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区位转移决定因素

2.2　沿海FDI区位转移决定因素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总体的区位优势正在逐渐变迁。对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而言，面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吸引外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内外投资环境的变化，为保持竞争优势，必将调整投资战略，进行投资区位再选择。

为了便于考察FDI区位转移的决定因素，本文根据FDI的投资动机分类，主要考察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政策寻求型三种类型FDI的投资转移。

2.2.1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诱发外商投资区位转移

中国总体发展阶段发生变化，进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重化工时代即将到来。随着中国人均GDP水平的提高，2012年已经达到5900美元以上，劳工成本上升(参见表2－1)，这决定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依赖劳工成本优势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代，不仅资源类产品需求扩大推动其价格上涨，而且环境压力与日俱增。这样，企业的环保投入增大，成本上升，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受环境成本上升影响，一批制造业的外资企业选择撤离中国或在国内进行区域调整。

表2－1　中国东部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与增长率　　单位:元;%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2年)整理计算得出。

2.2.2　成本上升引发效率寻求型FDI投资转移

当跨国公司在面临竞争压力，并旨在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生产成本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将其相对闲置的生产力转移至国外，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效率寻求型FDI投资动机主要在于降低成本(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运输成本等)，提高生产效率。其决定因素包括经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劳动力、原材料及中间产品成本;能够及时且有成本效率的生产、运送货物至海外市场的基础设施(港口、公路、电力、通讯);利于建立地区性公司网络的地区一体化协定成员资格;自由化的贸易及政府税收政策。其中，效率寻求型FDI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成本因素，即劳工成本、劳动力素质、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土地价格、配套能力、基础设施条件等。在东道国间各项生产要素中劳工成本差异较大，因此劳工成本通常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效率寻求型FDI区位转移的第一决定要素。

效率寻求型FDI容易产生投资区位转移。效率寻求型FDI是由于东道国或者东道国某一部门的生产要素成本提高，或者是劳动效率下降，从而使得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相对下降，为保持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往往将其生产线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或者地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FDI是典型的成本寻求型投资FDI，随着东道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跨国公司会将劳动力密集型、劳动力成本较高的那些产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主要指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生产环节中效率寻求型FDI区位转移的影响因素通常首先考虑的是劳动力素质、运输成本因素。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效率寻求型FDI的区位转移先是从美欧到亚洲四小龙，从西欧到中东欧，再到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具体到中国来看，香港和台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之所以将投资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不仅考虑到劳工成本，同时也考虑了运输成本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要素成本价格已经出现全面上涨，FDI的成本攀升，导致FDI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在中国国内投资区域调整。当前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投资转移主要是由于国内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推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使企业无法再依靠低成本获取高利润。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加大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有些外商投资企业一次性增加劳工成本达30%以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也上涨了14.9%，涨幅显著。这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并拉大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工资差距，劳工成本大幅度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收益率明显下降，甚至亏损，撤出中国市场。如一些劳动密集型、高污染、高能耗的中小企业，如纺织、皮革、家具等。与此同时，原材料价格受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节节攀升。这造成企业经营成本的全面高企，经营压力增大，中国沿海地区吸收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区位优势弱化，跨国公司投资转移的趋势显现。

制鞋业巨头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投资转移

2007年，Adidas集团下属鞋类产品有一半左右是在中国生产的。2008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Adidas开始将生产工厂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到2011年，Adidas集团的鞋类产品来自中国的比重虽然仍是最大，但已降低到35%。而印尼、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所占比重上升明显，柬埔寨的份额甚至翻了一番。2012年7月18日，Adidas宣布10月正式关闭其在华唯一直属工厂。

Adidas的竞争对手Nike的反应更快，从2005年开始，Nike就逐年增加越南工厂在其制造业中的比重，到2009年，越南和中国的订单比重同为36%。两年之后，越南的比重升至39%，而中国降至33%，越南取代中国成为耐克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

两家公司投资区位转移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生产基地在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日本劳动力成本上升，它们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区;20世纪90年代，又因成本原因陆续转移到中国大陆。如今，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新的承接地。从投资区位转移的路径可以看出，成本是其考虑的第一要素。

