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区位

收入与区位

前面通过林奇的城市意象方法得出的有关城市景观和视觉意象，还需要覆盖上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才能凸现出真实生活的丰富含义。

所谓“芝加哥学派”，是指20世纪上半叶由芝加哥大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针对当时涉及美国所有大城市移民以及成千上万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阿兰·库隆，1994）。作为那时美国的西部边境小镇，芝加哥在1840年人口普查时只有4　470位居民，50年以后居民已达到了110万，1930年更是达到350万人！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大量移民蜂拥而至，这中间还有大批外国移民：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捷克人和犹太人。1900年，芝加哥半数以上居民都由在美国以外国家出生的人所组成。芝加哥变成了一座工业城市、一个商业中心和欣欣向荣的交易所。许多人怀揣梦想而移民，而好几个移民群体在同一个地方相遇，就产生了诸如社会解体、境况界定、边缘性、文化适应等融入与同化问题。在工业社会里，种族和阶层差别会因为教育和劳动分工而加重，然而不同文化群体的同化，却是通过使用同一种语言和被广泛认同的传统和技术而实现的。

类似移民城市的这种历史，今天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正重演着。从深圳、浦东到东莞、义乌、昆山，以及各地的工业园区和新城，地理的景观和人文的景观都在急速地改变着。企业选址嵌入其中，起着重要的造型作用。产业特征、就业结构、收入状况，无一不影响着居住区位的类型特征。

一个城市的居住区位的类型特征，表现为历史的产物，其变局则显现出人们趋利行为和居住偏好的痕迹。旧时北京有“东富西贵北寒南贫”之谚语，说东富西贵是因为“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指王公贵族多住在西城，那里是王府官邸集中之地，是京师的政治中心，也是皇家文化和缙绅文化的渊薮；而仓库都建在东城，众商云集，东城遂成为京师的经济中心，商贾文化的重镇。据郗志群（2007）考据，“东富”这种区域经济、文化空间的产生和发展，显然与运河漕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元代开辟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是在大都城里的海子（今积水潭），而位于大内以北的钟楼、鼓楼区域由于紧邻海子码头，成了大都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可见，由于漕运管理之需，以及仓库多建于此，元明时期东城自然成为经管之吏、经商之人选址居住的地方，于是“东富”便得以形成。

我国近年来城市的商务成本提升较快，房价和租金不停地朝上蹿，且任凭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如何“三令五申”，依然不能扬汤止沸。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肯定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人口多，基础设施、市场、信息、发展机会等条件如上海、北京一般好的城市尚不多，这一点比不得欧美。美国人口不过3亿，几百年来可以自由迁徙，并拥有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一批一流的大都市，经济发展已经大致均质化。你想想看，四倍于美国人口的中国，经济开始增长，欲望开始喷张，人口开始流动，这么多人围着几座城市转，形形色色的人——投资商、投机客、打工者、大学毕业生、落叶归根的人——都想方设法往里拱，水往上涨了船还不会高吗？有意思的还在于人家那儿（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喜欢往郊区搬，相反，中国所有城市都是市中心房价最昂贵。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市中心一般是政府机关所在地，公共设施配套最完备，就连警察配置密度也最高，是最方便和最安全的地方。收入高者住市中心，他们支付得起高昂的费用。而收入低者住在大城市边缘，用经济学解释，是这些人群对警察、消防和街道、歌剧院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要低于城市提供的水平。这种市场供求机制，还同时产生着筛选效应，它将城市空间重新作了配置。坊间有则顺口溜形容上海居住的分层现象：“内环里住讲外语的，内环到外环之间住讲普通话的，讲上海话的住外环以外。”（上海原有居民被动迁到城郊）就全国的人群分布情况而言，依据财富的多寡，富得流油的移民出了国，收入较高的人搬进了京沪或沿海地区，普通人只能呆在原地或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内地中小城镇，农民工中有许多人支付不起进城的生活成本，最后还是打道回府。

为何上海“内环里住讲外语的”？这是一群腰缠万贯气宇轩昂的人，他们收入高，经常游走全球，他们能像富人们收集小汽车或名酒那样，在世界主要城市的顶级地段购置房产，寻求使其持有的财产国际化。在他们的购置清单上，全世界可能只有100条街区才能吸引住他们的眼球。伦敦、巴黎、纽约紧俏地区高端房屋的供应非常有限。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手里因此而握着越来越多的钱，上海等热门城市中一些主要的中心地区因此成为国际房产市场的一个部分，使得对办公和居住的高端房产的需求超过了可能的供给。结果，带动了房价的上扬，城市中心最豪华的地段和区域尤其如此，其增长幅度往往是周围城区的数倍。于是乎，这些人才聚集的城区的房地产市场已成了一种提供身份象征和巨大价值的奢侈产品。而“内环到外环之间住讲普通话的”，都是城市里日益上升的中产阶级的一员，他们精明强干，富有进取心，日夜在描绘着明天生活的蓝图。然而这种局势在城市功能转型、土地政策影响、游戏规则多变、千军万马追逐、经济心理预期的综合作用之下，正变得错综复杂虚实难辨。至于“讲上海话的住外环以外”，原住民因买不起市中心的住房，只好动迁或置换到城郊。而处在城市底层的贫民和部分外来移民，往往只能靠“违章”（搭建住房、流动设摊甚至种类繁多的地下经济等）谋生，他们的生活成本不高，熟悉自己的生活区域，将对城市的认知和对生活的体验融为一体。那些绝对低收入人群没有正式岗位，依然可以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生存。他们虽然不一定有一个“工作”（job），有一份“工资”（salary），但通常也会有某种“活路”（work）和一份“收入”（income）来源。但是如果城市的管制过于严格，他们的“活路”就会更趋艰难。

可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空间总是在不断地演化和重组，城市化、城市建设也总是与对空间利益的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有关。当下，在城市化发展中，被人们称之为“动迁”、“旧城改造”等工程，也伴随着这一类利益的重新分配。高收入和权贵阶层凭借雄厚的经济、非经济的力量占据了城市最好的位置，城市的原住民则受挤压而朝城外扩散。无数的农民工从贫穷的乡村大批涌向城市，寻找比乡村“好”的生活方式，他们来到城市谋生，身份开始变得模糊，但他们依然会不同程度地被城市早先的住民视作外来人，受到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