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与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验的总结
赵江林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背景
当前，我国外资结构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过去港台等劳动密集型资本转向以美日欧等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为主。1992年是这种变化的起点。港台澳投资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份额从1992年的79.6%下降到2002年的41.4%，10年间平均增长9.6%；而美日欧的份额则从1992年的13.3%上升为2002年的25.3%，10年间平均增长24.7%。外资结构的变化自然也影响到我国的产业结构。由于美日欧跨国公司是先进技术的主要载体，其技术转让和外溢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起到提升和优化作用，促使所在国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甚至知识密集型产业，因而，目前我国外资结构的变化也就具有不同的意义。
如何保持这种外资持续不断地进入，并带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由于影响外资进入的因素很多，本文着重从人力资源角度出发，具体探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对外资的影响。
外资与人力资本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甚少，国外研究也不多。从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属于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上属于经验性的。不过，总的来看，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由于本文只是侧重于研究人力资源对吸引外资的影响，故下面集中评价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首先，外资进入的多少和技术含量取决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的规模和水平。早在1988年，Lucas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短缺不利于外资进入。Alcacer（2000）在对转型国家研究后发现:东欧国家“高级经理人员的缺乏”是阻碍外资进入的主要因素，并认为未来外资增加的前提是该地区应当培育出自己的经理人才。Bende-Nabende和Slater（2000）认为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是吸引外资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吸引私人投资；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提供充足、适宜的劳动力，这样劳动力的缺乏反过来又成为外资不愿进入的主要障碍之一。Noorbakhsh等（2001）在运用发展中国家的大样本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在吸引外资的诸多因素当中，人力资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力资本较高的国家获得的外资也较多，跨国公司通常把复杂的、技能密集型的子公司放在具有良好教育素质的劳动力的国家。Kapstein（2002）认为，在所有吸引外资的因素当中，人力资源是最主要的，像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即如此。
其次，外资产生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能否为东道国所吸收，也取决于该国人力资本的水平和结构。Benhabib和Spiegel（1994）认为，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要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应用，其前提是东道国必须具备相对充足的人力资本，否则就会限制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接受和应用。Saggi（2000）为世界银行所做的一项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发现，“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或对研发的投资，由外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很难实现”。这一发现强调了国家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政策的重要性。Saad（1995）在对印度尼西亚情况研究后认为，虽然跨国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带来了先进技术，但是当地企业吸收的能力很低，其原因是当地教育水平低下和研发活动匮乏。Magnus Blomstr觟m和Ari Kokko（2002）在回顾人力资本和外资关系的研究文献后认为，人力资本和外资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外资的确为知识的外溢创造了可能，然而生产效率和技术外溢不是外资进入后自动产生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水平决定了对外资吸引的程度，也决定了当地企业获得潜在溢出效应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相对高的东道国可能吸引大量的技术密集型的跨国公司投资，反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国家只能获得少量的外资流入，而且外资企业转移过来的只是一些相对简单的技术。
第三，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取决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Borensztein等人（1995）对1970～1989年间的69个发展中国家的25岁以上受过初中教育的男性人口对外资影响的研究后认为，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时，外资才会进入该国，并具有比国内企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以上文献研究给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一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该国吸引外资的规模、质量、结构以及外资带来的效果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下面集中论述这一经验性的结论在我国是否成立以及所包含的政策意义。
二、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最初外资进入我国主要以利用非熟练、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的，尤以港台澳投资为主。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寻求占有我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的美欧投资逐渐增加。加入WTO后，我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特征更加突出，美日欧，甚至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也开始加大进入力度，使我国市场成为外资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一个主要据点。在上述转变过程中，我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总体水平提高很快。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9.1%，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从1985年的68.4%提高到2001年的95.5%，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从1990年的27.3%提高到2001年的78.8%，特别是1999年开始的大专院校扩招，促使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上升更快。然而，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提高不是很快，在15年内只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见图1）。
