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历史经验

前面阐发的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过程，归根到底是表达了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点起步的中国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此处要阐发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界定过程，归根到底则为了表达出什么是社会主义、亦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怎样建设”与“如何认识”的两问两答其实正是邓小平提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首要基本问题的两个侧面，只不过这里论述的逻辑顺序被颠倒了。逻辑顺序的颠倒并非设计安排的失误或猎奇，反而恰恰是著者对二者之实践探索顺序的尊重，因为历史的本来面貌便是基本路线的酝酿与树立在先、社会主义本质的触及与界定在后。

在对首要基本问题之两个侧面的关系上，导致逻辑顺序与探索顺序颠倒的依据何在？今天看来，其中的全部缘由均应归结为当时的客观局势和人们的认知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鉴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文革”内乱造成的严重创伤，鉴于中西之间已经缩短的差距又被拉大的严峻情况，摆在全党全民族面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迅速转移工作重点，尽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换句话说，新时期刚刚起步便打出拨乱反正的鲜明旗帜，就是为了集中力量清除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左”倾错误。随即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都属于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纠“左”进程中发生了自由化思潮的持续性干扰冲击，是党中央又重申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在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已经凸显、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思路已经理顺之际，绝大多数人的心中还没有发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疑问，大家都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这个问题即不复存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决策的实施，“姓社还是姓资”乃至“爱国还是卖国”的问号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此情此景迫使我们党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观，从而强烈地感受到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方面认知的主要缺陷。主要缺陷在哪里？就在于只知制度不知本质，即便对制度的理解也带有教条化痕迹。自那一刻起，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便致力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挖掘。到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作出结论。

邓小平的伟大不仅体现为敢于涉猎前人未能到达的理论前沿，尤其体现为善于将创新的理论成果及时转化为应用的武器。他在抽象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内涵的同时，更加注重本质性规范的实施和兑现。随之而来，他一方面把构成本质论的三大层次同基本路线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同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由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力赛储备了足够的能源。从探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出路起步，经过拨乱反正的具体实践，党不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再认识之果又不断付诸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