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

中央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改革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这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我在别处也曾提到，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如何改革”的理论用来指导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运动（张军等，1996）。但是，毕竟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作和资源配置的学说（当然，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它同时还是一套关于人的行为选择的方法学），因此它很容易告诉我们市场运作良好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价格扭曲要校正过来，什么条件下企业会对市场的变化作出理性的反应，为什么宏观经济要稳定等等这些也为改革者所关心的问题^[1]。事实上，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其答案是正统经济学至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2]，它无疑也是我们在今天的制度变革及经济发展中不至于完全束手无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欧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先后开始偏离苏联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局部的改革实验。^[3]东欧早期的这些改革经历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围内再次形成了一个关于“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理论研究热潮。^[4]尽管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仍然存在着理论的分歧，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们那里，基本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很好地运作起来的。这个基本的共识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逻辑。一些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哈耶克为代表）认为，在主流经济学及其逻辑里不可能容许计划者和计划的存在，计划的经济哲学与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哲学是不可统一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是个人理性的狂妄与自负，它所依赖的“构建的理性主义”的传统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因此，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理性逻辑延伸不可能推导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5]。第二个方面自然来自于东欧一些国家早期的“分权化”（计划+市场）改革经历及其反思。例如，匈牙利在60年代开始的分权化改革和1968年1月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机制（NEM）”并没有取得成功。即使80年代的波兰比匈牙利改革得更深入，它的市场导向的改革仍因为其所谓“有限的”改革或改革的不彻底性（也就是带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色彩）而未能使波兰的经济走向复苏。其中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市场的作用发挥得不明显，因为政府并没有致力于全面的以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真正的改革运动。这一点已被认为是“有限的”或“局部的”市场化改革的教训（Wolf，1990）。即使是亚诺什·科尔内，作为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他在1990年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写道：

在匈牙利，同样也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原则成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指导思想……在这个原则下，国有企业依然保持着国家所有制，不过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这些企业应该就像市场的一部分那样行事，我希望在这里不加修饰地强调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破灭了。（Kornai，1990：58）

如果说科尔内的上述结论更多地来自于对匈牙利60年代以来的分权化改革经历的观察的话，那么还有的经济学家则从计划体制本身的逻辑完整性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理查德·埃里克森（Ericson，1991）在其论文《古典的苏联型经济：体制的性质以及对改革的含义》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传统苏联型经济体制的制度结构、计划、控制与执行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归纳出了以下几个系统元素，它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了苏联型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体系：

（1）选择决策和冲突的解决是在一个权威的等级结构中做出的；

（2）生产和分配是由高度僵化和集中的计划来进行的；

（3）通过计划的紧度和计划压力来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

（4）全面的计划配给；

（5）全面的价格控制；

（6）系统缺乏可塑的反应能力，特别是缺乏真正的货币；

（7）对已有的经济关系缺乏合法的替代；

（8）绩效的评价是上级部门绝对武断地控制的；

（9）不存在微观层次上的有效的激励结构。

在这么一个体制系统内，由于这个经济的逻辑被认为是完整的，因此埃里克森的结论便是：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地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上述所有元素，才可能为市场体制留下生效的空间。所以，计划体制的逻辑完整性对改革的含义是，改革必须是跳跃性的，大规模的，必须全部抛弃原来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分步走的改革方式不太可能成功（Ericson，1991）。

这大概是我们可以从西方正统经济学界那里获得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它表明，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必须抛弃“市场社会主义”或“计划+市场”的指导原则，进行彻底的、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运动。^[6]

实际上，这些政策含义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是很亲切的。他们对于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方式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与他们在80年代初为发展中国家如何迅速实现宏观稳定和经济发展所开出的政策处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见表2.1）。^[7]这些政策处方大体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是稳定化政策；二是结构调整政策。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早先的政策建议对于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同样适用。用主流经济学家布兰查德的话说：“难道初始条件不同就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吗？我不这样认为。标准的稳定化政策同样适用于东欧”（Blanchard，1991：1）。这个早年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的所谓“大跃进”政策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认可与支持，它们主要包括：

表2.1　主流经济学家的政策处方：一个对比

注：左列为作者名，括号内年份为其著作或论文发表时间，+表示作者提出过该方面的政策建议。
资料来源：根据Funke（1993），Hiemenz和Funke（1994）提供的资料编制。

——迅速实行价格自由化和迅速取消政府补贴；

——实现预算平衡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将国际贸易自由化，解除国家管制，迅速降低关税；

——致力于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包括私有化运动，以使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虽然程度不同，实际上东欧和俄罗斯从80年代末以来都采用了上述这些政策建议。^[8]这些建议除了宏观稳定化方案之外被认为还包括下列具体处方（Nolan，1992）：

