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字进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80年代，河北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从本省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城市综合改革、国企改革、文化建设、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经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马承包”“张联合”……当时的河北名人不断出现在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被世人熟知。

“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管得过死，企业缺乏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北省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进行全民所有、国家经营的管理体制改革，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放权让利开始的。

在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以后，如何增强企业活力成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地方和工农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次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便制定出台了《扩大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几点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同时要适当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1981年4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实行经济责任制的要求。10月、11月，国务院先后转发《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河北省在扩权试点的同时，在工业企业推行了各种利润包干形式的经济责任制。1983年6月和1984年10月，河北省对国营企业先后实行了两步利改税，为落实企业自主权提供了条件，使企业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经济实体转化。

借鉴经验，承包制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改革的成功，也给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1984年初，石家庄市一轻局向市第一造纸厂下达了17万元的利润指标。但造纸厂连年亏损，市财政每年还需补贴3万元，厂里哪敢接！经过一再商谈，最后将指标敲定为13万元，厂里仍不敢接。3月28日，厂门前出现了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请求个人承包造纸厂，并承诺将17万元承包指标“翻过来”，年底前实现利润70万元，承包三年，每年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大字报”的主人就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但是，个人自荐承包国企，当时尚无先例。一方面，厂里一些领导“很不满”，说“文革”刚过不久就来“抢班夺权”了，是“阴谋的大暴露”“野心的大暴露”，是与厂领导“对着干”，于是找马胜利谈话并撤掉了他的科长职务。另一方面，石家庄市政府提出引“包”字进城，开始并不是搞招标，而是把年度生产指标下达后，“包”给企业领导班子。所以，个人承包行不行，马胜利行不行，市领导一时也难决定。

马胜利检查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市领导们让企业主管部门市一轻局、市体改办带着问题下厂调查，并尽快向市里汇报。市委、市政府谨慎地进行了研究。市长王葆华说：“应该支持一下，以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但为慎重起见，还是研究了三条措施：第一，马胜利必须有承包方案，要组织专家答辩评审；第二，马胜利必须有自己的班子，集体承包；第三，承包方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通过，并责成有关部门帮助马胜利落实这三条措施。同时还提出一条，企业原领导干部如果不承包就免职。

按照市领导的要求，马胜利拿出了承包方案。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最终表决马胜利的承包方案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南方视察，返回时路过石家庄，在火车站接见了省市领导干部。他询问城市改革情况，王葆华说：“我们的建筑企业正在学习邯二经验（邯郸二建），工业企业正在搞承包。”胡耀邦说：“要注意总结经验。”说完走上火车，又折回来说：“你们一定要坚持，要顶住。”正是听了胡耀邦的话，市委、市政府支持马胜利承包的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主要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下功夫，并很快取得了成功。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为了鼓励业务员开拓市场，马胜利设立了“开辟新客户有奖”，规定：开辟一个大客户，奖励十元；招揽一个小客户，奖励五元。一系列的措施让厂子有了活力，马胜利“一包就灵”的实践让人们看到了企业承包的魔力。

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河北广泛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在推行承包制初期，还出现了石家庄燕春饭店率先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创造“满负荷工作法”等成功典型，对当时企业干部管理体制、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和企业内部分配制度都是一个冲击和突破，也带动了全省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发展。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对发展和完善承包制、规范国家和企业的权责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承包制进一步深化，河北各地创造了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承包方法。

1989年，全省企业普遍开始了第二轮承包。省政府对企业承包形式及时进行了规范，主要推广招标承包（占承包企业的50%）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占承包企业的30%）。此时，对政府而言，承包制已由初期保证财政收入的手段，演变为管理企业的一种方式。

1992年，对第二轮承包到期的494个企业适时转入第三轮承包。这时，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国家关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政策，促使企业改革步伐大大加快。根据中央精神，河北省提出了“一个目标（面向市场，挖潜改造）、两个转变（转变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三个配套（配套转变政府职能，配套完善市场体系，配套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思路，制定下发了《关于坚持完善承包制，促进国营大中型企业机制转换的决定》等文件，强化了对承包企业自负盈亏的政策要求，全省工业企业顺利进入下一轮承包。

探索路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984年初，张兴让调任石家庄第一塑料厂任厂长、党委副书记。在马胜利承包壮举的示范下，上任后的张兴让也“承包”了市第一塑料厂，时间为3年。并承诺在1983年塑料一厂全年经济效益136万元的基础上，每年经济效益增加100万，承包期满后的1986年达到436万元。

为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买难卖难的问题。张兴让联合相关企业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联合，就是主动走出去，和相关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供应、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原料从哪买，产品到哪卖，都由上级部门规定，缺乏自由发挥的空间，生产能力得不到完全释放。如果能多买材料多卖产品，产值就会提高。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无疑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所以张兴让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一些企业的响应。1984年6月，“一塑”和6家企业签订协议，正式成立东方塑料联合公司。这种经营方式，是张兴让的创新，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84年八九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河北考察，听了省领导的汇报后，给张兴让起了“张联合”的名号。

搞企业联合经营解决了供销渠道，但生产设备落后的问题又突显出来。1985年4月，张兴让前往日本购买设备，在东京、大阪等地考察了9个塑料厂，切身感受到了与日本同行的差距。日本企业就是靠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提高企业效益的，这使张兴让深受启发。张兴让经过反复琢磨、筹划，1986年提出“满负荷工作法”，并在全厂推行。

“满负荷工作法”，简单说是12个字：“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使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多少能量就释放多少。比如，当时厂里有3台大锅炉，负责烧锅炉、拉煤、维修等的职工有70多人。按照“满负荷”标准，只需18个人就足够了。其他部门，以此类推。工作指标与个人报酬挂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创造“满负荷工作法”的张兴让（左二）和工人们在一起

对于实行“满负荷”后精简下来的职工，在当时不能裁员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如增加设备、厂外输出、将后勤服务单位推向市场等。其中，效果最明显的是将旅馆、餐厅、幼儿园、运输队等后勤服务单位从母体剥离出去，交由职工面向社会经营，经营费用、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全部自理，交够定额利润后，其余全部自己留用。199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大包袱”变成了“摇钱树”》，报道了这一改革办法。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国营企业改革的方向，标志着国营企业改革不再沿用承包制，而进入到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