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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的社会政治渊源

时间:2022-04-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人文精神的社会政治渊源1.人本思想的传统渊源与现代解读所谓人本,不是说人是世界的本原,而是肯定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区别于以神为社会生活的依托的宗教信仰。民本主义即以民众为根本的政治思想,贯穿于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史。民本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

一、人文精神的社会政治渊源

1.人本思想的传统渊源与现代解读

所谓人本,不是说人是世界的本原,而是肯定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区别于以神为社会生活的依托的宗教信仰。“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传统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之一[1]。“以人为本”的思想根源在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本思想”,或者说是“民本思想”。“人本”与“民本”是两个非常相近的概念,只不过各自的出发点不同而落脚点是一致的。“人本”与“神本”相对,而“民本”与“官本”相对,二者都肯定“人”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二者的内涵中都包含了对于“人”或者“民”的社会价值的尊重,并因此对传统社会政治观念产生着相近的影响。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自我国先秦时期就已萌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可以看作民本思想的早期渊源。随后,民本思想在孔孟儒家思想中得到发扬光大。儒家政治学说的精华是民本思想,孔子首倡思想解放,创立了人本主义儒学。在孔子看来,“民为国本”,所以必须对民实施教化,必须爱民,行仁政,不可愚民。要顺民意,取信于民,民意即天意[2]。孔子认为民众的舆论可以干预天下:“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把民众看作国家的主人,而君则因民而存在[3]哲学家徐复观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其最高原则来说,我们不妨方便称之为德治主义,从其基本努力的对象来说,我们不妨方便地称之为民本主义[4]。民本主义即以民众为根本的政治思想,贯穿于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史。张岱年先生从中国哲学思想中寻找人本思想的根源,认为中国哲学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格尊严。这种观点可以称为“以人为本位”,即“人本”思想: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终极关怀[5]。张岱年先生还指出:中国文化的独特卓见睿智,最主要的有五点:对于天人关系的深切的理解;对于群已关系的正确认识,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儒家重视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同时也肯定个人的人格价值。做人一方面要保持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不屈服于势力。另一方面要具有社会责任心,为民族为国家尽伦尽职;“民之秉彝”的人道观,孟子的性善论是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主流;以和为贵的价值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6]。著名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可以视作人文主义的文化。孔子所处的先秦时期,可称为中国人文思想之自觉形成时期,由孔子所开启的先秦儒家学派真正将中国传统的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自觉地了解,并且抒发出它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即为“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仁于人伦、人文之精神”,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7]。民本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在明清之际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当近代西学东渐之时,这种民本思想便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内部基因,成为近代革新派改良政治、革命派改造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8]。随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国人的思想政治活动,包括新闻传播活动,以及现代社会人们对“人文关怀”的遵循。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或“民本”与“神本”或“官本”相对,那么,现代社会的人本思想基本上是与“物本思想”相对立的。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工业化使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兴趣高涨而对精神或者说是“人文精神”的追求被搁置一旁。因此,人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在现代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渴望与追求,即“以人为中心”的新的综合发展理论。它是对传统社会以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其经济观点主要有三点:一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价值观;二是以人为本的资源、财富拓展观;三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激励观[9]。人本思想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指导思想一般定位在自然资源的节约及循环利用,人的能力及技术不断提高基础上的产出增长,兼顾效率与公平,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及产业经济的均衡增长,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相对平衡等。这种观念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人的发展基础上,寻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一致[10]。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因为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侧重于“以物为本”,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是对传统人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又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2.社会转型期人文环境的变迁

