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笔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985年3月到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准备阶段。

在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采取的重要决策与政策涉及很多方面，主要内容有：

1.198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是苏联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做了《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谈及经济问题的主要点有：(www.guayunfan.com)第一，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指出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经济困难远远没有克服；

第二，困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及时地对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加快生产集约化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变革的必要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第三，解决困难的途径是，广泛采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的要求，应当大大加速社会经济进步[2]；

第四，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最终要靠改革。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不管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来对待经济，最终一切都靠认真改进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3]

这次全会，首次提出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方针，即要实行大大加速发展的战略。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了依据。”

2.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首次正式提出“加速战略”和提出根本改革的方针。代表大会对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外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进行了总结，揭露和批评了这一时期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联今后一个时期（2000年前）的战略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大政方针，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力图使苏联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阶段。

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根本改革体制的方针，但尚未提出一个改革方案。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是规定了今后改革的大致方向：

——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加强中央在实现党的经济战略的基本目标方面，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国民经济的平衡方面的作用。同时应当结束中央干预下级经济部门业务活动的做法；

——坚决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的范围，提高联合公司和企业取得最大的最终成果所负的责任。为此，要使它们转向真正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使各集体的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作效率；

——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为此要改变物质技术供应工作，完善价格形成、拨款与信贷制度，制定有效的反浪费办法；

——使管理工作具有现代化组织结构，并考虑到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与协作化趋势。这指的是建立相关部门的综合体、跨部门科学技术中心、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公司、地区—生产联合公司；

——保证将部门的经济管理同地区的经济管理合理地结合起来，使各共和国和地区得到综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安排合理的跨部门的联系；

——实现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经济机关工作中的报告制度和公开制度。

苏共二十七大还通过了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决定。在这一决定中，专门有一部分论述“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内容，并要求：“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改行新的经营方法。”

3.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改革的大讨论和再动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做了“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会议的主题是改革、民主和干部问题，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苏联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并提出要实现根本改革就要依靠民主化和排除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所以，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向好的方面的转变进展缓慢，改革工作比预想的更困难，社会中积存的问题的根源比原来预想的更深。”

在这次全会上，还首次正式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苏联社会正在积聚危机因素；二是由于过去政策的失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了“阻碍机制”。

4.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提出了引人关注的较为完整的综合改革方案。如果说一月全会主要讨论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改革，那么六月全会主要解决如何进行根本改革，提出改革的具体原则和方案。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今天我们将讨论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这指的是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即经营机制的体制的质变。”[4]

在六月全会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两个重要文件。接着，1987年7月17日，苏联又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物资技术供应体制改革等11个决议。这样就与实施《企业法》相配套，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完整的综合方案。

（二）从1987年至1990年——具体实施改革阶段。

在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形成之后，逐渐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实施阶段。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改革在1987年到1989年上半年间达到了高潮。苏共中央两次全会——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制定了社会生活民主化和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方针”[5]。

按照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说法，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之后，“经济改革已经不仅是计划和意图，更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断。它已牢牢地进入生活。今天，有相当多的联合公司，工业、建筑业、运输和农业企业在自我补偿和自筹资金的原则基础上工作。从明年开始，生产着60%的工业产品的企业将在这些条件下工作，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也将生效”。这些生产着60%的工业产品的企业，包括全部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燃料动力部门的大部分企业以及化学工业、林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渔业和各类运输业，都将实行新的经营原则和《企业法》。第二阶段，按计划部署，应该在3年内完成。具体安排是：1989年全部企业完成向新的经营机制的过渡。而涉及集中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到1990年完成，这里主要包括客观经济体制如计划、物资供应、财政、银行、价格等改革。这样，苏联就可以带着新的经济机制进入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简言之，苏联计划在1988—1990年内，形成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戈尔巴乔夫根据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前经济改革出现的情况，明确指出：“今后两年或三年将是最复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至关重要的阶段。首先因为将要同时解决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国家和社会管理改革、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规模巨大的任务。”“今后这段时间的复杂性也在于，改造将涉及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居民阶层和全体干部的利益。”[6]

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从1987年下半年到1990年具体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苏联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使得经济改革困难重重。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在1986年至1987年党内斗争主要表现在叶利钦与利加乔夫之间的话，那么后来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斗争的目标，斗争的主要内容最后发展为如何对待苏共和苏联的问题。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苏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戈尔巴乔夫做了报告《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政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从会议内容来看，提出了不少重要问题和有关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这样，苏联从此以后就只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搞经济体制改革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一，我们可从这次会议的目的来分析。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首先是总结了从1987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已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滑向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危机”。另一方面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地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还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它们之中哪个是关键问题呢？苏共中央认为，改革我们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问题。”他还讲：“今天，改革的根本问题——经济改革、发展社会主义领域、教育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对待我国发生的一切——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我们所有的创举，所有业已开创的大规模的事业将会停滞。”“我们在精神领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将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付之东流。”这些论述十分清楚地说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所以提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可逆转。

第二，从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的来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塑造社会新形象的目的，它的最终目标与社会主义理想相接近。

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次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7]

第三，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并不只是从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出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还专门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如何推行。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及此问题时，用的标题是：“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他认为，应特别突出讨论“怎样实现根本的经济改革”。并提出：“考虑到已经积累的经验，我们应当精心准备从1989年初开始完成物质生产领域各企业向新的经营条件的过渡。”[8]

上面的分析是想说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目的，不是让经济体制改革停下来，而是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扫除障碍。但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化，政治过热，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很大冲击，这也是客观事实。

1990年7月2—13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苏共二十七大以来苏联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体制改革与更新整个社会的政治方针，这指的是改革指导思想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谈到苏联改革进程时，认为：这个时期，苏联“已经进入改革的最重要阶段，下一步将是大规模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特别到1990年，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围绕讨论与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改革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可以说，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

但要指出的是，苏共第二十八大经过激烈争论，在经济改革方面又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改革总方向。二十八大还通过了《关于党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政策的决议》。决议指出：“向市场关系过渡应该是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改善国民经济状况的主要内容。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助于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能鼓励人们进行生产效率高的、创造性的劳动，建立起一种保持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利关系的有效机制，消除长期存在的商品匮乏和排队现象，杜绝投机倒把和影响经济的其他表现。”决议还强调：“在遵守各共和国经济平等和主权的情况下发展统一的全苏市场。”[9]

（三）从1990年底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和夭折阶段。

尽管在1990年下半年后，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在苏联展开了尖锐的政治斗争，但毕竟最后还是通过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等官方正式文件，按理说，这可以作为推行经济改革的依据。但此后，并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所期望的大规模改革，经济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成了加速苏联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991年经济改革之所以难以进行下去，一个直接原因是，这一年政治过热，争权夺利的斗争白热化，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在此情况下，没有人也没有精力顾及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