中国沿海地区外商投资向中西部转移:四川的案例

Intel Corporation上海浦东工厂与成都工厂合并，Unilever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合肥等地。这是中国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迈出的一步。四川近年来在吸引外资方面就有很大的成效。从2002年到2012年，四川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近15倍。特别是2009年到2012年，全省利用外资255亿美元，是改革开放近30年利用外资总额的1.6倍。2011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达110亿美元，居中西部首位，引进外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

由于看好中国中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前景，综合考虑劳工成本、物流运输条件和产业配套能力等要素，富士康、Dell、仁宝、纬创等重大项目企业进驻四川，带动四川跻身全国四大区域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列，成都成为全球重要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大批知名汽车企业集聚，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绵阳、资阳和成渝经济走廊沿线城市为配套聚集带的汽车制造业格局。Shell Group of Companies、BASF SE、Linde-gas等知名企业已投资天然气勘探开发及配套产业。近年来，四川年均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以上，在川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243家。其中，境外世界500强企业183家，有实际投资的达154家，20多家世界500强公司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后台服务中心等功能机构落户四川;设立了7家外资投资性公司，合同外资达7.7亿美元，投资能力超过50亿美元。现代服务业成为外商投资新热点。全球行业排名前十的外资商贸企业及金融机构，50多家国际知名第三方物流企业已落户四川，有力助推西部物流中心、西部商贸中心、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2.2.3　市场寻求型FDI投资转移

市场寻求型FDI是跨国公司为开辟新市场及增加现有市场份额、提高或保持竞争优势而投资于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并向这些国家(地区)以及周边国家、地区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市场寻求型FDI的动机在于巩固和扩大原有市场、开辟新市场，避开各类贸易壁垒，跟随竞争者，直接或间接进入当地市场，为当地市场提供更多的服务，其决定因素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人均收入、市场增长、区域性和全球性市场准入、一国特定的消费者偏好、市场结构等因素。市场寻求型FDI区位转移的情况通常有以下两种:一是当东道国进入国际市场困难，通常会失去依赖进入国际市场的外国子公司，市场寻求型FDI便会发生投资转移;二是当东道国某一行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时，以寻求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没有明显的技术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就会撤资，调整投资战略，将投资转移到其他目标市场国家去。

1.国内竞争加剧引发市场寻求型FDI投资转移

中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市场垄断，往往在同一领域引进多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大规模的进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强度。这些竞争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其他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来自快速成长的中国本土企业。在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中，一些弱势的中小跨国公司和不适应中国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企业也被并购或淘汰出局。韩国一些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失利就是例证。

而本土企业“挤出”跨国公司成为当前一亮点。这是由于在与跨国公司长期竞争合作中，一批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的优势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来自“本土”的比较优势，包括掌握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熟悉本国市场环境，拥有丰厚的人脉关系等;二是来自跨国公司技术外溢产生的后发优势，可以借鉴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不仅保持或抢占了部分市场份额，甚至使一些跨国公司被迫退出，其中，啤酒业、家电业、移动电话和乳品等行业这种情况最为突出。

达能乳业因无法与本土企业竞争被迫暂时停产

从1987年进入中国后，法国巨人达能集团曾运用合资和并购两大利器一度辉煌。2007年底，达能与光明、蒙牛合资终止后，其在中国的奶制品特别是酸奶方面的业务几近覆没。自此，达能改变投资战略，从合资走向独资。2007年12月，达能收购上海妙士乳业后的达能乳业上海公司，正式启动独资战略。达能集团收购上海妙士乳业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厂房和设备等资产，成立达能乳业(上海)有限公司，2012年初达能乳业上海工厂建成投产，2012年12月5日，达能乳业上海有限公司宣布因无法与本土企业竞争被迫暂时停产。

美国家电零售巨头百思买关闭中国门店

2011年2月22日，美国家电零售巨头百思买宣布关闭其在中国内地的全部9家门店，同时关闭位于上海的零售总部，并将在中国的经营业务整合到旗下全资子公司五星电器品牌中。

从2003年进入中国市场期间，百思买中国门店采用的经营模式是“买断经营+现款现货”，而国内两大竞争对手国美和苏宁则采取“代销+经销”方式，百思买“薄利多销”的美国运营模式在中国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在国内零售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国美和苏宁实力规模超强，百思买无力竞争，最终被迫退出。

