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为了解决外汇问题，中国在沿海地区设立特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这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原因，同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克服苏联工业体制的弊端，提高工业体系的效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尤其是建立合理的所有制体系，为工业体系注入活力，增强竞争力。

一、乔厂长上任记：国有企业改革

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引起轰动。小说名为“乔厂长上任记”。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机电工业局下属某电机厂经营管理不善，连续两年没有完成国家计划，急需加强整顿。局里很多人不愿意去收拾烂摊子，自找苦吃。这时机电厂原厂长乔光朴本着党员的责任感和振兴中国机电行业的理想，立下军令状，主动要求下到机电厂。来到机电厂后，乔光朴面对种种矛盾与阻力，大刀阔斧、锐意改革。他在全厂干部、职工中进行技术考试，选拔技术优秀者进入车间，不合格的职工进入厂后勤。对超额完成任务者进行奖励，机电厂面貌为之一新。

《乔厂长上任记》反映的是我国国企改革起步时人们的思想状态，人们欢呼“乔厂长”，呼唤“乔厂长”。《乔厂长上任记》成为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代表之作。作者蒋子龙也因此进入中国著名作家的行列。

当时国企效率不高，存在官僚主义，普通工人干劲不足，影响了整个工业的发展。这些现象从最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国家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集中资源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形成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中，企业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员工都是由政府按计划分配，生产的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企业不需要市场，企业的目标就是按时完成计划。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计划，国有企业往往通过激发工人的理想、信念来保证完成生产计划，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喜欢采取大会战的形式。但是随着中国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原有的一些激励手段效果减弱，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暴露，其核心症结就在于，企业外部缺乏竞争，自身又没有自主权，内部缺乏激励机制，长此以往，自然影响生产效率，削弱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小说中乔厂长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机电厂中引入激励机制。这是国企改革的最初步骤。

在中国的国企改革中，也确实涌现出了一批“乔厂长”式的企业家。1988年4月，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他就是一个“乔厂长”式的人物。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已经连续3年亏损。马胜利当时是厂销售科科长。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管产不管销”。寒冬腊月，造纸厂还在全马力生产冰棍包装纸，库房里囤积着近千吨纸制品，根本无法销售。马胜利当年46岁，把心一横，跑到厂门口，贴出一封八十多个字的公开信：我请求承包造纸厂……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就这样，马胜利成为“国企承包第一人”。一个月后，他成为石家庄造纸厂厂长。承包第一个月，造纸厂利润超过21万元，第一年140万元，第二年280万元，第三年320万元……连年亏损的工厂摇身变成效益大户，石家庄造纸厂借改革之势成为全国明星企业。^[17]

很多当时很神奇的事情，事后看来，原因却出奇地简单。马胜利的成功就在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他自荐当厂长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以销定产，以市场为目标，“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此外，他在厂内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奖惩到人。

马胜利是国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初的弄潮儿之一。

图4-2　国企改革中风云一时的马胜利

蒋子龙在小说中这样描写乔光朴，“有着铁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睛，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润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主人公被描写为“高、大、全”式的人物，带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小说结尾，乔光朴虽然面对各种困难，但在上级的支持下，在家人和朋友的关心下，他还是豪迈地亮了一嗓裘派唱段。小说笔调明快，乐观向上。

但是在改革之初，人们远远地低估了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马胜利缔造了“一包就灵”神话。随后几年间，近千家造纸企业向马胜利提出“求承包”。1988年1月，“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提出的目标是“在全国承包100家造纸厂，打造中国纸业托拉斯”。但是由于分厂遍布全国，当时交通和通信条件不发达，管理机制等也不尽如人意，又急于求成，马胜利身陷困境。3年后，集团宣告解散。1995年，马胜利被免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职务。

这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曾与马胜利一道当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共有20人，而到了1998年，他们中仅剩3人还是“企业家”，其他人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这一现象自然有企业家个人的问题，比如马胜利的成功就在于瞄定市场，以销定产，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这与马胜利曾经当过销售科科长有很大关系。但是随着集团不断扩大，马胜利开始意气用事。面对众多要求被承包的企业，马胜利说，要想他承包，你得停产亏损了、有困难了，好企业你来了他也不包。这哪里是经营企业，完全是炫耀个人才能！在1984—1987年间，马胜利一口气包了一百多家企业。最快时，马胜利48小时就完成了对一家企业的考察、洽谈、承包全过程。^[18]这说明，马胜利作为大型集团的企业家，存在明显的缺陷。

