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档案文献及其开发利用

傈僳族历史悠久，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有文字的年代并不长。所以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曾使用过一些原始的记事方法，如传说、结绳、刻契等，由此形成了古老的口碑古籍、木刻文书。此外还有用傈僳族音节文字写成的档案文献，用汉文刻立的碑文档案，等等。这些档案文献遗产是档案部门值得重视和收藏的珍宝，具有档案、古籍、文物的多重属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

一、傈僳族档案文献的种类、内容和价值

傈僳族档案文献主要有古老的口碑古籍、木刻文书、音节文字文献和碑文档案，其中碑文档案又可分为官方汉文碑刻档案和民间人事石刻档案。

（一）口碑古籍

口碑古籍中有代表性的当属《阿考诗经》，这是一部集创世史诗、神话史诗、英雄史诗为一体，融入了傈僳族传统的宇宙观、神话观、历史观、伦理观、自然观……，由傈僳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背”（主持祭祖、丧礼活动的专业祭司）在祭祖或丧礼仪式上唱述的古老诗经。其中既有傈僳族文化中的开天辟地、洪水滔天、人类繁衍的创世故事，又有找盐、取经、慰亲、训子、安魂等等傈僳族生活中独特而又朴实的篇章，它们条理清晰，节奏明快，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168〕这部口碑古籍，实际上是给一代又一代后人讲述傈僳族几千年来的悠久历史与生存状态，它是典籍，是历史，也是神圣的文化。

《祭祀经》也是一部“背祃”在祭祀活动时吟诵的口碑古典，由“盖房经”“婚嫁经”“祭祀经”三部分组成，它以诗歌祭祀的形式，讲述了傈僳族祖先怎样盖房、婚嫁和祭祀，以及对天地万物的敬重、祈祷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169〕从中可以触摸到远去历史中傈僳族文化古老而不朽的灵魂。

（二）木刻文书

在边远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之前，记录重大事件的方法，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刻木记事。20世纪以前，散居在怒江峡谷两岸的傈僳族还没有文字，记事和传递信息多采用结绳、刻木的方式。傈僳族的刻木多用木棒或木板加工而成，长约50厘米，宽6厘米，厚1.3厘米，上宽下窄，边缘两端较薄。如果需要远距离传递信息，刻木就制作得稍小，通常是砍下一块长约30厘米，宽约3厘米的木板，一头削尖，另一头削成把柄，木板的中间刻上要传达的事项。

刻木多用于重大而正式的场合，比如土司纳贡派税，地方官府传递公文、派夫、派款，民间发生民事纠纷，民族内部发生冲突，买卖土地、奴隶等，都以刻木为凭，即是刻木记事。若发生民事纠纷，在调解裁决时，公断人要当众高声诵述被断的各条断词，念一条断词就在木条上刻上一个印痕，当断词诵述完毕，木条也就刻完了。这时公断人要将木条收回保存，以防日后当事人抵赖或反悔。根据案情的大小轻重，刻木的木质材料也不相同，如果事关人命或是非常重大的案情，刻木就必须用栗木制成；若只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则可以用松木或杂木制成。但无论用什么木料制成，也不论所反映的事件是重大还是一般，都必须在众人的监督下诵述、刻制，以强化当事人双方在“凭据”面前只能遵守，不得反悔的信念。^〔170〕

在福贡县文物所保存有一柄木刻，是用硬质栗木做成，上面刻有若干小齿，木刻的尾端拴有一根麻绳。据当地人讲，这是某个山寨的人为裁决一桩婚姻纠纷案而特意制作的，可以称作是傈僳族古老的法律文书。^〔171〕