第一，除非私人产权得到确立，否则企业不可能对市场信号作出正当的反应。具体的政策含义是，原计划经济中的传统国有生产部门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关闭，过渡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于将来的中小企业配置效率的提高（IMF，et al.，1990；Blanchard，et al.，1991；Lipton and Sachs，1990）。

第二，增长只要通过使价格信号变得正确才能达到。根据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除非价格能自由地对市场供给与需求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市场将不会发展起来。对于原计划经济国家，价格的完全自由化（撤销价格管制）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IMF，et al.，1990；IMF/World Bank，1990）。

第三，速度是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个激进改革方式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如果你要跃过深渊，你只能一步到位，不可能谨小慎微，分步跨越。而且有的学者指出，没有理论可以支持分步走或渐进性地转换一个体制的政策建议（Aslund，1990）。

第四，除非和世界经济充分一体化，否则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梗阻。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尽快在外汇和贸易方面与世界市场接轨，汇率要迅速调整到市场出清水平，大多数部门要加入世界市场的竞争（IMF，et al.，1990）。

上述政策建议现在常被冠以“大爆炸”（big bang）的改革理论，或被称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一提到“休克疗法”，人们自然想到它的积极倡导者，美国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所谓“休克疗法”，本是医学上的一种治疗方法，后来经济学家借用来喻指治疗恶性通货膨胀的一系列严厉的经济措施。它最早是萨克斯提出来的。这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年轻经济学教授信奉货币主义理论，在对待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上主张“快刀斩乱麻”的办法。1985年，他在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制定了一套激进的反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成功地遏制住了该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使通胀率由1985年的23000%降至1987年的15%，创造了所谓“玻利维亚奇迹”。此举令萨克斯在国际上名声大噪以至于他设计的以遏制通货膨胀为目的的一揽子激进措施因此被命名为“休克疗法”。

1989年，在波兰议会选举期间，萨克斯来到华沙，向团结工会等政治派别推销其经济政策建议。团结工会政府组成以后，他被聘为波兰政府经济顾问。当时，波兰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商品严重短缺，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外债包袱严重，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萨克斯提出应当采取迅速而果敢的行动，以激进、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波兰政府基本接纳了萨克斯的提议。之后，萨克斯又相继担任了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等国政府的经济顾问，推行他的休克疗法。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采取了激进的过渡方法，而俄罗斯在1992年最终也选择了“休克疗法”，其原因被认为是：

首先，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各国采取激烈的措施，尽快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波兰、俄罗斯等国都是在宏观经济严重混乱、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实行经济转轨的，渐进的、温和的措施对此已是“杯水车薪”，只能借助于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才能遏制，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80年代，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国以渐进方式制止通货膨胀已遭到失败。在此形势下，各国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方式。

其次，这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几十年来经济改革的失败使人们对渐进改革失去了信心。早在剧变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曾进行过局部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无一效果明显。各国在总结经验时，大多认为必须以激进改革取代渐进改革，一步到位地实现经济体制转轨。所谓“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等说法便是当时这种情绪的形象反映。

最后，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都把采取“休克疗法”、立即实行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作为提供贷款和减缓偿还债务的条件，增强了“休克疗法”的吸引力。例如，波兰在采取休克疗法之后，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国际支付贷款和西方国家提供的10亿美元稳定基金。^[9]

休克疗法在用于解决经济体制的转轨问题以后，其内涵就不再局限于治理通货膨胀了，而且还包含了许多新的内容。按照萨克斯本人的解释，“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

1.采取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严格控制全社会的货币和信贷规模，削减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以此抑制社会总需求，强制地消除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并以此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2.放开价格，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

3.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的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体系；

4.取消经济控制，尽快打破某些行业垄断，放弃对私有部门的各种限制；

5.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

由此可见，“休克疗法”是围绕着三个核心内容的：稳定宏观经济、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三者之间，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私有化是基础，而经济自由化是核心。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追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三者同时实现。^[10]

从实施“休克疗法”的效果来看，远没有想象和预计中的那么理想。1992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概要》断言：“过去二三年中一些国家产出的下降程度甚至超过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俄罗斯在1992年经历了它在和平年代最大的经济衰退，头10个月国民经济总产值下降20%，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达2000%以上，财政赤字高达6230亿卢布，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1]正如一些学者所承认的那样，“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式毫无疑问地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与超常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Brada and King，1991；Blanchard，1996）。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另一个需要解释的重要问题：为什么被认为具有理论上的完美性和可行性的“休克疗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改革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为“J”形或更为糟糕的“l”形曲线？我们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结合中国的改革方式连带地探讨这些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