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内可能性不大

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内可能性不大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

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交换意见，我先对人民币国际化说一点看法，然后谈一下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一些看法。

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国家还是希望推进，因为我们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及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也包括我们的商品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导致现在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包括外汇储备作为一种财富持有的形式，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我个人一个看法是什么呢？这一次金融危机给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一个机会，但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内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这一点我同意刚才教授的意见。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有几个因素，我们也是有条件的，我们现在经济总量是排全球第三，再过若干年排全球第二也是可能的，大经济体对一个国际货币有这样一个支撑是有可能实现国际化的，这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未来的基础。

潘英丽演讲

为什么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性还不大呢？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经济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的矛盾。比如说我们的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那投资比例过高一定是产能过剩，然后你对外部市场有过大的依赖。所以，中国经济要经济转型，就是消费成为总需求的2/3，这样的话国内有了一个稳定增长的基础。同时你的高新技术、你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有比较大的提高，这样我们的经济增长不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以及对环境这样一种伤害，才是可持续的。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是建立在一个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假如你经济不可持续，你货币就算国际化，还是会失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础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要有一个资本市场，我有几个定义：规模巨大、流动性良好、具有成长性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美国具有这样的条件，但是现在的欧元其实它的条件还不具备，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最主要因为小国财政没有统一，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具有充分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安全的、有流动性的、又是规模庞大的国债市场给全球的央行作为一个外汇储备投资的市场，欧元区都不具备这些条件。这也是在这一次危机当中，为什么欧元就像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受冲击，这和避险功能比较弱也是有关系的。中国人民币要国际化的话，有待于中国本土资本市场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希望通过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是第二个条件。

当然，像英国英镑当年成为国际货币，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英镑兑黄金的汇率曾经300年都是保持不变的。这个是由当时英国的政府，包括整个英国的制度，这种诚信的制度支撑的，包括崇尚诚信的这种文化使它有了长期的发展。我想人民币成为全世界人们愿意持有甚至作为国际储备的这样一种货币，恐怕我们在制度方面也需要有比较大的推进。

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来完成，人民币国际化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内外兼修的过程，虽然目前有机会，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这是我基本的看法。

我今天想谈的观点是，我们在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做一个课题，叫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课题，是由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资助的。在这个课题当中，我根据66年前凯恩斯当时给国际货币体系做规划的时候提出的一个概念，叫稀缺货币。我从他这个概念当中得到的灵感，我提出了一个叫过剩货币的概念。这个过剩货币的概念，后来我们课题在论证过程当中，中国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把我过剩货币概念，带到了联合国斯蒂格利茨先生主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的小组当中去了。实际上他们这个组也想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大的思路是比较相似的。

过剩货币概念我是这样定义的，就是使得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达到难以维持的水平，造成这个难以维持水平原因主要是一种国际货币的过度供给。什么情况下才算是存在过剩的货币？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用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大于等于3％的情况来衡量。假如说从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我们看一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平均水平是多少？这个测下来可能是3％左右。再翻看一个图，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是各国经常账户的差额绝对值之和占世界GDP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次超过了4％，一次大概是在1974年左右，还有一次就是2001年以后。我们会发现，当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超过4％的时候，全世界经济就会出现大的麻烦。我们知道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全球出现滞胀，当时经济出现衰退，之后出现两位数的通胀，当时我们称为凯恩斯理论的破产，这两个东西同时出现了。还有是目前，我们在危机之前，大概2006年的时候，这个不平衡实际上达到了5.9％。在这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警告，说世界经济不平衡已经达到危险境地，希望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国都能够作出调整，这种警告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我们再往后面翻一张，还有一个图看一下，这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分布的状况，中间这一根淡颜色是欧元区。2006年的时候欧元区经常账户是平衡的，正好在圆点水平线上面。上面这一根有顺差的线，三角形那个是日本。再上来是包括中国的发展中亚洲地区，最高的那个，2006年最高的顺差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底下这个赤字的部分是美国的情况，2006年的时候，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世界GDP比例达到1.6％左右，这一年美国赤字占全球赤字的49％，就是说全球的赤字差不多一半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根据这个可以分析，我个人认为金融危机的因果链，还是和美元本位制有关系。因为通过货币的发行可以获得很便宜的、甚至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国际购买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诱惑国际货币发行国出现通货膨胀，或者说货币扩张的这样一种内在冲动。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亚洲、石油国家地区的顺差同时产生，像镜子的两面一样，同时产生了很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然后就带来了美元的回流，之后带来了美国市场有毒资产的泛滥，最后这个泡沫太大以后，就导致危机的发生。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因果链。

现在我的一个想法，还是应该引入对过剩货币的监控和预警。也就是说当世界经济不平衡进入到全球GDP3％到4％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是联合国下面某个机构，应该发出警告或预警。当不平衡超过4％，国际货币发行国、发行国际货币的这些央行，加上国际组织，应该联合进行干预。也就是说这个国际货币的发行机构应该进行协调。这是一个基本的想法。这种情况其实在2009年3月份，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就是当年提出华盛顿共识的人，再往下翻一张，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预警是没有效果的，事实也是没有效果。危机前有过多次警告，但是没有权威性，也没有约束力。他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SDR分配，包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来满足他们国际清还能力的需要，这样就可以打消他们积攒外汇储备的冲动。因为他们怕危机，所以要积攒外汇储备，从而导致贸易顺差、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他建议，通过国际组织提供贷款，让发展中国家不要积攒外汇储备了，同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约束。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总结近百年来的历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现在，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面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美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受制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所以对任何要求美国来承担调整责任的意见是无法作出积极回应的。再说美国也是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家，以前杜威哲学理念倡导，如果是不可行的建议大家一般不会讨论，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个人感觉威廉森的这个建议也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是什么呢？这个建议是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积攒和回流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解决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短期的热钱从国际货币发行国过度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问题。如何避免热钱大规模从发达国家流到发展中国家，然后再从发展中国家回流，这往往就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货币出现大的震荡。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这个是原来弗里德曼一个新自由主义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央银行应该盯住通货膨胀。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国际商品、包括金融开放条件下一个本国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货币的投放决定的，就是我们讲的假如国际流动性出现过剩的话，并不是你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可以控制的，同时还存在国际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的套利机制，这个套利机制说明假如哪一个国家越是收缩越吃亏。所以这一次美国很多学者都说这一次最倒霉的是哪一个国家？是德国。德国一点不搞通胀，国内也没有房产泡沫，结果因为它不搞金融泡沫，大量地生产，结果现在出口出不去，今年可能会出现5.6％的负增长，所以说德国很吃亏的。

4月份的时候，美联储达拉斯分行行长到上海来，我们在美领馆见面了。他说德国特别坚持货币纪律，结果21世纪以来德国几乎没有创造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意思是说你这个监测货币纪律是不行的。这从反面说明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就是吃亏的，你搞一点泡沫反而占便宜，就变成这样的问题。但为什么德国坚持这个货币纪律？我个人认为德国是总结了二、三十年代沉痛的教训。一战以后德国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又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后酿成了大萧条。这个过程当中，欧洲出现极端民族主义，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温床，助长了“二战”的爆发。德国总结这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经验，所以他们这样坚持货币纪律。我个人感觉，对德国的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应该表示尊重，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傻。特别是国际货币主权发行国，更应该尊重德国的这种负责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