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区位的转移

一、跨国公司区位的转移

跨国公司参与的集群与中小企业集群最大的区别之一是集群并非完全自发演化而成，而部分借助了外力推动的作用。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地区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各类优惠政策、基础设施的建设，高等学校所提供的人才培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引入跨国公司的参与，并在区域内形成集聚只是促进了集群的形成，集群的发展还有待跨国公司扎根于此，并在当地结网。在图4-3中，从跨国公司的进入到跨国公司融入集群网络是外力推动与自发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缺乏地方网络培育的政府推动，跨国公司完全有可能因为区位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撤资或转移的情况。这种情形大多容易发生在生产型知识集群中。

由于该类集群中，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区位因素往往是低廉的要素成本，跨国公司设立在集群中的生产厂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外机构的控制。而随着大量企业的进入与集聚，区内各种原材料、运输、土地的价格不断上升，原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因此相对而言，周边较之落后的地区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其要素成本优势显得更为突出。这对原有的跨国公司集群区域提出了挑战。一旦集群内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仍未扎根于当地经济网络，根植于当地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则集群就无法从原有的要素成本优势升级到地方柔性专业化生产的网络优势，那么区内的跨国公司生产机构在区外总部的战略部署下，往往会相继撤离，迁徙到成本更低廉的地区，从而对集群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因此，从跨国公司因为当地区位优势（如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优惠政策）的进入到集群效应的启动和生成还需要真正培育出地方密集的合作网络，形成柔性生产的地域系统。之所以称我国很多招商引资的工业园区，外向型加工地域只具备产业集群的雏形正是因为形成产业集聚的社会软环境，具有地方根植性的创新化网络还远远没有形成。主要表现在本地化企业参与程度较低，跨国公司投资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地方的创新能力不足，外部经济性还没有激发出来。正因为如此，跨国公司对我国许多外向型工业区还没有形成“扎根”性的需求，不会使核心技术在本地被模仿和迅速扩散，而这些工业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还停留在原有的区位优势上，跨国公司有可能再次发生区位转移，使我国开发区发生“空洞化”的现象。因此只有充分利用了跨国公司对地区产业集群的推动作用，真正形成了地区的创新网络，跨国公司才会安心扎营，并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加入其中，形成良性循环。

所以，生产型知识集群必须面对要素成本优势向柔性专业化网络优势的转变，这是集群从形成到发展过程中量的突破与质的飞跃。从政府外力推动的角度而言，三个方面的因素非常重要。

（1）加强区内大学和各种培训机构的建设，并加强它们与区内跨国公司及其他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优秀大学和培训机构是吸引人才、培育人才的摇篮，只有人才的不断升级，跨国公司本地聘用人才的比重才会不断增加，生产组织的技术转移才会以人为载体，不断更新与扩散。

（2）中介组织的建设，政府应该积极促成各种商会组织的筹建，推动跨国公司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跨国公司生产机构进入的初期，往往与区外公司的其他部门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而与区内的产业和企业关联性较差。活跃的商会组织、繁多的中介机构是有力促进跨国公司与区内产业和企业交流与联系的纽带，从而加强跨国公司与区内企业在产业前向与后向中的关联。

（3）提供良好的软环境与政策扶持，促进集群内小企业的孵化与发展。小企业柔性的生产优势，能提供集群内各经济主体之间交流与互动的“黏结剂”，成为跨国公司根植于当地网络的“胶”。此外小企业的发展可以加强区内的人才流动，各种技术、信息的传播以人为载体，促进了集群知识外溢效应的产生，有利于创新网络的形成。一旦集群的成本区位优势向柔性化的网络优势发生了转变，则集群内的供应网络会日益复杂与纵横交错，跨国公司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升级将使集群的发展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不断演化。

个案分析：我国台湾地区与墨西哥生产集群的对比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消费性电子产业面临衰退。70年代，日本制造的零组件成本提升，也迫使美国厂商积极寻找海外便宜的电子零件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消费性电子公司在台湾和墨西哥分别设立生产据点，使得台湾与墨西哥几乎同时进入了消费性电子商品的全球生产链。最初，墨西哥的电子产业规模远大于台湾，但最后墨西哥失败，台湾不但崛起，而且发展了计算机产业，成为全球计算机商品链中重要环节。将墨西哥与台湾进行对比，可以说明跨国公司在当地结网深深地影响到集群内技术扩散和在全球商品链中的前后向联系，因而对集群的动态发展至关重要。

美国跨国公司在台湾的投资并不只是针对台湾的市场，因此多采取独资，而且规模较大。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区外总部让台湾子公司的经理有较大的主动权，在台湾进行采购，同时训练台湾的员工和经理，帮助当地的供货商提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并且提供稳固的市场，帮助本土厂商与国际厂商相联系。例如，通用设备公司1964年在台湾设厂，开始对台湾的经理进行严格的训练，与台湾的供货商一起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质量，使生产流程标准化。王安、惠普等国际电子企业先后在台湾设厂生产零部件，并在出口加工区建立卫星厂，衍生了对中上游数百种电子材料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电子公司许多资深的经理都是从这些外商公司出身的。

此外，台湾非常重视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来发展本地的供应网络，如台湾对辛格公司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一年之后要有83%的零件采购来源于本土供货商，并提供标准化的蓝图，指派有经验的工程师去帮助工作。第二，对本地供应商的采购价格要比从其他工厂的采购价格多出15%。第三，需要尽可能的出口。这些条件促进了台湾缝纫机产业的迅速成长，技术也迅速提高。有60%的本地零件商与辛格发生了后向联系。因此，跨国公司是否促进当地发展，取决于其技术能否扩散，以及当地企业是否纳入其产业链中。在台湾，外商与本地零件供货商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生产零件的外商也带动下游加工业的发展。外商在台湾培养的许多工程师后来都离开外资企业而自行创业。

20世纪60年代美国消费性电子公司也将劳动部门移至墨西哥，使其成为美国衰退的消费性电子产业最大的零件来源。然而与台湾不同的是，跨国公司的进入却未能促进当地企业和集群网络的发展，美国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生产零部件，这些工厂都是些较小的独立公司，然后运到美国进行最后装配，它们并没有向墨西哥当地的市场拓展。其结果，墨西哥未能发展本土企业的供应链，没有通过和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而获得采购合约的机会，没有孵化出与跨国公司紧密联系的当地企业，因此跨国公司未能根植于当地的集群网络。1974年和1975年全球不景气时，墨西哥政府做出了提高基本工资的致命决策，人力成本大大提高。许多国内工厂因而倒闭，大量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的工厂也纷纷关闭。最后，亚洲的零部件取代了墨西哥，台湾成为美国与日本电子产业零部件的供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