从更深层次说，马胜利的失败也说明当时国企的管理机制存在明显漏洞。在这样的大规模盲目扩张中，上至上级管理部门，下到集团管理层，都没有约束马胜利的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这说明，当时国企的管理机制还是无法适应市场。

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构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主体及其相应的管理机制。这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更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用了15年时间，主要是探索扩大经营自主权。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先后进行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其主要目标是，在微观上明确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在宏观上是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

第二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用了10年时间，主要是探索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这一时期，是国有企业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制度创新，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结构调整就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推进再就业工程，形成国有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优化国有企业的内部结构，最终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为国有企业产业升级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六大至今，其核心目标是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国有企业逐步实施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加强。

在最困难的1998年，我国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全国国有企业加起来的利润才213.7亿元。经过艰苦卓绝的漫长探索，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与2002年相比，全国国有企业户数虽然减少了4.36万户，但营业收入、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分别年均增长18.7%、36%和20.4%。^[19]

国企改革的历程之所以艰苦卓绝，是与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性相联系的。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而是面对西方发达工业体系的竞争，生产力不发达的产物，是不得不采取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而形成的。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不再适应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引入市场机制，增强工业内部动力和活力，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公有制工业体系，这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更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自然要面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竞争。我国国有企业不仅要适应市场机制，同时还要在全球经济的大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改革的“共振”。可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同时还要承担许多社会职能，而我国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则没有这种历史负担，西方工业企业的这些负担早已社会化了，这就造成国企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笔者于2006年到广东调研。广东是改革先锋，但令人惊讶的是，广东的利税大户不是外资，不是民企，而是国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一定意义上，国企在当时也面临着不平等的市场竞争。

经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机制转换，我国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出现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名字。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工业的骨架。

1983年，作家邓刚发表小说《阵痛》，获得该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人物泾渭分明，坚持改革的是正面人物，反对改革的是反面人物，二者发生矛盾冲突。而《阵痛》的主要人物郭大柱，则是在改革中被淘汰的人物，但责任并不在主人公自身。郭大柱年轻时入厂学徒，本来被老师傅看好，但由于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字，被厂部抽调搞宣传。郭大柱兢兢业业，自己在外面学习绘画技巧，成为宣传骨干。但是随着国企改革，车间开始包产包工，优化组合。郭大柱没有技术，“忽然”成了“废物”，被车间小组淘汰。郭大柱痛苦、迷茫。最后，郭大柱决定从最实际的干起，他为工友送热水，又回到沸腾的生产中。

邓刚的小说写的是国企改革的代价。在邓刚的小说中，主人公虽然被淘汰，但仍然努力，从头再来。小说结尾充满了希望。阵痛，是暂时的痛苦，痛苦后是新生，但是国企改革的代价却远非一个“阵痛”所能代表。在增强企业内部活力时，被淘汰的就有郭大柱这样的人，他们曾是计划经济年代的先进人物，而随着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减负，淘汰的不仅是某个企业内部的工人，有的是一个企业，甚至某个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干部作出了巨大牺牲。

在国企又一次恢复生机时，这些承受代价的工人是绝对不能被忘记的！

二、民营企业：从“傻子瓜子”到世界500强

2008年，中国联想集团收入167.88亿元，进入美国《财富》杂志全球500强，名列第499位。

美国《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是国际上衡量商业企业影响力、规模和实力的最主要参照。联想进入《财富》全球500强，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500强，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民营企业一般是指我国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在广义上，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也包括在内。本书在这一节讨论的是狭义的民营企业。

说起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自然要说到一个人，他就是“傻子”年广久，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是当年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早在改革开放前，年广久就开始偷偷做些小生意。1972年，他开始卖炒瓜子。他的瓜子粒大味香，很受欢迎。他卖瓜子时，别人买一包，他还要再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就硬塞，因此被人们称为“傻子”。傻气的后面是精明的商业头脑。几年之间，年广久就赚了一百多万。在改革之初，经营成功的个体经营者被称为“万元户”。普通人月工资百十元已经不低了。按照当时的标准，年广久已经是“巨富”了。但年广久没有满足。1979年，他注册“傻子瓜子”商标，开始雇用工人，扩大规模。1980年，他的雇工达到几十人。1982年，他的雇工超过100人。

