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 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经验检验
在“泛一体化”视野下探讨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经验检验，逻辑展开的顺序为两岸四地不同关税区的市场整合和大陆以省际为代表的市场整合。
2.3.4.1 两岸四地的市场整合
经济理论界研究国家（基于主权）不同关税区的区域经济整合的文献相对较少，涉及中国两岸四地区域经济整合的研究则更少。在可追溯的文献中，Harding（1993）较早使用了“大中国”（Greater China）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一主权国家内部拥有各自独立的货币、关税区和制度的区域之间的联系，随后Naughton（1997）普及了“中国圈”（China Circle）这一称法。也就是说，研究大陆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关系的文献相对有限，大部分的研究聚焦在地区间的贸易问题和加入WTO后的效益上（Wei＆Frankel，1994；Wei et al.，2000；Noland et al.，1998；Fernald et al.，1999；Wang，2001；Ma，2001）。
Fung（1996）认为，中国贸易有三个特点：通过香港再出口的贸易；与国外投资高度相关的贸易；大量的非法贸易。再出口贸易是指到香港的进口被托运给一个香港的买家，这种贸易增加了一个涨价，再出口到别的国家和地区。若使用美国数据来说明这种再出口，中美贸易平衡则降低了35%。国外在中国的投资占中国出口的45%，这些投资包括FDI和外国转包合同。大陆和台湾的非法贸易已经被台湾的非直接贸易政策包括在内，非法贸易（比如走私）和逃避关税也影响了中国大陆与其伙伴国的贸易。
Godon H.Hanson和Robert C.Feenstra（2001）曾检验过香港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中间贸易中的角色。香港分布了大量的中国出口。中国货物扣除关税、保险和货运费后的净额，在离开香港时高于进入香港的价格。中国货物在香港再出口的涨价幅度较高，对不同的产品，一些产品有较高的可变出口价格。这些结论与调节的quality-sorting模型一致，也与来自香港到中国的生产任务的外购（outsourcing）相一致。另外的结论是，香港商人通过目标市场和使用转让价格的价格歧视将贸易收益从高税收国家转移收入到香港。
Raymond Fisman和Shang-Jin Wei（2001）指出逃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特点决定了这种现象很难被观察。他们曾对中国的一个逃税案例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较新颖的特点，是通过个别产品的高度分离水平对逃税进行了精确的测量。这项研究通过比较中国从香港进口的报告和香港出口到中国的报告，得出了核心结论：使用1998年的平均数据测算发现，税率增加1%导致逃税增加3%。这个结论与使用1997和1998年的数据的第一差分规范（first-difference specification）相似，在该税收水平上的非线性的逃税弹性较大。这种逃税缺口产品税率的紧密相关，意味着部分逃税的发生是通过误报进口类型（除了低估进口的价值外）等方式进行的。当通过数量而不是价值来测量逃税缺口时，这个结果更加得到断言。
区域经济整合的研究中，对两岸四地间金融和价格联系的调查研究相对缺乏。Pinelopi，Koujianou，Goldberg和Frank Verboven（2001）曾采用欧洲市场一体化的独特试验去调查国际市场中一体化与价格收敛的关系，但这种收敛性调查主要是针对绝对或相对的购买力平价（PPP）来说的。与价格和金融相关的调查，有Ha，Fan（2002）和Shellekens（2002）对大陆和香港的价格联系及香港的通货紧缩效应等的研究；Yin-Wong Cheung，Menzie D.Chinn和Eiji Fujii（2003b）调查了中国内部（intra-China）的联系。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研究较有影响的是叶舜赞等（1999）和王红霞（2003）的研究，前者主要从制度角度分析两岸四地间的一体化趋势，后者主要从构建自由贸易区的角度分析四个经济体间的一体化趋势。
2.3.4.2 大陆省际间的经济整合
中国国内的区域经济正呈现出日益整合的趋势（Naughton，1999；Xu，2002），尽管这种趋势目前仍然受到区域市场分割等的干扰，但其整合的特征已明显得到了显示。学术界曾对这种状况展开过讨论，主要观点是：中国的分权结构和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是导致地区间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和大量资源误配置的重要原因（Young，2000；Poncet，2002，2003；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Bai等，2002）。大部分针对中国国内区域市场的分析和研究，是以大陆省际间的市场整合为对象的，其检验方法主要有“贸易流量法”（或“商业周期法”）和价格法。