2.市场结构变迁、产能过剩引致市场寻求型FDI投资转移

在经济体制转轨初期，中国无处不在的市场短缺给包括外商在内的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商机，跨国公司在对中国市场乐观的预期下，大举对华投资。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市场的供给快速成长，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基本结束了经济短缺，多数产品形成了买方市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施行了多项政策措施以拉动内需，但是大多数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仍未改善。早在2004年中国商务部对国内市场600种主要商品供求调查结果表明，供过于求的商品有462种，占77%，而供求基本持平的商品为138种，占2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2006年以来，除能源和一些矿产资源类产品外，其他投资品和消费品大都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

中国已经饱和的市场，使得那些以寻求市场为导向而又没有明显技术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很难成功。对于一些拥有资金、技术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由于其定位于高端产品的生产销售，也使其在华投资的盈利无法抵偿投资成本。如电力行业跨国公司在华撤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15%的投资回报率无法得到满足。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电力需求旺盛，政府为鼓励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市场，提出了保证15%的年固定回报率的条件。这一措施吸引了世界上众多大型电力投资商纷纷来华投资。然而，1999年中国出现电力供应过剩，2002年国务院声明“固定回报率”属于违规优惠政策，取消了固定回报政策，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电力行业的经营环境。2002年以来，外资大举撤出电力行业。

外资电力最后大撤退:AES出售火电资产

在残酷的中国火电市场上，外资电力正在酝酿着最后的大撤退。如果把2000年到2001年外资电力公司纷纷退出中国市场称为第一次浪潮，2004年到2005年，外资电力公司撤出中国市场的行为称为第二次浪潮，那么，以AES为代表，外资火电商撤出中国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到来。

美国AES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电力公司。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电力市场需求旺盛，而中国电力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缺电、缺钱、缺技术、电力投资不足。为吸引外资，政府向外资电力公司提出“三保证”的优惠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许以外方固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20%)。优厚的条件使得外资趋之若鹜，众多外资电力厂商被吸引过来。1993年，AES主要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在华办电厂，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电力公司。但在经过国内电力重组和电力体制改革后，1998年，中国出现严重的电力过剩，政策随之由鼓励变为限制，各地逐渐取消了对外资承诺的15%的固定回报率政策，一大批外资电力公司选择退出中国电力市场。经过几轮外资撤退大潮之后，AES成为目前仍在中国运营的为数不多的外资电力公司之一。

由于传统电厂生产成本不断升高，电价下调使AES火电业务面临诸多压力，而新能源发电已成大势所趋。出售传统电厂而发展新能源电厂，是AES的战略转变。2012年AES开始在为其在中国的火电资产寻找买家。

2.2.4　外资政策调整诱发部分政策寻求型FDI区域转移

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受国内资本积累、技术水平的限制，东道国一般会采取各种引资优惠措施，提升本国经营的吸引力，降低外资企业经营成本，吸引外资来促进资本积累和国内技术提升。政策寻求型FDI区位转移的决定因素有东道国优惠政策，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环境政策、税收政策等政策环境，以及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及风险高低，东道国汇率波动幅度等。

政策寻求型FDI发生撤资和区位转移通常有四种情况:第一，当东道国优惠政策取消或发生变化时，政策寻求型FDI容易发生撤资，将投资转移到其他能提供优惠政策的国家去。或者东道国制订限制某些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制造业的环境政策会导致FDI投资转移或撤资。第二，当某些国家采取更加优惠的外资政策时，会诱发政策寻求型FDI转移流入。第三，政策寻求型FDI对东道国政治经济制度、政治局势变动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比较敏感，高风险的政治经济体制环境容易引发外资的大量撤离。第四，东道国的汇率政策变动或汇率剧烈波动对政策寻求型FDI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汇率波动使得跨国公司经营成本和未来收益面临很大的风险。在汇率不确定的条件下，跨国公司退出东道国市场的可能性较大。

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便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了多项优惠政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优惠政策增强了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尤其是政策导向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政策变动的敏感度更高。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在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同时，也逐步清理乃至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自2007年开始，为了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对外资政策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从以税收激励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以公平竞争机制为主的规制政策。调整外资政策，如两税合一、取消或降低进口退税、征收国土税、海关征收加工贸易保证金、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及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大幅上涨，一些加工贸易型中小跨国公司撤资，将投资转移到东南亚低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的国家。同时，受外资政策调整的影响，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外资撤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为恢复国内经济，纷纷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竞相采取各种形式的财政和金融激励措施，制定更加优惠的外资政策，吸收FDI，使得中国在吸引外资中面临更多的竞争，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撤离，投资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