（三）碑文档案

官方汉文碑刻档案有代表性的是《觉罗琅平傈碑》。此碑立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原在昆明劝业场城隍庙内，今已不存，云南省博物馆存有拓片。碑文记录了前云贵总督觉罗琅玕镇压以傈僳族恒乍绷为首的维西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经过。关于恒乍绷起义的情况，文献记录不少，地方传说更多，但文献多属间接之辞，传说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均不如此碑记载得完整、翔实。《觉罗琅玕平傈碑》详细记载了此次大起义的经过：起义爆发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当时维西县康普区一带连年发生灾荒，不堪忍受当地流官、土司和喇嘛寺三重压迫的傈僳族人民在恒乍绷率领下揭竿而起，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以傈僳族为主，有彝、白、纳西、藏、汉等民族参加的大起义。起义波及中甸、德钦、福贡、碧江等8县数千里，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滇西北的统治。清廷急令云贵总督觉罗琅玕亲往大理剑川督战，并派数万清兵前往镇压，义军寡不敌众，终为所败，恒乍绷也英勇就义。此碑虽是地方绅士为清廷所立的记功碑，但从字里行间仍可以看出当年傈僳族人民英勇斗争、可歌可泣的事迹。^〔174〕云南历史上反映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碑刻档案甚为罕见，如凤毛麟角，弥足珍贵。此碑虽属官方文书，但足以补史志之所缺，是研究维西、永北等地傈僳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极为难得的原始材料。

民间人事石刻档案有代表性的是《“余氏孺人墓”碑》。该碑位于腾冲县城南猴桥镇胆扎村旧街东坡，为大理石墓碑。铭文楷书阴刻，计293字。主要内容为：“原籍江头，祖太余家，创业古永，居住胆扎。领来三子，喇庆为大，次子富官，庆波嗣乏。祖太余氏，寿高福大，乾隆年间，坟墓造打。日久年深，碑记歪斜。相传九代，人多昌华。喇庆富官，两枝发达。光绪丙申，另行设法。重换碑座，略叙根芽。盘龙吉穴，芬芳瓞瓜。清故醇柔享阳八十尚寿。祖太余氏孺人墓。大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季冬月上浣朔十日吉旦。（下略后裔奉祀名单22人）。”^〔175〕墓主余氏孺人，是今胆扎、轮马、猴桥等村寨蔡姓傈僳族之先祖，其迁徙年代为康熙十年前后（1671年左右）。据碑文可知该家族从怒江上游迁徙到古永，后又定居胆扎的历史。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余氏孺人的后裔已“相传九代”。该墓碑是腾冲傈僳族迁徙发展史的实物见证。

（四）音节文字文献

20世纪20年代初期，维西县叶枝乡宕瓦洛村祭天师汪忍波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为自己的民族创制出一种音节文字。这种文字的特点是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可同音代用，不分声母和韵母，人们通常称之为表音的音节文字。因创制时部分文字曾刻写在竹片上，故也称之为“竹书”。据中国社科院木玉璋等学者考证，这种文字共有1030个。^〔176〕主要流传使用于维西的叶枝、康普和德钦的霞大村等地。书写工具是用竹笔或毛笔写在竹片、木板、白棉纸上，书写方式是由左向右直行读写，不分段，不提行，从头至尾不间断地写下去，也不用标点符号，读时按文意停顿，一般五字一句或七字一句、九字一句不等。笔画顺序一般是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由里及外。其基本笔画有10种。

现存的音节文字文献主要为白棉纸或白书写纸手写本，也有一部分写在松木板上。

汪忍波是从师学成的“多巴”，又是当地主持祭天仪式的第20代传人，他用这种文字记录了千百年来流传的傈僳族古老文化。这些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面广，包括远古神话、天文、历法和吟唱自然环境、物产、天象以及古人生产生活状况等内容，都是在其他傈僳族地区罕见的。^〔177〕如天文有占卜书，书中绘有傈僳族八卦太极图，以12生肖标示方位，其运行方向与现今普遍流行的太极图正好相反；历法有《一年天气情况测算结果》；文学艺术方面有24部祭天歌谣提纲和神话传说。此外还有卜卦杂记、汪忍波自传、祝颂吉祥平安的祝辞等。1995年，汪忍波的遗著被收集整理为《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资料汇编》，现收藏在中国社科院民研所图书馆。其他文献在“文革”中多已散佚，目前维西县档案馆等机构仅收集到约30卷傈僳族祭天经和创世传说，约10余万字，这批文献正在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久将翻译出版。

二、傈僳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开发利用

历史上，有关傈僳族的一切原始记录都付之阙如，主要原因在于傈僳族所传承的东方口传文化，记载、叙述、传达以及文采、风格等等，都寄托在了口耳相传、心心相印。特别是以长歌大调的形式口头保存与流传，而缺少民族文献记载。汉文史籍也只有片断记载，而且有的记载与傈僳族的社会发展并不相符。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在有记注传统的汉文化记述里，找不到傈僳族历史文化的踪影。解放后，在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傈僳族语言文字工作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主要体现在：