国际上关于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激烈争论始于Young（2000）的论文。他用“生产法”得出的结论显示，近20年来大部分的中国省份，在GDP的结构、制造业的产出结构或是重要产品的资本边际产出等方面都存在趋同的趋势，他认为中国的分权化导致了地方官员控制下的“零碎分割的区域市场”。对于这种观点，Naughton（1999）却提出了两点质疑：（1）中国各地方生产结构的趋同可能是快速工业化进程本身造成的；（2）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可能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步摆脱原有的不合理的区域分工。与Young的实证方法截然不同，Naughton（1999）和Poncet（2002，2003）利用了省际间贸易流的数据进行研究。在他们看来，贸易流量的变化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区域间市场的整合状况。通过比较1987年和1992年中国省际工业品的贸易流量，Naughton发现贸易流量有所增长，制造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贸易占主导地位，这个趋势与全国市场一体化是相协调的。Poncet（2002，2003）进一步拓展了Naughton的工作，她添加了1997年的数据来分析中国国内贸易壁垒的演化。其研究结果表明，在1987年到1997年期间，尽管国内市场的贸易流量在不断上升，但升幅远远落后于国外进口的增长。从各省份贸易流量的构成来看，省际贸易比重的下降为省内商品和国际商品比重的上升所补偿，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各省份自给自足倾向的合力将国内市场推向了“非一体化”。
Xu（2002）认为，Naughton采用的“贸易法”同样有内在的缺陷：（1）影响贸易流大小的因素有很多，除了两地间市场整合度的变化外，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的变化也会导致贸易流改变。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这些变量，极有可能产生不可靠的计量结果（Engel and Rogers，1998；Xu，2002）。（2）贸易流量极易受到商品替代弹性的影响，若两者之间的商品具有高度的替代弹性，则微小的价格调整也会带来贸易流量的大幅变动（Parsley and Wei，2001）。他主张用商业周期模型来检验中国省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他曾利用一个误差构成模型（error-components model），把每个省份的部门实际的经济增长（方差分析）分解为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部门自身生产率影响和本省份对该部门调控的影响。对1991—199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虽然在短期内各省份的影响可以解释35%的省际真实产出的变化，但在长期内，部门特定的影响力是产生波动的主要因素。这个结果意味着，尽管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还不充分，但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Batisse（2002）的实证研究支持在短期内存在较强的省际影响。同时，她还发现，在中国的工业中，Jacobs型的外部性一般发挥着正向的作用（即多样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专业化的发展模式（Mar型外部性）却对地区的工业增长有着负面作用。
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市场存在“非一体化”倾向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Poncet（2002，2003）测算了中国国内市场间的“边界效应”，结果表明，在1987年到1997年期间，中国国内的省际边界效应上升了。她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根源于自给自足的倾向（尤其是在内地省份），在国内产品与国际产品之间，各省份又更多地选择后者，这更加剧了国内省际贸易强度下降的趋势[23]。她还认为，中国省际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低于欧盟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水平。国内学者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将中国宏观技术效率分解为省份内的技术效率、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他们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省份内技术效率已经有所提高，而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和省际要素配置效率却有所恶化，这项研究也为证实地方分割的负面影响提供了证据。Bai等（2002）研究了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区域分工中的作用，他们用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理论和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构造出五个相关假说，并且利用29个省份和32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对相关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地方保护主义明显存在[24]。
利用价格信息来测度中国区域间市场整合程度的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的以价格信息为出发点的文献，大多侧重于探讨中国各类农产品市场的整合程度。例如，喻闻和黄季焜（1998）以协整（cointegration）的方法测定了中国的大米市场整合程度，他们认为1988年至1995年间，中国的大米市场整合程度显著提高，粮食市场正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武拉平（Wu，2001）以同样的方法研究了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猪肉与花生油六种主要农产品的市场整合程度，实证结果表明，这些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在长期中将走向一体化。
