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经济体制改革

(1984年10月)

一、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话的含义很丰富，它高度概括了我们今后所努力的方向和应走的道路。从总体上说，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不是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在现阶段也不是共产主义。一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的，是符合自己国情的，不是照搬别国的，也不是准备让别国照抄的。这个号召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这还意味着我们虽已跨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但还不能算是完善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还需要大家努力去建设。这段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句话的内容非常丰富，为了要更好地理解它，似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现就以下几个方面扼要谈谈个人的体会。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指出了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是，他们在当时只能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还不可能比较具体化。毛泽东同志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实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1]因此，要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指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是不可能的，势必要经历一个摸索的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论述和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以及《邓小平文选》中的启示，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以下几条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少的共同特征:

1.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于它的经济基础，而其经济基础又决定于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在封建社会中，生产资料的主导占有方式为封建地主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为资本家所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使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非社会主义形态的根本点。但是，“占主导地位”并不等于“占全部地位”。无论在封建社会中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存在有大量的居于非主导地位的其他方式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如个体所有制。这是一定生产方式下的必要的补充。因此，那种认为完全取消私有制实行全部公有制、甚至尽快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那种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的做法也是有害的。

2.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马克思早就阐明了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它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又区别于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区别于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

3.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为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追求剩余价值，各人自有打算，而整个社会却处于无政府状态，不能有计划地、协调地发展。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生产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有可能也有必要从全社会的利益来安排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保证重点建设和重点物资的生产，使国民经济各个主要方面能协调地发展。这样，才能避免走弯路和发生严重失调现象，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发生作用。搞计划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考虑市场的调节是不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只有在计划指导下，利用价值规律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4.在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和必要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武装起来的政党来代表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核心，才能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

5.有广泛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应是比资本主义更广泛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除去专政对象以外的各族人民的民主。这种民主，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愿望、智慧、权利和义务，还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集中才能体现出来。因为人民由亿万个分子组成，各人的利益和愿望不尽一致，如不加以集中，就成为一盘散沙，就不能表现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此，有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是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金字塔式的集中。这样的集中才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广大人民愿望和智慧的集中，也才是代表广大人民权利和义务的集中。这种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才是高效率的民主，因为它体现了广大人民本身的利益、愿望、智慧、权利和义务，必然会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种没有广泛民主基础的集中，那种旗杆式的集中，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际上不过是穿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外衣的封建家长制的化身而已。因此，各级政府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应在广泛民主基础上产生，并服从于民主的监督，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同时，这种广泛的民主，还要通过宪法、法律、法令和各种规章、条例等形式把人民的利益、愿望、智慧、权利和义务集中地表现出来，形之于文字以便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这样才能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建立起纪律和秩序，使整个国家有效地运转。因此，法制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形式。没有法制，民主集中制就成为空洞的口号，民主就是没有保障，集中就徒有形式，难以得到真正的实现，党的领导也难以巩固和加强。《邓小平文选》多次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我想，其道理即在此。这几年来，我国正在努力向这个方向迈进。

6.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它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它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束缚，可以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并且可以把经济的发展由无政府状态转移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上来，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产生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生产速度，从而也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来。同时，同剥削制度和阶级对立相伴随的一切腐朽的精神文明也将为伴随公有制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想、道德和情操、纪律和秩序、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人与人之间同志式的关系等精神文明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应该、也必将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以上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所应具有的一般的模式，或者说，凡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具备这种共性或共同特征。至于实现的程度如何，要看各国具体情况了。

(二)什么是我国的国情?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社会主义的共性同中国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哪些是中国国情?初步考虑，有:

1.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初步走上了按劳分配的途径;改变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初步实现了有计划的经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的领导力量和人民大团结的核心，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以及科技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等。总之，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不过还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在初级阶段。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程才能实现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

2.地大、物博、人口多。这一方面说明我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很丰富，潜力很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种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以前，国家在提供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和工作机会等方面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3.生产力相对于先进国家说来，还很低下，广大农村还处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也不够发达。科技文化教育水平比西方落后约二三十年。

4.经济管理体制照搬苏联的模式，在50年代初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以后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成为向“四化”前进的障碍。关于这方面，在第二部分再详加说明。

5.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集中有余，民主不够，人治有余，法治不足。

6.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很深很广，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也很深。