图4-3　“中国第一商贩”——“傻子”年广久

如果仅仅如此，年广久就不过是一个精明的炒瓜子的小企业家，他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就在于邓小平曾在三次谈话中提到“傻子”年广久，这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年广久是改革开放初期私营经济的代表，他所遇到的困境实质上是民营经济在旧体制下所面临的困境。邓小平的三次谈话，不仅给年广久解了困，也是给当时的民营经济解了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于私营经济争论的核心是雇工的问题。当时的政策界限是，雇工8人以下是“帮工”，属于个体经济，雇工8人以上就是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得到承认，但私营经济则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剥削。在1979年，“傻子瓜子”雇工达到12个。关于雇工有多少人是剥削，要不要剥削是争论的焦点。

1980年，邓小平看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调查报告后，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20]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谈到“傻子瓜子”。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21]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22]

邓小平三次为“傻子瓜子”说话，其背后是我国对民营企业从反对到默认，从公开承认再到支持鼓励的过程。这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对私营经济的相关条款的修改。

1982年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确定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但是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雇工的规模问题、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问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制约民营经济的发展。

1988年修宪，宪法第十一条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规定。根据宪法，我国颁布相关条例，明确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营利性的经济组织。这样，私营经济有了合法地位，为民营经济不断扩大规模奠定了基础。

在这之后，我国民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关于私营企业的争论，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摆脱僵化的教条，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邓小平的谈话为民营经济开辟了新天地，民营经济获得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进入一个全面大发展时期。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把“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宪法。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修正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同时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与此同时，民营工业高速发展。

2003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第一份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报告中提供的相关数字说明：①中国民营经济对就业的贡献。2002年全社会就业总量为7．374亿人，民营经济（含农业劳动力）就业占到全社会就业总量的90．3%；如果不包括农业劳动力（3．66亿人），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量为3．09亿人（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3亿人），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42%；民营经济在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4%，民营经济在城镇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70%。②中国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2年民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48．5%，广义的民营经济（含港澳台和外资）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为64%。^[24]

从这些数字来看，说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绝不为过的。

2008年，联想进入美国《财富》杂志全球企业500强。2012年，中国（不包括港台地区）共有5家民营企业上榜，除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于金融行业外，其余民营企业是江苏沙钢集团（排名第346位）、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排名第351位），以及新入榜的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总体上看，中国民营工业企业在全球企业500强排行榜上不仅仅是数量增加了，它们的业绩也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更加出色，因此排名也随之攀升。^[25]

2013年，又有正威国际集团和中国民生银行两家民企入选《财富》全球企业500强。

从1982年“傻子瓜子”正式挂牌到中国民企进入全球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惊人的！

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是与其自身特点相联系的。从所有权来看，民营企业是由民间投资兴办，以赢利为动机，以市场为导向。它能够自主经营，但也要自负盈亏。外部的市场竞争能转化为内部激励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竞争中，只有做大才能生存，只有科学决策才能生存。民营企业要生存，就必须自我发展，同时也要自我约束。所谓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市场机制在企业家身上的一种内化。

对于民营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必须从我国工业化的内在逻辑来进行分析、判断。

我国的工业化是在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民营经济的特点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弱势。

我国民营工业企业产生于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短暂的发展繁荣期。但由于是民间投资，以赢利为动机，在市场上要面临西方已经开始垄断的工业大企业的竞争，因此我国民营工业只能遵从“相对优势”，在西方大工业的边缘寻求生存空间。当时的民营工业基本上局限在轻工业和加工业领域，它们不能为国家主权独立提供工业基础。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我国沿海民营工业几乎损失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发达的工业国，一直是一个核心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把民营经济视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力量，对其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随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公私合营迅速展开，到1956年，民营经济基本消失。