从受教育人口的水平来看，我国受教育的总人口在逐年上升，东部地区受教育的人口水平超过中、西部地区（见表1）。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与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接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总的来看，我国人口仍处于基础教育水平阶段，受小学教育的人口一直居于首位，其次为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
就受教育人口的结构变化来看（见表2），初中受教育人口变动份额最大。1990～1995年期间，初中人口增加的份额最大，为3.94个百分点；其次为小学、大专以上学历和高中人口。西部地区与我国总体水平变化有所不同，各种受教育人口的变动份额从大到小依次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1995～2000年期间，不论是全国，还是各地区，份额增加最大的仍然是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其次为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份额减少的是受小学教育的人口。
图1 我国各级学校升学率（%）
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1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表1 每10万人口中各种受教育人口数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从受教育人口的增长率来看，受高中教育以上的人口增长快于受初中及以下教育的人口。各地情况也如此。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已经从1990～1995年期间的正增长变为1995～2000年期间的负增长。
表2 1990～2000年我国受教育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为进一步表明我国人口素质与外资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人均实际利用外资这一指标。该指标暗含着“人”在引资中的作用或“人”对外资的贡献。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以下简称为人均外资，见表3）增长很快，每5年就跳跃100美元左右，90年代后半期变动幅度更是超过前半期的变化。就各地区情况来看，东部地区人均利用外资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每5年跳跃200美元，甚至300美元。而中、西部地区即使到了2000年，人均外资水平仍没有超过100美元。不过，90年代前半期人均外资平均增长率超过后半期。中部地区人均外资增长率居各地区变化之首，其次为东部地区，最后为西部地区。
表3 我国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及其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1991～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以上看来，在人均外资这一指标中，其中“人”的素质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也就是说，外资所处的软环境在不断地改善。在1990～1995年期间，受小学教育人口的变动与外资增长还是同向变化。考虑到受小学和初中教育的人口在全部受教育人口中所占的份额较大，可以看出，这一期间外资进入主要是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玩具、成衣、电子产品组装等。
在1995～2000年期间，情况有所变化。从全国来看，受初中教育人口在吸引外资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增强，其次为高中人口，而受小学教育人口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有所减弱。由于小学入学率已达到99%以上，升学率也已在95%以上，接近普及水平，加上小学受教育人口比例的下降，在总体教育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外资增长与受小学教育人口的关系呈负向变化关系，换句话说，这期间，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是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上述特点也反映在地区人均利用外资上，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已超过受小学教育的人口，这两个地区外资增长也高于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吸引了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外资，同一时期美欧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我国就是例证。当然，这不一定表明外资在从利用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转变，也许外资本身因技术水平的提高需要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非熟练劳动力人口。
在吸引高附加价值的外资过程中，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作用开始突出。从企业资料来看，外资对熟练劳动力利用的上升也印证着我国引资结构的变化（见表4和表5）。尽管我国从业人数在1995～2001年期间呈下降趋势，但是不论是国内企业还是三资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上升都较快，尤其是三资企业增长更快；在三资企业中，以港台澳和外商独资企业增长最快。三资企业科技人员数平均增长19.7%，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主要指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和不具有高、中级职称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平均增长率为28.1%。由于科技人员的较快增长，不论是三资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在本身从业人员中的比重，还是在所有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的比重都有较大的提高。以上科技人员的急剧增长表明三资企业对熟练劳动力使用的增加。
三资企业熟练劳动力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从我国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口中招募而来的。据调查，摩托罗拉公司在1994年刚开始运转时，本地中国人在中高级管理人员中的比重只有12%，到了2000年底短短六
表4 按注册类型分各类企业熟练劳动力人员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1996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200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表5 按登记注册类型大中型企业研发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年间这一数值已提高到72%。在1991～2001年期间我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增长率为5.4%，中等专业学校为7.3%，高中为4.3%，这为高附加价值外资的进入提供了较充裕的技术人才储备。可以说，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很难有外资近年的涌进和外资本土化政策的快速实施。