（1）为了贯彻实施各项方针政策，党和政府针对傈僳族地区的重要发文都被翻译为傈僳文；教堂在贯彻国家宗教政策的过程中，不仅用汉文传达政策的精神，还用傈僳文进行翻译和详细的讲解；当地村民用傈僳文对本民族传统歌谣，如《生产调》《逃婚调》《重逢调》等进行抄录。

（2）为了挖掘、抢救和整理傈僳族古籍文献，德宏民族出版社设立傈僳文编辑室，出版了数十种傈僳文书籍；云南民族出版社也成立傈僳文编辑组，用新老傈僳文出版了各类图书160余种，并与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合作，拟编辑出版一套《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傈僳族文库》。

（3）云南省档案馆收藏有省民委和云南民族出版社等单位的少数民族档案全宗，其中有傈僳文专门档案90余卷，傈僳文档案文献上百份，并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要求，编制了各种检索工具，将历史档案输入计算机，初步建立起机读目录数据库和计算机检索工具。其中针对傈僳文档案的检索工具有案卷目录、卷内文件目录、档案馆指南等。

（4）1986年以来，怒江州档案馆与各部门合作编纂史志，现已有185部地方志和专业志编写完成并出版发行。其中由傈僳族第一代方志专家和国梁主编的《怒江州民族志》是州内最早出版发行的一部专业部门志；经过14年的努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志》业已编纂完成，全书约330多万字。

（5）木玉璋、汉刚、余宏德搜集、译注、出版了汪忍波的《祭天古歌》；高慧宜著的《傈僳族竹书文字研究》以汪忍波编写的《识字课本》为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第一次对傈僳族竹书文字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傈僳族学者张自强翻译整理了傈僳族叙事长诗《阿考诗经》《祭祀经》和《盘歌》，使这3部傈僳族口碑古典在主流话语中焕发出光彩。

近年来，有关部门和学者对傈僳族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主要是傈僳族文字与彝文、东巴文、傣文等成熟文字相比，形成的年代较晚，其档案文献的形成和积累还处在起步阶段，馆藏资源还有待丰富。对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档案馆应改变坐等上门的被动局面，主动出击，广泛征集傈僳族文化典籍和史实资料，改善馆藏。

二是组织开展对傈僳族口头文化等各种文化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抢救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遗产。如全国唯一幸存的保和镇“大词戏”、维西县叶枝乡的大型集体歌舞“阿尺木刮”以及传统节日“阔时节”等，可以把这些优秀的傈僳族民间戏曲、歌舞、节庆等以图书资料、影片照片、音像制品（光盘、磁带）、电子文献甚至实物等形式集中到档案馆保存，同时向外界开放，将傈僳族珍品展示给社会。

三是把傈僳族档案文献当作民俗文化开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傈僳族地区旅游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发傈僳族档案文献中的历史、宗教和民俗风情资源，可以为新建、重建旅游景点、景观，开发特色文化产品，增加旅游服务项目，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和对外宣传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四是积极推进重点档案特藏室的建设，对珍贵的傈僳族档案文献遗产采取特殊保护措施，进行数字化扫描处理。

五是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定期举办一些国内、国际性的学术会议，针对信息传播过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矛盾冲突、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研讨，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傈僳族地区，关注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

（原载《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3期）

【注释】

〔168〕郑千山.张自强与傈僳族《阿考诗经》［N］．春城晚报，2004－06－03.

〔169〕李开义.从《傈僳族祭祀经》触摸傈僳族文化的古老灵魂［J］．今日民族，2006（12）.

〔170〕肖迎.怒江地区民族社会发展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206－207.

〔171〕王晋.傈僳族古老的法律文书——木刻［N］．云南民族报，1999－05－29.

〔172〕朱宝田.傈僳族刻木记事的苦难历史［J］．思想战线，1976（2）.

〔173〕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5.

〔174〕陈子丹.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199－200.

〔175〕腾冲县志编委会.腾冲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819.

〔176〕普学旺，梁红.奇异独特的信息符号——云南民族语言文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06，108.

〔177〕段菊花.哇忍波的傈僳族音节文字［J］．云南档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