富士康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在珠三角地区，先后建成深圳、佛山、中山等科技园，并确立深圳龙华科技园为集团全球运筹暨制造总部，旗下三家企业连年进入深圳市企业营收前十强和纳税前十强，每年为深圳税收贡献超百亿元。2010年，深圳富士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十二连跳”后，富士康将生产线陆续内迁到郑州、成都等内陆城市。

富士康为何会离开深圳这片发家致富的热土?员工跳楼所引起的舆论谴责只是表面原因，其内迁的根本原因是不同地区政策优惠变化的对比。

富士康作为台资企业，在深圳一直享有税收上的优惠。一般而言，税收大概要占到毛利润的15%～20%。但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富士康作为一家在深圳已经享受优惠政策5年以上的大型外商独资、加工贸易型企业面临丧失免税的“特权”。相比之下，河南的招商政策给了富士康可谓“贵宾”的待遇。以富士康工厂所在的郑州出口加工区为例，政府对出口企业按出口收汇核销额，每美元分别给予0.01元、0.02元和0.04元人民币的奖励。出口加工区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除享受此优惠政策外，还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所谓“两免三减半”政策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的外商投资企业，在5年的减免税期满后，还可延长3年减半征收所得税。郑州对富士康的吸引力不仅表现在税收政策的优惠上，也表现在土地政策的优惠上。税收和土地政策的双重优惠使得郑州在内地无数“争夺”富士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益匪浅。郑州海关数据显示，2011年河南省进出口额达326.4亿美元，与2010年相比增长83.1%。2011年，富士康集团进出口合计94.7亿美元，占河南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9.0%。经测算，2011年全省进出口增幅中有52.6个百分点由富士康集团拉动。

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地区实施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推进，东南沿海经济特区在税制等政策上的优势消耗殆尽。相较之下，“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使得中西部地区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上更具有优势。中西部地区更具优惠性的外资政策是富士康“内迁”的很大动因。

2.2.5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迁加速投资外移

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撤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母国经济不景气，会限制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来自他国或地区的竞争，中国的区位优势减弱，会诱发部分跨国公司将投资从中国转移出去。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短期无法解决，母国经济不景气加速东南沿海地区FDI撤离。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将长期困扰美国，“重振制造业”计划将导致美国制造业企业向本土回流，减少对华投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日渐趋稳，但经济复苏前景仍不乐观。世界主要市场欧美陷入困境，将拖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作为东南沿海主要的FDI来源地，其经济的不景气使一些外资企业的母公司不得不收缩投资战线，调整投资布局，导致对中国内地的投资能力下降，FDI流入减少。有的外资企业甚至要处置优良资产，变现在中国投资的资产，撤离中国大陆市场，以缓解自身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同时，国际竞争也会导致FDI的区位转移。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比较低，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亚洲范围内已经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2011年，越南的月平均工资只有540元，中国则达到3538元。同时，随着国际投资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各种形式的激励措施吸引FDI。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使中国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减弱，诱发了部分外资企业的投资转移。

日本汽车企业投资重心向东南亚转移

中国一向是邻国日本汽车行业的一个巨大市场，然而近年来，由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两国贸易关系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汽车在中国市场份额大跌，日系车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曾一度高达30%，2012年11月市场份额占有率下降到8%。而同年，在泰国和印尼六国，日系车销量比上年增长了约40%。东南亚国家目前与日本没有直接冲突，投资风险性小，且与东盟国家签订自贸区协定较多，贸易便利，因此，日本汽车行业开始暂缓或减少对中国投资，向东南亚进军，企图扩大自身在东南亚的竞争力。2012年3月，本田汽车拟投资300亿日元，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新建工厂，目标是把印尼培育成本田在东南亚的第二大生产基地。2012年10月18日，丰田汽车表示将斥资5.08亿美元对印尼一家发动机厂进行扩建，计划到2015年将该工厂的柴油发动机产能扩充一倍以上。

中日政治冲突导致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投资者来说变得极为不稳定，从而缩减投资。而东南亚市场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为了开辟新市场，日本汽车企业将厂家搬到东南亚，加速在东南亚的投资布局。虽然日本汽车企业投资重心向东南亚转移，但是日本的最终市场还是在中国，而且日本企业界也认识到，中国仍是世界消费快速增长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