外资对我国熟练劳动力使用上升的另一个证据是，近几年跨国公司在我国从事研发活动日益加强，在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建立R&D机构。截至2002年8月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R&D机构至少已达82家。跨国公司总部绝大多数来自欧美国家和日本；这些研发机构多从事IT领域的研究工作。自1987年第一家机构在北京成立后的10年里，跨国公司设立的R&D机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且研发资金和人员规模也不大。从1998年起，跨国公司掀起了在华建立R&D机构的热潮。不仅机构数增长很快，且投入的资金和使用的人员也急剧增加。
除人口受教育的总体水平提高外，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和研发能力的提高，为我国接受高附加价值的外资也提供了可能。虽然国家财政对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001年这一比重为3.7%，而1984年曾达到5.6%），但是科技活动，特别是企业科技活动的总支出却未减少。在1991～2001年期间，全国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平均增长率为19.5%，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91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2.41%，其中用于研发开支经费在1995～2001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0%，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95年的0.6%上升到2001年的1.09%。在研发经费总开支中，大中型企业支出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1995～2001年期间，大中型企业研发开支约占总开支的40%左右，而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发开支则呈现下降趋势。从地区看，2001年各地区研发经费开支中，东部地区占70%，中部地区为16%，西部地区为14%（见表6），特别是东部地区，因研发开支的增加，使得新产品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提高8个百分点。在过去10年期间，我国科技成果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6%的水平，国内以东部地区为最快，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长率更快于专利申请授权增长率，从技术流向的地域来看，主要流向了东部地区（见表8）。
就三资企业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三资企业的科技含量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见表7），也说明外资技术含量与地区的教育水平呈正向关系，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外资也倾向于将高技术产品投放该地区。由于东部地区企业的科技含量高于中、西部地区，市场竞争也势必强于中、西部地区，这迫使东部地区三资企业提高资本的技术含量，以在市场中获得较高的份额，这也是东部地区三资企业中，尽管有的科技指标不如中、西部地区，但是与新产品有关的各项指标却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表6 各地区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情
资料来源:根据《1991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200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表7 2001年各地区大中型三资企业科技活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1996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200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我国科技成果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净购买转向90年代下半期的净输出（见表8）。1993～1996年期间，我国本土使用的技术有少部分是来自本土以外，即来自港台澳及其他地区，这表明国内企业对本土外技术存在着净购买行为。从1999年起，我国则有少部分技术开始流向港台澳及其他地区，出现了我国国内企业对本土外企业技术净输出的情况，而且这种净输出还呈现上升趋势。从购买技术的企业类型资料来看，也可以说明上述情况:从2000年起，港台澳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技术的购买呈大幅度增长趋势，且远高于国内企业购买增长率。以上这种转变不仅表明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增强，而且还直接带动了外资的进入。就此也可以判断，我国科技能力的提高对吸引外资起到了积极作用。
表8 我国科技成果基本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三、主要结论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水平和研发能力的提高有效地提高了我国外资规模、改善了外资结构。从地区看，教育水平高的地区获得的外资也较多，外资的技术含量也较高，这与研究文献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即“外资使用的技术是适宜当地教育水平的，并不投资于更复杂的和长期的项目（联合国，1999）”。可以预计，随着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均外资利用水平和质量也将相应提高。不过，鉴于目前我国初中及以下受教育人口仍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因此，今后一定时期内，外资进入仍主要是利用我国非熟练劳动力为主，同时加快向使用熟练劳动力的转变，这在东部地区表现最明显。
当前有两点值得思考:
1.教育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本文认为提高高中受教育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非常必要，这样可以培育出大量的高素质的“技术蓝领”，提高劳动力对外资转移过来的技术的接受和应用能力。就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侧重点在于普遍提高人口的基础受教育水平，这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东部地区的侧重点在于提高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目前实施的大专院校扩招是有利于东部地区接纳更多的高附加价值外资的，这既可以为外资提供更多的技术人才储备，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与其他国家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力。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使大学教育加快市场化运作，包括课程的设置与实际需要相匹配等等。
2.如何加强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合作。外资企业通过对当地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或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或设立大学和研究机构以招募人才），来促进东道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可以说是跨国公司对当地教育的积极贡献。政府要做的是一方面如何在早期的基础教育阶段中加强人口的基本技能教育，如读、写、算、交流等，以提高人们对后续教育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是与跨国公司合作，如成立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使得政府提供的培训内容能够与跨国公司需要的各类技能相配合，这方面，我们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一些邻国的经验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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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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