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全国人民正团结在党的周围，沿着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奋勇前进。

8.积六十多年的丰富的革命历史经验，有着多次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十年的灾难是非常深刻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会避免今后的弯路，加速前进的步伐。

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共同要求和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党在十二大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自力更生，就是从自己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运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先进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但不崇洋媚外，不盲目追随任何国家。艰苦奋斗，就是要处处精打细算，讲究经济效益，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谋取最大的劳动成果，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人尽其才。“四化”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逐步实现“四化”就是逐步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这就要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党的新时期总任务既是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模式，也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战略目标。

二、为什么要改革?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要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把我国逐步建成“四化”、“两高”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求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而要达到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就必然要求改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中那些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我国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存在着大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甚至障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想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及照搬了苏联的模式，我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一些严重障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

1.经济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不合理。我国从对资本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左”的错误思想干扰下，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出现过片面发展全民所有制、轻视和削弱集体所有制经济、排斥和取消个体所有制的做法。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实行“穷过渡”，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单一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搞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1)我国生产力总的发展水平不高，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个行业、各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既有现代化大生产，也有落后的小生产，既有机械化、自动化操作，也有大量手工劳动。这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多种经营方式。(2)我国地大、物博、人口多，资源丰富，就业压力也大，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多种多样，单靠国有经济，不可能满足各方面的不同需要，不可能使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利用。(3)国家资金有限，只能用于重点建设。许多社会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事业，要动员集体和个人集资来办。因此，必须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集体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补充以及各种经济联合体的多种形式的结构，才能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2.忽视商品生产及其特点。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只要存在着不同所有制，只要各生产单位不是为自身需要而进行生产，而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那么就必然存在着商品交换。只要存在着交换，就要有货币作为表现、衡量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工具，等价交换原则和价值规律就必然要发挥作用;有关商品货币经济的经济杠杆就必然要发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会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那是指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而言。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列宁发现还不可能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斯大林虽然承认商品生产，但只限于消费资料，他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国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在“大跃进”中，一度也曾提出要取消商品和货币，把发展商品经济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以后虽然没有取消商品货币，但对商品货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它的特点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展商品经济，如生产资料不进入市场，计划工作和价格的制定不考虑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不利用货币经济的杠杆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只重生产，轻视流通，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和不讲经济效益等。

3.计划管理体制不适应。计划管理范围太宽，指令性指标太多，忽视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计划经济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之一。但是，这种计划，应指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如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农、工、商，农、轻、重等比例关系)和保证重点建设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不是指囊括一切的产品生产。社会生产是亿万人民参加的活动，产品种类千千万万，人民的需要花样繁多，变化又大，而计划机构又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在幅员广大，交通不便，市场瞬息变化，信息不灵，调查统计技术还不高明的条件下，怎样能对那么多的产品的需要作出准确的科学预测呢?怎样能使各种产品的需求与供给能够平衡呢?据说苏联现在产品计划指标达2000万个，还嫌不够。这样，不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才怪呢。我国没有那么多，这几年已经大为减少，现在也还有120多种，即将减少到60种左右。过去我国许多产品积压过多，或严重不足，或不适销对路，或者只顾产量、不顾质量和经济效益不高等，这种计划管理体制是一个重要原因。指令性指标过多，不仅会造成严重浪费，而且由于企业本身没有自主权，一切“唯命”是从，按指标生产，就限制了它们的积极性，不去主动积极地想方设法使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使产品价廉物美，适销对路，讲究经济效益。

4.其他各种管理体制也都有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毛病，如财政上的统收统支，银行信贷上的统存统放，商业上的统购统销，外贸上的统进统出、统购统销，物资上的统调统配等。这样，不仅易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而且妨碍了基层和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使得许多应由基层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不仅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如此，行政、文教、科技等其他体制也是如此。如武大在1979年花了20万元买了一部可装800部电话的总机，由于要建一间总机房，向有关方面申请了几年得不到批准，直到去年才动工，到现在还没有搞起来。