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从今天民营经济的繁荣出发，为当时的民营经济扼腕叹息。但是从工业化的角度看，民营经济的消失有其必然性。当时的中国要想真正独立，就必须快速工业化，而且是以国防为中心的重工业化。由于抗美援朝，苏联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中国有了快速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开始推行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就当时的国力而言，中国必须通过国家来集中一切资源投入工业化，这是一个超经济的战略任务。但当时的民营经济是面对市场，以自身赢利为目标，与整个国家大战略是冲突的。中国实行统购统销，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在市场中与国家争夺战略物资。最后不得已，粮食、棉花、油料等实行统购统销。这就意味着自由市场消失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的消失也就是时间问题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公私合营进程之迅速也是措手不及，大出意料。毛泽东也看到了缺乏市场竞争造成的问题，甚至提出要保留一部分民营企业，以刺激国营企业。1956年，毛泽东在同工商业界人士的谈话中说：“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26]

但不管是被要求公私合营的资本家，还是希望保留些私营经济，刺激国营企业活力的毛泽东，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既然确定了赶超战略，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工业化，民营工业就会失去生存空间。不仅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如此，就是生产力发达一些的苏联也是如此。而后来严格限制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可能有极“左”思潮的原因，但最深层原因仍是快速工业化的内在逻辑。

打一个比方，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在“补课”，恶补重工业的“课”。而随着我国初步工业化的完成，我国面临的任务是调节工业经济，增加活力，同时在重工业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补轻工业的“课”。在这一时期，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我国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解决我国的过剩劳动力问题。“文革”结束后，大量知识青年返城，农村也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国家既有的工业经济体无法完全吸收这些劳动力。同时，我国重工业化已经初步完成，基础已经打好，后面的任务是重工业升级，发展“吃、穿、用”的轻工业。投资小、见效快的轻工业则是民营经济的长项。更重要的是，在重工业基础已经建成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在市场中与国家争夺资源的矛盾已经大大缓解。

“傻子”年广久其实就涉及这个问题。当时国营瓜子的价格是两块四一斤，年广久硬是将傻子瓜子从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从国营企业中夺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粮商与国家竞购粮食，导致粮食收购危机。粮食收购危机会导致物价波动，危及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最后不得不禁止私人收购。改革开放之初，瓜子属于国家二级统购统销物资。但在这时，年广久和更多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已经不会危及整个国家经济。

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轻工业发展的需要、民营企业的特点，以及我国过剩劳动力的需要，决定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不能由此简单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计划经济模式就错了。民营经济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不能由此神化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的辉煌，民营经济创造的财富，离不开“傻子”年广久、联想的柳传志这样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但是在民营经济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工业积累财富的问题。我国民营经济有三大来源。其一是由“傻子”年广久式的个体经营发展而来。其二是人民公社时期兴起的集体小工业。这些小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大发展，成为著名的乡镇企业。现在江浙一带著名民营企业，大多数都可以找到乡镇企业的影子。其三是中小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国有企业不得不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一大批原来由地方政府管理的中小国有企业被转让、出售、改组，成为民营企业。在这之后，一些省属和中央部委所属的大中型企业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对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争议。2004年，郎咸平与顾雏军的争论就是代表性事件。

三、外资工业企业

1980年五一劳动节，在首都机场食品公司楼前，举行了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大会。该公司由香港美心集团和当时的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合办，总投资约五百八十八万元，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占投资总额的51%，香港美心集团占49%，合同期限为8年。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好转，我国引进波音系列机群，民航国际航线迅速发展，但是我国民航配餐业却明显落后。航空食品质量标准高，讲究“色、味、形”俱佳，既要能适合各国旅客的口味，又要符合国际卫生标准。这关系到中国民航国际航线与外国航空公司的竞争，也关系到国家航空食品工业间的竞争。我国民航在当时没有配餐间，只能提供一些从市场上采购的罐头、小麻饼、半成品香肠等简易食品。另外，首都机场的配餐供应以中餐为主，外国航空公司大多不愿订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结束了这段历史。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京港合资公司，是我国引进资金，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开端。

中国之所以大规模引进资金，是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工业发展中，发展中国家要受到很多限制。从经济角度来讲，主要有两大瓶颈。其一被称为投资约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除去国民消费后，投入工业积累的资金有限，制约了工业发展。其二是外汇约束。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获得的外汇有限，无法进口足够的资源、设备，无法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

