开发近代上海金融业档案，可以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四个中心”建设服务，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史料整理与开发的难度很大，以笔者之见，首先要加强学术研究。因为档案信息资源并不会自动转换为社会所需要的档案信息知识，其研究和加工整理的过程必不可少，研究得愈透彻，加工得愈到位，社会认知程度就愈高。只有进行学术研究，才能比较好地开发历史档案，推出具有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学术成果。

实际上，编研的过程就是学术研究的过程，我馆出版的一些金融史料汇编，均加有必要的注释，这在一般史料汇编中很难看到，关键还是注释的学术含量高、难度大，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可以说，没有相应的深入研究，就难以有效利用历史档案，即使开发整理出版，也是低劣之作。

其次，充分利用社会学术力量，与学术界合作开发，是加快开发进度、保证学术质量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大趋势。近年来我们在编研工作中取得的一些成果，许多是对外合作的产物。简而言之，合作开发可以做到快、好、准。最近上海市档案馆与复旦大学金融史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申报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上海市档案馆所藏近代上海金融档案史料整理与研究”，已经获得通过和资金赞助，这既说明馆藏档案的历史价值，具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也说明这类选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这一课题拟反映自近代开埠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止一百多年间，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如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事件、金融人物等诸多方面，总计编辑20卷左右，将比较完整地反映上海金融发展的百年历程，并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良好的资料基础。

另外，在金融史料的整理开发方面，还有许多文章可做，甚至于在文学影视创作方面，金融档案应该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目前，有关“上海”写作方面的热点，可以说层出不穷，从风花雪月到工商实业，从地下潜伏到帮会大亨，但近代上海的金融界无疑是值得重点描摹的对象，是上海式的“大宅门”。可惜，真正反映近代金融界的几乎没有，更不用说像美国好莱坞式的《华尔街》之类的精彩影片。为什么？关键是金融档案史料开发不够，创作者不了解近代上海金融界的情形，不知道银行家的具体工作和生活细节，也就难以编出精彩的故事来。实际上，近代上海金融界的经营理念、服务手段、社会责任感和开拓创新精神，是上海金融中心得以确立的很重要的因素，其中的故事不胜枚举。可喜的是，目前图册、展览和专题文献片等媒体中已经对近代上海的金融业有所反映，如近日播放的大型纪录片《外滩》，其中第二集即为《远东华尔街》。

再如，过去的“东方华尔街”，主要集中在外滩，或者说以外滩为中心的这一区域。这个由中山东一路、福州路、江西路、北京路构成的，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自1845年英国在上海设立租界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已集中了大大小小数百家中外金融机构，其实力和存款，占了全国半壁江山。中外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货币资本的大量集中，是近代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首要条件。

现在，外滩还是金融机构集聚的地方，同样处在外滩的上海市档案馆占有天时地利之便，又握有大量的金融档案史料，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比如，成立上海金融史料研究中心，以此为活动平台，可以积聚研究人才，整理开发金融档案；举办小型展览吸引游客，为查阅金融史料提供方便；与学术界和金融界密切合作，积极推出研究成果等，均将为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外滩”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这也将是档案服务社会的极佳契机。

【注释】

(1)作者单位：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

(2)《陈诚致吴国桢函》，《上海解放》，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参阅《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3页。

(4)《梅兰芳致周作民函（1935年4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档号：Q264-1-411。

(5)《孙科致周作民函（1946年6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档号：Q264-1-352。

(6)《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7)《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8)《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9)《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1～6期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