新时期中国人文环境的主要特点是社会转型,自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略以来,社会转型就已开始。有学者归纳出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同质单一社会向异质多样社会、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等诸多变化过程,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机制和观念上的转变[11]。社会转型带来的人文社会环境的改变主要在于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传统观念的颠覆以及文化的多元化等方面。首先,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以社会职业行业为基础,以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取代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结构取代了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阶级差异结构。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12]。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利益关系大调整的过渡时期,利益的调整必然会带来认识上的错位,导致认同危机和信息迷茫[13]。社会学家李强在20世纪90年代就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特殊获益者群体是少数在改革中获益最大的人,如民营企业家、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外企员工、明星等。普通获益者群体乃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集团。包括各个阶层的人,从物质利益的获得和受损的角度看,在中国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由众多职业和阶层构成的群体——他们通过改革获得了利益。四个群体依次称为上层、中层、中下层、底层[14]。社会学家郑杭生指出: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发展实际上蕴含着两个过程,一个是市场化过程,一个是现代化过程。前者主要是一个体制转轨过程,后者主要是一个结构转型过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分层发生了变化,城市居民划分为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其他难以确切划分的阶层等七个阶层。而专业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办事员、部分私营企业主、部分自雇佣者(个体户)属于中间阶层[15]。城市中间阶层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结构的排列组合,在精英阶层与底层弱势群体之间出现了一个过渡性的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数量大,涵盖的职业人群也很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喜怒哀乐与价值追求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总体印象,他们的日常消费行为及媒介消费行为也成为新闻媒介追逐和关注的主要对象,特别是对于民生新闻这样主要针对城市中间阶层与弱势群体的新闻节目来说,这还存在着很大的市场开拓空间。

中国现代社会的阶层问题,关系到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民主化发展,也带来了传统观念的嬗变。社会转型使我国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评价标准以及社会成员之间所持有或追求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上的要求更是完全颠覆。这其中,观念的转变是最大的改变,诸如法治社会,自主、平等意识,竞争意识、能力本位等等观念正在不断地嬗变并成为越来越多普通老百姓的追求。如前所述,社会观念的变化源于平民化、多元化的社会思潮,这种观念的颠覆影响到新闻传播活动就表现在传播观念的转变与受众观念的变化。传播观念的转变在于由宣传、说教观念转变为传播、服务观念,受众观念的变化在于由被动地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地参与传播。这两个转变使我国新闻传播的功能、理念、行为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民生新闻就是一例。

与此同时,文化的分化也是很明显的,美国文化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16]英国学者斯特里纳蒂因此而对文化一分为三:精英文化、通俗文化(或民间文化)以及大众文化。“通俗的民间文化起源于基层民众,是自我创造和自发的,直接反映民众的生活和各种体验”。而“大众文化是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平民文化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普通人的文化、庶民文化。主要特点为“通俗”,它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体现了生活性文化与消费性文化的差异。平民文化、大众文化同属于和“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文化,具有非精英化、卑俗化特征。但是,平民文化的核心是人本主义精神,而大众文化则可能因其具有的工具理性而致使人性异化;大众文化不具备平民文化的人文关怀,平民文化也缺乏大众文化的商业气息[17]。我国的大众文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成气候,广播电视台不得不根据大众文化的流行性、通俗性、商业性等特点来调整自己的节目[18]。而平民文化则是90年代伴随着电视媒介平民化以及都市报的盛行而兴起的。电视民生新闻所体现出的电视文化应该是平民文化的产物,正是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原本高高在上的电视新闻媒介俯下身子倾听平民的声音,表达平民的意愿,形成平民的话语媒介。在这里,老百姓能够用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方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怒哀乐,并且将之作为评判社会价值观念的标签与典范。这种转变与我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改革的推进与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流文化由原来的政治文化、精英文化转向消费文化,也就是大众文化,媒介功能也由宣传说教转向信息传递,市民文化开始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与精英文化中分化出来,市民文化是平民文化在城市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市民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关注自家事、身边事及社区公共事务,关注现实利益,追求自我价值认同,民生新闻的兴盛,恰恰张扬了这种市民文化。陈力丹教授指出:先进文化所体现的观念和内涵在于:政治文明、民主与科学、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依法治国、现代公民意识、法治和人权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等等[19]。由此看来,民生新闻所蕴涵的市民文化成份与先进文化的观念是相一致的。

总之,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传统观念的颠覆以及文化的多元化,这一切都为电视民生新闻的兴起与兴盛构筑了独特的人文环境。社会阶层分化使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传统观念的颠覆使平民化理念大行其道,文化的多元化使电视民生新闻表现出多元化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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