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引进资金，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1978年，为了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机会，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这需要巨额外汇。因此，我国开始向国外贷款，发行外债，“借鸡生蛋”，以此弥补我国工业发展资金的不足。这是为了打破前面所说的两个瓶颈。外汇紧缺是当时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尽可能出口创汇。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措施。因此，在我国建立经济特区时，领导层一再强调，要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工业，引进先进技术，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能够出口创汇的产品。为了引进外资，我国必须在管理体制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为此，我国经济特区在行政管理、关税、劳动工资制度、对外贸易、所有制结构等方面都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引进外资的需要。

任何商业投资，投资者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投资的安全问题。为了给外商吃定心丸，我国开始制定相关法律，以国家意志保证外商投资的安全。

197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一条消息，消息指出，中国决定与外资合营某些企业，并为此起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自7月8日起实施。这部法律对外商投资的相关问题给予明确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外商投资比例的规定。在研讨法律草案时，最初曾拟定，在合资企业中，外商投资比例最多不能超过49%。后来荣毅仁提出，我国的问题是鼓励外商投资，不宜限定外商投资比例，相反，应该限定最低投资比例，最后确定投资比例不能低于2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我国就开始引进外商投资，吸引海外客商、海外侨商等在内地投资设厂。最初的规模很小。从1979年7月到年底，一共批了6个项目，包括2个餐馆、1个养猪场、1个塑料包装制造厂、1个录音机装配厂和1个照相馆。4个在深圳，2个在福州，协议外商金额只有810万元。^[27]

香港美心集团总裁伍沾德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个极好的商机，提出与内地合办航空食品公司。在双方精诚合作下，公司迅速发展。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开业之初，只有两家外国航空公司从这里订购食品，到1983年，与首都机场有飞行业务的13家航空公司中的11家签订了订购合同，配餐也由最初的每天六百多份上升到三千多份。1988年5月1日，第一期合同到期后，双方很自然地又开始了第二期长达15年的合作，2003年又签订了续期20年合作的合同。现在公司已拥有一座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配餐大楼，能满足最高日配餐10万份的要求，能生产适应五大洲各地域风味、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味佳肴。2008年，公司被评为食品卫生管理A级单位；2009年，荣获“美国联合航空2008年度优质配餐服务金奖”“日航最佳配餐服务奖”。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显示了引进资金所带来的益处，如解决了资金紧缺问题，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发展相关产业，并通过产业发展提供了就业机会。

不过这里还是要再次说明，我国引进资金的核心目标是为提升工业化水平服务的。因此，中央一再强调一是要引进先进工业技术，二是要发展出口创汇产品，解决引进先进技术的外汇问题。因此，当时领导层一再要求，特区的产业结构要以具有先进技术的工业为主，工业投资以吸引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要形成拳头产品，争取60%以上能够外销，争取收支平衡，并有结余。

不过国家有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地方有地方的利益，外商有外商的目标。三者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我国的宏观战略是通过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推动工业进一步升级，生产出口产品，解决外汇缺口。但是地方更强调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喜欢投资少、见效快的短期项目，更愿意发展旅游、餐饮、商贸、金融等第三产业。而外商的目标是打入国内市场，而不是出口。

1986年，为了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我国制定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共有22条，再次强调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了扶植外商，政府减少行政手续，同时规定，外商批量生产的商品，性能、质量达到同类商品，符合国内厂家要求，要优先采用。给外商以优惠，即三低一大，就是税收低、劳务费低、场地费低，市场大。但是优惠不是请客送礼，优惠的重点是产品出口的企业、提供先进技术的项目、在我国赚钱能够再投资的项目。^[28]

正是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引进外资直线上升，规模越来越大。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和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又出现两次快速发展。到现在，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2010年，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5%；吸纳就业人员2564万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8%；出口交货值6.3万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70%。“三资”企业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对外贸易、产业升级等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29]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提供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标最新数据，到2012年，外商投资企业为30973个，资产总数106107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41271亿元，利润总额9019亿元。其中，外资企业17986个，资产总数48781亿元，主营业务收入69523亿元，利润总额3600亿元。^[30]

但大规模引进外资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这留待后面再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