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差异与区域经济整合

3.3.2　区位差异与区域经济整合

本书2.2.1归纳了新经济地理学解释区域市场整合过程中的制造业集聚机制的文献观点，相关研究显示，新经济地理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地方在于，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递增假说，从理论上讨论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对集聚的自我强化机制。而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中，工业集聚最原始的动因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的区位差异，例如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地区。在中国，基于自然资源优势和交通便利条件的工业集聚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国的东部沿海省份之所以逐步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距离大的港口比较近；而辽宁和山西则是依靠自然资源成为工业中心的典型例子。但是，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一些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例如，浙江的温州地区，既无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又无便捷的海运和空运优势，但却成为中国工业集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案例。第二，两个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的地方却可能在工业集聚上有非常不同的绩效表现。例如，中国南部相邻的广东和广西，区位差异不显著，但工业集聚状况却相差很大。

超越简单的经济地理因素寻找工业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而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强调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决定作用。收益递增假说在贸易理论里获得成功应用之后，紧接着就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Krugman也同时成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经济地理学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指出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

由此可见，区位差异对经济整合的影响机制是通过经济地理因素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14]。本书3.3.1已指出，中国大陆省际层次经济整合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省际的工业集聚上。因此，区位差异对中国大陆省际经济整合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解给予理论解说。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和需要检验的三类因素的作用，将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用如下形式的计量模型予以表达：

其中，Y_it表示的是各年度各个地区工业产值占当年全国总的工业GDP的比重，这是度量工业集聚的变量，也是Wen（2004）度量工业集聚的变量。一个地区的工业份额上升了，就说明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工业集聚。X1表示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2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向量；X3表示经济政策因素的向量^[15]。由于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通过对变量作滞后一期的处理，使这些解释变量成为被解释变量被观察到之前已经被决定的变量（predetermined），以减少模型的联立性偏误。α0表示常数项；α1，α2和α3表示变量的系数；εit表示残差。

就经济地理因素向量X1而言，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著，因此可以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工业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响。三大直辖市（由于重庆的数据不完整，大多数研究所指的直辖市是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经济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所以可以预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负的。

就新经济地理因素向量X2而言，以Henderson（1974），Fujita（1988）和Krugman（1991）为先驱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从而挑战了新古典的传统^[16]。Henderson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前后向关联导致的产业外部性使企业集聚在其他企业周围，另一方面强调了企业集聚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所得到的知识外部性；而Krugman通过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了企业集聚在消费者市场附近得到的需求联系；Fujita（1988）通过存在不可贸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样的证明。为了检验这三种不同的包含收益递增的因素，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构造了以下指标：（1）地区企业数量比重（firm）衡量产业外部性。（2）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edu）代表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教育数据不完全，可使用万广华等（Wan，Lu and Chen，2004）估计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3）地区消费者需求，可用人均GDP的对数值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pergdp）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4）Wen（2004）使用了城市数指标来度量城市的发展，但是这较难衡量各个城市本身的发展状况，因此可以考虑采用陆铭和陈钊（2004）的方法，用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来代理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urban）。（5）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于工业集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引入了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产出占GDP百分比来度量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支持，并且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作为各地相对的信息化指标（com），同时，可以用地区的公路里程占全国的比重（road）来代理相对的交通运输条件^[17]。

就经济政策因素向量X3而言，大多数研究将时间界定于改革开放之后，Dém urger（2002）特别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对区域市场整合的作用。从大陆省际层面的经济整合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方面的政策因素：（1）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是低效率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将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在实证研究中，通过用扣除教育和国防经费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政府消费所起的作用。（2）对外开放度。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波及范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陆省际经济整合的差异。在实证研究中，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与相应的全国均值之比（export或trade）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