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模式

2.2　档案馆模式

我国目前对档案馆大致分为4大类，即: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与企事业单位档案馆。这4类档案馆大多属于单一的、纸质型为主的国家档案馆模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务信息的公开，档案馆模式已经或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档案学者针对这一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研究，提出了未来档案馆将向复合型档案馆模式转换，国家档案馆模式应向社会化档案馆模式转化，档案馆应为社会公众服务或者说公共档案馆将成为档案馆的主流等观点。

2.2.1　单一的传统档案馆将向复合性档案馆转换

朱玉媛、谭必勇认为档案馆功能的变化引起了档案馆运行模式的变革，因为当电子档案馆、虚拟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等概念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社会历史文化的继承发展角度去认真审视网络环境下档案馆合适的运作模式。“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看，未来的档案馆既不是纯粹的数字档案馆，也不是单一的传统档案馆，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复合性档案馆。”⁽³⁵⁾王艳明研究了以电子档案为工作对象，以网络为工作环境的现代档案馆在运作理念上的变革，并在与传统档案馆的管理方法与工作模式相比较的同时，探讨了由于运作理念的演进而引起的档案馆的工作与管理模式的更新。他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由实体到虚拟的理念转型，由封闭到开放的深层次理念突破⁽³⁶⁾。崔海燕﹑王晓源认为“档案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定位尺度。它的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是一脉相承的，由低至高逐阶段渐进式发展，呈现着复合管理形态、互动共存运转模式及真正意义上信息共享”⁽³⁷⁾。

2.2.2　从“国家档案馆”模式向“社会档案馆”模式转换

过去，我国的档案馆大多以国家档案馆的模式存在，无论是县级档案馆、市级档案馆，还是中央档案馆，甚至各部门、各专业系统的档案馆都统称为各级国家档案馆。这些档案馆在历史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阳光工程建设的开展，政务信息公开成为政府工作的主流，各级国家档案馆管理的档案成为政务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之一，向公众开放、公布档案信息成为档案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践中的要求促使档案学理论界研究档案馆模式的问题，档案学界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到各级国家档案馆的模式过于封闭神秘，如何贴近公众、亲近公民是档案学者们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冯惠玲教授在这方面率先提出档案馆亲近民众是政治民主化的生动体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档案馆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基本理由，是构建信息化社会档案馆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她还提出了档案馆要有亲近民众的思想，要从“国家档案观”转变为“社会档案观”。长期以来，不少档案工作者认为档案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伴生物，主要为国家行政事业服务，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为社会团体、私有企业、个人提供档案管理和利用服务。这种传统的“国家档案观”成为档案馆面向社会贴近生活的一大思想障碍。她认为“价值”仍然是档案馆馆藏档案的灵魂，值得审视的是如何把价值主体从“国家”转向“社会”⁽³⁸⁾。薛匡勇认为选用公共档案馆替代国家档案馆、综合档案馆等习惯称谓，既有助于全社会更好地了解档案馆的性质及其职能，促进档案馆的发展；同时，也符合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馆从传统的“国家范例”向更新的“社会范例”演变的历史趋势；而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明确自身的工作重点，合理规划国家档案馆的馆网布局，明确具有国家和社会保存价值档案的范围，并重新规范档案的流向，既有益于具有国家和社会保存价值档案的完整，又有益于区分两类档案馆的不同属性，明确各自的职能范畴，促进公共档案馆的全面开放及国家档案馆事业的全面发展⁽³⁹⁾。

2.2.3　公共档案馆主流模式

公共档案馆模式既是一个理论概念，又是一个实体建设问题。世界上最早提出公共档案馆的国家是法国，该国1790年9月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在颁布的《国家档案馆条例》中规定了国家档案馆对社会、对公众开放的原则。随后，英国于1938年颁布了《公共档案馆法》，从理论及法律的层面肯定了公共档案馆的地位。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认为，世界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即从一种国家的理论发展到一种全社会的理论。“社会档案观”将公共档案馆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天地⁽⁴⁰⁾。

但是，在我国档案馆的发展史上，由于档案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而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这一概念的。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国家民主进程加快，公民民主意识逐步提高，促使档案部门向公众开放，档案学者们也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目前我国档案学界对此问题非常重视，对档案馆的公共性﹑社会性认识达成了共识，但对于是否将公共档案馆作为主流模式还存在分歧。在档案学界，有不少学者持赞同的观念，薛匡勇认为，“在社会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增强的社会信息需求，为档案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档案馆应紧紧抓住社会文化需求增长、民主意识与信息知情意识觉醒、终身学习理念确立、文化建设发展空间拓展的时代机遇，转变观念，努力创新，实现档案馆的跨越式发展——把档案馆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从而使档案馆在发展经济、保障公民的民主权益、繁荣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⁴¹⁾。李国庆认为，“凡是由国家设立，主要收藏公共档案，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档案馆，都被称为公共档案馆”⁽⁴²⁾。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主持的国家档案局重点课题就是“公共档案馆理论与实践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较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公共档案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⁴³⁾。宗培岭作为该课题组成员，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公共档案馆的定义、内涵、范围、与传统综合档案馆的区别。他认为，“公共档案馆可以理解为由国家或地方政府设立的，以保存公共档案资源为主体，并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档案馆”。按这一定义，我国档案馆系列中的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属于这个范围。还提出了公共档案馆与传统的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类属、管理理念、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不同。他提出将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列入公共档案馆序列实际上代表了我国档案馆建设的主流”⁽⁴⁴⁾。杨立人还研究了公共档案馆的体系之构建⁽⁴⁵⁾。许多实际部门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例如上海市档案局2003年12月举办了“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研讨会，深圳市在《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中明确提出了公共档案馆的概念，“本条例所称的公共档案馆是指市、区档案馆与专门档案馆”⁽⁴⁶⁾。天津开发区作为一个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功能区，长期致力于打造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构建了一大批包括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在内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作为政府为社会服务的新平台。其中，正在从传统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过程中的泰达(天津开发区的英文缩写TEDA音译)档案馆，已作为区域信息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载体，在诠释区域历史、展示区域文明、提供凭证信息、保障公众权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⁴⁷⁾。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少学者赞同我国将公共档案馆作为主流模式。但是，在档案界还有一部分人对此有不同认识，或者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综合档案馆就是公共档案馆，没有必要提出公共档案馆的问题⁽⁴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