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化史上，对符号的研究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古代的《易经》就详尽论述了符号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我国古典哲学大师老子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可以理解为:万物在有了指称它们的符号之后才能将它们区别开来。这也是一种古老的符号研究，当然这只是属于符号学中的命名分支学科。中世纪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对符号进行了研究。这一切都使人们认识到了语言的符号性问题。将符号的研究视为一门科学要归功于现代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索绪尔继承了先哲们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并将符号学这一术语以semiology确定下来，指出符号是由所指和能指两种要素组成，取得了语言学史上的重大突破。1690年，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在他出版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也谈及了符号学(他用了semiotics这一术语)的问题。后来，美国符号理论家皮尔士(Ch.S.Peirce)采用洛克的这一术语及其定义，对符号科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为以后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美国学者莫里斯(Charles W.Morris)和卡纳普(R.Carnap)则系统地发展了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并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符号学就是研究各类符号及其系统的本质、存在形式、结构和功能的科学。现代符号学建立的标志是国际符号学协会(IASS)于1969年1月在巴黎成立，并出版会刊《符号学》(Semiotica)。在将符号的完整意义运用于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语言——的研究时，莫里斯把语言的意义分为三个方面:(1)言内意义，即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2)指称意义，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3)语用意义，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莫里斯的符号学意义观，重申了索绪尔的意义即关系的这一著名论断，并且将这种关系具体地化为三种关系。采用这种方法去认识和理解言语的意义，不仅可以更好地弄清言语的字面意义，而且可以刚好地弄清言语的深层意义，如联想意义、情感意义、社会意义等。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权威韩礼德在其专著《语言的社会符号性》(1978)中指出了语言的社会符号性问题。他明确指出，社会现实(或文化)本身是意义的大厦;语言只是组成这个意义大厦的符号系统之一，它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差别就在于它本身是一个编码系统，可以用于解释许多(虽然不是全部)其他符号系统;而且，解释语言必须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这一切正说明了语言的社会符号性。
后来，韩礼德的弟子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则更进一步地发展了他的学说。在其1988年出版的专著《社会符号学》中，克雷斯指出，语言具有强烈的社会符号性，分析和解释语言不仅仅应从文本和语言结构出发，还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信息和意义出发，这便是社会符号学的分析语言的观点。另外，社会符号学还强调，人类历史任何时期的一切人类社会所使用的任何符号形式、符号文本和符号实践均具有意义:除语言符号本身具有意义之外，由语言符号构建的文体、语境、语域等具有意义;非语言符号如体态语(包括手势、姿势、面部表情和眼睛活动等)、辅助语言(比如音质、语调、假嗓音等)、环境空间(proxemics)(即个人和社会对空间的利用以及人们对这种利用的感知)、衣着服饰等，所有这一切也都具有意义。总之，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符号，作为组成社会现实的符号系统之一的语言与语境、文化、社会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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