5.对经济实行过多的行政干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注重使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活动。由于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组织经济的职能，以为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造成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等不合理的现象，把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联系分割得支离破碎。如在流通领域，就形成机构重叠、婆婆多、层次多、环节多，人为障碍壁垒多和批零机构少，流通渠道少，以及商品流向不合理(如迂回运输，反向运输)等现象。在工业也是如此。如去年武汉市机械工业有1141户，拥有固定资金原值23亿元，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四分之一以上。但纵向分别隶属40多个系统和部门，横向分属中央、省、市、区、街道五级行政领导，纵横互不联系，以致设备利用率低，一般只达30%左右，经济效益不高，形成很大浪费。

以上情况使企业经营管理得好坏无关紧要，横竖都在吃国家的“大锅饭”。于是，企事业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难以调动起来。

6.此外，在分配上，也没有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铁饭碗”、“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比较严重，于是在劳动者之间就出现“干好干坏一样、干多干少一样、干与不干一样”的现象，勤懒不分，赏罚不明。这样，广大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难以调动起来。

7.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把自力更生片面理解为闭关自守，不重视对外经济贸易往来，以致不能用他人之长，补我之所短，也不能利用外资来从事建设。致使我国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8.片面强调生产，忽视流通，以致“两通”——交通(包括运输、邮电)和流通(包括物流、商流、信息流和钱流)——不畅，使再生产过程受到严重障碍，不能顺利循环。

9.价格体系不合理，价格没有反映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如表现在农副产品价格倒挂，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工业制成品价格有的偏高，有的偏低，总的偏高，同种产品优质不优价，劣质不低价，等等。同时价格管理体制也不合理，过分僵硬和集中，不能灵活反映劳动生产率和供求关系的变化。

以上问题在1957年以前不很突出，因为那时经济体制基本上符合国情，而且矛盾也还没有发展到这么明显。后来却愈来愈严重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在我国是新鲜事物，过去没有经验。二是“左”的思想影响。“左”的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急于求成、主观、形而上学、教条、唯书、唯上、不唯实。三是照搬苏联模式。这三条可以归纳为一条，就是不联系实际，不从我国国情出发。

因此，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三十多年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符合国情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三、如何改革?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了指导思想。1979年4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以“调整”为中心的同时，逐步开展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了拨乱反正和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调整，出现了安定团结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局面。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四条保证之一，从而稳妥地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从1979到1983年，在改革方面着重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首先抓农业，在农村普遍推行了生产责任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人民衣、食和工业原料主要来源，又是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广大市场，我国人口80%在农村。农村工作的好坏，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再说农村改革，比城市改革要容易一些。我们知道，生产活动是人类劳动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结合。农村有广大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山林、水塘、土特产等)可作为劳动对象，生产工具也比较简单，无需多大资金去购置，只要充分发挥农民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农业不难得到迅速发展，可是，自农业合作化以来，我国农村基本上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实行集体经营，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的方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又限制农村的副业和自留地。这样，农民的主要劳动用于集体出工，其余就没有什么活可干了。而集中劳动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又很严重，出工计分、男女有别，但好坏不分。于是出现“出工一窝蜂、下地磨洋工，下工两手空”的现象。广大的农民的剩余劳动力无处使，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于是农业的生产力提不高，长期限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农民富裕不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得到贯彻。按照农民的愿望在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如“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户”、“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占绝大的比重。于是在我国农村基本上形成了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经营管理以户为主的经营方式，把农民的收益与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起来，这就加强了农民的责任心，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果。农民收入提高了，有钱购买生产资料，又有多余的劳动搞其他活动。于是，不仅农业本身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农业以外的副业和小型工商业也发展起来了。这几年来，农村出现了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新气象，正在经历着两大转化——由自给的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向现代的生产方式转化。这是与上述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

