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森的佐助

三、埃里克森的佐助

与莱特和拉斯韦尔对白鲁恂的影响相比，埃里克森来得略晚一些。白鲁恂与埃里克森的交往不是在耶鲁大学，而是从白鲁恂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后两人一起工作时开始，时间大约在1958年埃里克森出版《青年路德》以后。^[143]这时候，由于受阿尔蒙德、拉斯韦尔和莱特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影响，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的心理文化取向已经基本奠定，正朝趋于成熟的方向发展。但是晚来不等于无足轻重。相反，埃里克森为白鲁恂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理论分析工具与方法。

埃里克森1902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父母都是丹麦人。生父在他诞生前弃家而去。由于继父是犹太人，埃里克森使用的是继父的姓氏^[144]，因此他在学校被人们看做是犹太人，而在继父家，他又因其祖籍被视为异教徒，幼龄时便体验了身份认同的痛苦。1927年，师承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跟随她学习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一家交往很深，自称“为弗洛伊德的信徒”^[145]，笃信精神分析的效力，声称“精神分析相当于一种真理手段”^[146]。

埃里克森人格理论的基石来自于弗洛伊德学说，但他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了积极地修正、扩展与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倾向。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的形成源于力比多，人格发展主要受生物性因素制约。埃里克森虽承认生物性因素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形成的影响。在埃里克森看来，人是心理社会的动物，不仅仅是一个生物体的存在，人格发展同时包含了生物的、生理的和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儿童，其人格发展特征是不一样的。

埃里克森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强调绝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形成特征的不同，否则，与一般性地重复文化人类学家的话语无异。作为一个思想深邃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发现了文化、社会环境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之表述为自我同一性与同一性危机问题。所谓自我同一性，埃里克森将它描述为“一种心理社会的安宁感”，“一种个人身体上的自在之感，一种自知有‘何去何从’之感，以及一种预期能获得有价值的人们承认的内心保证”(详见前文“心理学革命”一节)。同一性危机的产生，源于个人“必须在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与别人对自己的判断与期望之间，找到一个有意义的相同点”^[147]。这个“有意义的相同点”所代表的，正是文化、社会与自我之间的契合点。能否找到这个契合点，决定同一性危机是否可以顺利渡过。埃里克森指出，“在某些时代某些阶层某些年轻人身上，这个危机似乎不存在，而在某些民族、阶层、时代里，这个危机却形成了一个关口，一种‘再生’，很容易因普遍的神经疾病或思想界的不安而恶化”^[148]。

埃里克森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以及他关于社会、文化与自我之间紧张关系的分析得到白鲁恂的高度认可与积极回应。从白鲁恂的《政治、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寻求认同的缅甸人》(1962年)开始，自我同一性与同一性危机这两个概念，便成为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概念和最为重要的分析工具。白鲁恂明确表示，“自我同一性的概念，尤其是埃里克森所建立的自我同一性概念，可以用作理解转型社会民族国家建设的强有力的知识工具”^[149]。

埃里克森提供给白鲁恂的不仅是概念工具，还有方法上的导引。在研究青年路德和甘地时，埃里克森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心理历史分析法。这种方法将个体的人格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及更为深远的人生史中进行分析，是对精神分析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的结合。用埃里克森自己的话说，是“用心理分析做历史研究的工具”^[150]。这一方法后来被白鲁恂用来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政治精英。

综上所述，白鲁恂的学术养成得益于阿尔蒙德、莱斯韦尔、莱特和埃里克森等师长、同辈。但是正如白鲁恂在许多场合所提到的那样，他的学术研究受益于众多学者，诸如卡迪纳、林顿、弗洛姆等。此外，诸如芮沃寿(Author F.Wright)、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怀特(Lynn White)、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等资深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在白鲁恂的学术交往圈内，本书虽未对他们作一一陈述，但不等于说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取向的形成、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与他们无关。应该说，所有这些人都如同各方向的知识光源，被白鲁恂综合性地汇聚、吸收，最后凝聚成其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