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特点

中国针对传统经济体制缺乏效率所进行的改革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期。然而,始于1978年末的改革与以往的改革相比较又有显著的不同。这就是以往的改革从不触动传统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而始于1978年末、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改革则打破了传统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的内部完整性。1978年以前,在认识上将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因而改革只能在不触动传统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寻求改进,主要措施是:（1）通过行政性分权消除中央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2）借助于调整权限消除地区间和部门间利益分配不均的弊端。

然而,无论是行政性分权还是调整权限,改变的仅仅是各个地方和产业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而没有触及传统的发展战略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由于原有利益是在行政性调整中失去的,地方、部门或产业必然想借助于新一轮的行政性调整再将它们找回来,所以经济改革一直陷于行政性放权、收权,即部门和地方之间的权利的重新划定,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行政机构增减的循环往复之中（见表5.1）。几十年来依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来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的国内外经验,使中国的政府决策者悟出一个极为深刻的道理:已有的理论和实践还不足以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

表5.1　中国改革以前分权、收权周期

资料来源:Yu Guangyuan（ed.）,China's Socialist Modernisa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4,p.76.

始于1978年末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寻求新的社会主义实现方式的探索。由于在认识上把改革作为寻求社会主义实现方式、构造新的经济体制的探索,传统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不再有不可涉及的禁区,使改革深入到传统经济体制的所有层面上成为可能。也正是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所有层面进行了由表及里、越来越有力的改革,使指导性计划替代指令性计划、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成为现实,使新的经济体制在优胜劣汰的机制中逐步形成。

中国之所以要进行旨在构造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际结果是:与所确定的“赶超”目标相比,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同自己相比,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生活必需品供给严重不足,甚至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些,为中国进行扬弃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第二,在同一时期,最初与中国大陆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化经济”的东亚“四小龙”,却快速发展起来了,致使中国大陆同这些经济的差距不断拉大,强烈的反差形成中国必须改革的巨大的压力。

第三,面对微观经营单位——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经济效益低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的严峻局面,新上任的领导人不愿意在结构扭曲、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的传统经济体制中越陷越深。他们想借助于改革来加速经济增长与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快一些,进而使自己在全国人民中提高威信。这也是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动力。

此外,由“赶超”战略内生出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的弊端,随着时间推移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特别是长达几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使得扬弃传统经济体制的机会成本越来越低。这对于中国决心重构新的经济体制也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