2.在城市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并逐步推行了经济责任制。

我国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毛病是企业的权力过小，一切按照上级的指挥棒行事，积极性不能发挥，以致责任心不强，经营管理不善，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1978年4月四川省首先在部分工业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1979年7月，国务院6个部委(经委、财政部……)在京、津、沪选择了首钢等八个企业进行试点。1980年又进一步扩大。试点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同时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资金使用、中层干部任免等方面拥有部分权力;还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扩大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力。这就将职工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成果有了初步的挂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对企业管得过死的状况，并调动了企业和职工对改善经营管理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到1981年，已经有三万多个工业企业实行利润包干，推行了经济责任制，占预算内国有企业的80%。商业系统从1979年也实行了全行业利润留成制度，并部分推行了经营责任制。扩权试点企业采取利润包干、分成等各种形式，并拥有部分的业务经营权，非计划商品可以自选批发机构，各渠道进货;拥有部分财权，可以支配经理基金，用于集体福利和发放奖金;还拥有部分产品削价和处理权等。在供销社进行了清股、扩股、建立社员代表大会等恢复合作性质的改革试点。在饮食、服务、修理、零售等小企业中试行国家所有、职工集体或个人承包经营。这对有效地推动商业企业扩大购销、搞活经营、加强核算、改善服务、增加收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交通、建筑、邮电、军工及农垦等部门，实行了行业利润留成或亏损包干，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鼓励集体、个体经济的发展，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需要，随着在所有制问题上“左”的思想的逐步得到克服，对农村和城市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改革，劳动者的集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扩大了自留地。家庭副业发展很快，包括林、牧、副、渔和乡队企业。城镇恢复和发展了集体所有制的工业、运输业、零售商业、饮食业和修理业。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4.增加了流通渠道，减少了周转环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流通渠道少，环节多，货不畅流，生产与需要脱节的弊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打破了一些老框框，创造了不少新的形式。过去生产资料不被看作是商品，只在国有企业中进行分配。现在开始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并对计划分配的物资采取了灵活供应的办法。256种统配物资中，除去三四十种最重要的燃料，原材料和机电产品外，基本上实行敞开供应。对建设项目的重要物资，试行承包配套供应。对工业消费品长期采取的包销办法也进行了改革，分别采取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选购、代批代销和联合销售等多种形式。1982年把工业消费品，流通由城乡分工改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归口经营、城乡统管的体制，统筹安排全国城乡市场。对外贸统得过死的状况也有了改变。除了十六种大宗重要商品外，其他商品下放到地方或各部门经营。广东、福建两省，除了个别商品外，全部由省经营出口。中央还批准了十一个大企业作为进行对外贸易和工贸结合的试点。

5.逐步进行了物价、税收、银行、财政等体制的改革，以便进一步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如在物价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十八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对部分农副产品实行了议购议销;对某些行业的部分产品试行了浮动价格和内部协作价格;并对许多小商品实行了工商双方协商定价或由企业自行定价等。这些，初步改变了价格管得过死，形式过于单一的局面。在税收方面，对四百多个国营工业企业进行了征收所得税试点;对九百多个企业实行征收增值税的试点;建立了涉外税制，颁布了海外企业的所得税法;调整税收政策，减轻了个体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的所得税负担等，初步发挥了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在贷款方面，对部分建设的投资，试行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实行了差别利率、浮动利率，使资金使用效果有所提高。财政体制，从1980年起，由中央统收统支，改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提高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6.此外，还进行了企业的改组和经济联合。一些地区和部门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建了一批专业公司，总厂和工艺协作中心，成立了不同类型的联合体。对提高企业专业化协作水平和资源综合利用程度，沟通经济横向联系，作了有益的尝试。

以上都为进一步进行全面经济改革打下了基础，起了先导作用。

以上初步改革，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两年来，农村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广大农村，出现了大批勤劳致富的重点户、专业户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村的发展要求城市为农产品提供广大市场并供应农村日益增长的对工业消费品和科学技术以及农村所需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业机械、运输工具、农药等的需要。而农村买难卖难的问题却日益严重。这就迫切要求城市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加快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这两年来，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国务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和步骤:

1.自1983年6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利改税的工作。第一阶段，全国推行了“以税代利”、“税利并存”的办法。自今年第四季度起，进入第二阶段，全国实行利改税。今后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及税率纳税金，税后利润全归企业支配。同时，还在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可使企业逐步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从而成为在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指导下，责权利统一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这样，就把企业同国家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可以促使企业建立健全的内部经济责任制，以便彻底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问题。这样，就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强企业的活力。

2.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打破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以城市为中心，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生产和流通，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组织各种经济活动，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认真消除种种壁垒和堵塞，开辟各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做到货畅其流，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区和经济网络。这几年来，中央已在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试点。今年5月21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实行计划单列和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四个月来，我市以搞活“两通”为突破口，以搞活企业为重点，推动全市综合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我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做下去。不难设想，在不久的将来，武汉市能够成为全国内地最大的内外经济贸易中心。到现在为止，全国试点的中心城市已达52个。