不过，以上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1）单独讨论某类产品的整合程度无法提供有关区域间总体市场一体化程度的足够信息；（2）用协整法研究市场整合问题的合理性值得商榷。周章跃和万广华（1999）在回应喻、黄的文章时指出，协整法仅能得到“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结论，有时即使未测出协整关系，市场也可能处于逐步整合过程当中。另外，协整理论的基本假设也可能缺乏可靠的理论支持。该理论假设i地的价格Pi与j地的价格Pj协整时，两者之间存在着由式Pit＝δ＋αPjt＋vit所决定的稳定关系，即两地价格只能按照固定比例同升或者同降，市场间才存在长期的整合。实际上，“冰川”成本模型可以证明，即使Pi与Pj间不存在这种稳定的协整关系，也不能就此判断两地之间的市场是分割的。
Young（2000）在分析中国区域间市场整合程度时也注意到了价格指标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产品价格变动幅度的扩大能够证明区域分割的加剧。不过，Young的做法是对某类商品的各地区价格简单平均后得到标准差，其潜在的假设是某个地区的价格波动是随机的且没有异方差现象存在。然而，各地区的价格波动均会受到当地地理条件、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地区性差异明显，同方差假设不免过于简化。再者，当以绝对价格的标准差作为判定区域分割的指标时，如果Pi与Pj差距增大，绝对价格变化的标准差将会扩大，由此将得出区域分割加剧的结论。而在“冰川”成本理论中，Pi与Pj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大不足以成为否定两地间市场整合的证据。所以，用各地区绝对价格变化的标准差来衡量区域间市场整合程度的做法也值得商榷。
用“价格法”度量区域间市场整合程度的理论基础是Samuelson（1954）提出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这个模型表明，Pi与Pj既可能同升同降也可一升一降，只要相对价格Pi/Pj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均可以认为两地之间的市场是整合的。“冰川”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以交易成本的存在来解释两地间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的失效。简而言之，因为存在交易成本，所以两地价格最终不可能完全相等，而是在一个区间内上下波动。我们以i，j两地为例，假定某种商品的售价在i地为Pi，j地为Pj。商品在两地间运输会损耗成本，即“融化”了的“冰川”成本。推而广之，“冰川”成本也可以泛指各种交易成本导致的损耗。另该损耗的大小为每单位价格一个比例c（0＜c＜1），此时，只有当条件pi（1－c）＞Pj，或者pj（1－c）＞Pi满足时，套利行为才可行，两地会进行此商品的贸易。当上述条件不成立时，商品的相对价格Pi/Pj将在无套利区间［1－c，1/（1－c）］内波动。所以，即使两地之间市场完全整合，没有套利壁垒，相对价格Pi/Pj也不会趋近于1，而可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也就是说，即使Pi与Pj的运动方向不同或者运动幅度不同，市场仍然有可能是整合的。
以上观点并不是对传统一价定律的全盘否定，而是合理化地修正了原有的理论。以相对价格Pi/Pj的运动规律来进行计量检验：（1）对相对价格Pi/Pj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若不能拒绝Pi/Pj服从单位根运动的假设，则表明方程
中暗含着β＝1。此时，序列Pit/Pji为非稳定的随机过程。从经济含义看，Pi/Pj的非稳定反映了两地间市场的严重分割，每一次意外冲击都将对Pi/Pj造成永久影响，都会使相对价格Pi/Pj无法回到无套利区间［1－c，1/（1－c）］。反之，拒绝单位根假设则表明Pi/Pj的方差为固定值，其变动幅度有限，冲击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Pi/Pj有回复到无套利区间的趋势。若要进一步获知Pi/Pj回复到无套利区间所需要的时间，则可以通过半衰期作大致的估计。Fan和Wei（2003）曾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测试过中国分类商品类别的时间序列，以MW方法（Maddala and Wu，1999）检验过混合商品的面板型时间序列，并根据回归系数算出半衰期。基于实证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市场价格有收敛的趋势，渐进式改革推进了市场一体化。然而，他们的结论仅能说明1990—2003年中国的市场上存在竞争因素，由于长期内的相对价格趋于收敛，这种结论不能描述收敛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2）Parsley和Wei（1996，2000，2001）的实证研究开拓了以相对价格的方差Var（Pi/Pj）变动为观察对象的应用。如果方差Var（Pi/Pj）随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冰川”成本c降低，无套利区间［1－c，1/（1－c）］在缩窄，两地间的贸易壁垒有所削弱，阻碍市场整合的因素减少。据此，研究者就有理由推断市场整合程度在提高。陆铭和陈钊（2006）用相对价格的方差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动态指标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作了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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