3.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不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对国民经济加强计划管理，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时还存在并要发展商品经济，如果不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忽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社会生产力也得不到发展。因此，如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的改革，将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原则，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的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方面，实行市场调节。今年10月4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就体现这一精神。今后计划工作重点将转移到中期和长期计划上来，适当简化年度计划，并且相应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4.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搞活企业。

当前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几十万个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如果企业不搞活，社会生产难以发展。要搞活企业，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①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要解决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主要通过利改税;②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主要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问题;③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由厂长负责的生产经营、指挥和管理系统，使厂长拥有必要的自主权，以履行国家对责、权、利的要求。为此，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了《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就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和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作出了规定，以便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从而把经济搞活。

5.政企分开，商业先行，进一步改革城乡商品流通体制。

商业是联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如果流通不畅，商品生产以至整个经济发展都会受到限制。商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这几年来，我国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今年7月间，国务院先后批转了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农牧渔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报告》。前者主要内容有:①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权力，加强行政管理;②改革日用工业品一、二、三级批发层次，批发站与批发公司合并;③建立城市贸易中心，逐步形成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体制;④小型国营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或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⑤国营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⑥要正确执行价格政策，严禁转嫁负担，后者主要内容有:①发展多渠道流通;②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③改革价格管理办法;④改变农副产品按行政区域、行政层次统一收购和供应的批发体制，砍掉不合理的经营环节;⑤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⑥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全民、集体、个体一齐上;⑦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经营设施，合理组织现存的社会运输工具，以市、县为单位组织联营。

武汉市进行综合经济体制改革，以“两通”为突破口，敞开三镇，面向全国。在商品流通体制方面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今年七月，即开始实行政企分开，把市财贸办公室以及一商、二商和粮食局取消，成立商业管理委员会，对全市商业活动根据统筹、协调、监督、服务的原则加强指导和管理。

6.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外贸体制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实行政企合一、官商不分，国家统负盈亏的“大锅饭”体制。这种体制，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又影响了外贸行政职能的发挥，不利于全国外贸的统一规划，协调和管理。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外贸体制改革，国务院9月15日批转了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有:政企分开，加强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简政放权，外贸企业成为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改革外贸经营体制，实行进出口代理制，使外贸企业同生产企业直接结合，使生产单位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利于促进工贸、技贸结合和改善经营管理，克服官商作风，提高经济效益;并相应改革外贸计划和财务体制。

今后在统一对外的原则下，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吸引外商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种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种本领。

7.改革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管理。

固定资产投资是进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目前全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达一千多亿元，管好用好这些资金，对推动科技进步，加速技术改造，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行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管理问题不少，主要是:①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而且手续繁琐，环节太多。②建设资金无偿使用，责权利脱节，普遍存在吃“大锅饭”现象。今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从明年起，在三个方面放宽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权限，即下放基建和技改项目的审批权限;放宽对地方、部门自筹投资的计划管理权限;简化基建项目的审批手续。同时，计委还规定:从1985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内拨款安排的建设项目，一律改为银行贷款，对不同的建设项目实行差别利率等办法，并规定不同的还款期限。少数建设项目无力偿还的，经国家批准可以豁免。

8.为了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金融体系也作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如1983年9月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以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今年1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建立起中央银行领导下的各专业银行分工合作的金融体系。今后还要大大发挥银行的作用。现在银行正在探索如何配合城市经济改革进行金融改革和建立金融中心的问题。如本月8至10日，武汉市就召开了这样的讨论会。为了有效地动员和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将有可能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形式的股份公司，还有可能开放商业信用。

9.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各企业将按照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的原则普遍建立层层以承包为中心的经济责任制。在工资制度上要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原则。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将实行基本工资、工龄津贴和职务工资为主体结构的工资制，使职工工资收入同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

党中央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以城市改革为重点，加速走向全面改革的步伐。可以想见，这种改革必将加速“四化”“两高”的实现，从而尽快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本文原是李崇淮在1984年10月中旬为湖北省暨武汉市民建、工商联举办“经济管理讲座”所写讲稿。后经胡春芳同志略加修改联名发表在《经济管理研究》1985年第1期上。)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7年版，第263－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