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

三　“国际文化（交叉）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

通过在上一小节里对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中“受众关注点”、“关注点的形成背景”、“关注点的形成方式”三个方面的探讨及分析，使得以“象征互动”为特质的“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风格”进一步引领“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实际运作中对存在于个体、“多规模文化情境”及释译体的关系得到理论高度的认识，这样，就会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里形成职业思维的定式。

那么，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里，“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思维定式是依据怎样的理念认识呢？基于这一理念认识，存在于“国际文化（交叉）认知风格”和“英语节目主持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笔者将这两个问题分为两个小节来分析、论述。

（一）“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里“英语节目主持人”职业思维定式所依据的理念认识

通过在上一小节里的探讨与分析，进一步认识到进行对外播放需要意识到的多重规模的“文化情境”与媒体传播产品接收个体间的关系。尽管通过俯瞰的视角聚焦以个体为核心的传播接收网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界限分明的不同规模文化情境，但是，在现实当中，这些文化情境的相互交织、重叠是不易简单被划分清楚的，个体本身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基于这些多重情境所负载的内容而形成的。可见，媒体传播产品的接收个体必然是使这些多重情境具有意义，并通过其行为方式来展示情境内涵的中心点。

基于这样的逻辑分析，使我们意识到：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实际的运作中，只要将自身本土文化情境中的个体所关心、关注、关切的现实细节进行聚焦、介绍给处于异域的相对应的接收个体的话，就会通过接收个体的反应而影响到其所处的不同规模的文化情境。从而，达成了对外播放所期待的效果。

就其思维定式而言，就是本着“以人文关怀、关注、关切”的理念为定位的。针对这一理念定位，还是源于“全球化”对各种文化形成的影响效应的。

首先，因为“全球化”的效应，各种文化间通过媒体传播而有了间接了解的机会。尽管不能达成深层次的相互了解与理解，但最起码是有了碰面的机会；

其次，因为“全球化”的效应，各种文化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带动了所属成员的相互访问与交流；

最后，因为“全球化”的效应，使得各文化所属成员间的陌生感减少，从而形成突破文化屏障后关注“人性”中共通部分的态势。虽然还是需要时间及有效的交流达成更深层的了解、理解与真正意义上的接受，但是，毕竟可以认识到：文化体系形成的差异对于人性的本质而言还是源于外在因素而形成的，并将其置于第二位。

因此，“英语节目主持人”将“以人文关怀、关注、关切”为职业思维定式而迎接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的生存挑战，是根据提供“参照物”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认识为出发点的，这也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以下的研究总结所涵盖的要点：

我们不能简单地运用我们的想象去创造其他文化之世界。即使那些所谓的纯自由之国度，我们的想象及我们“内心深处的思想”，都是由我们的本土文化形成并局限的。人类的想象就是如同通过文化编织不同形式进行的礼仪展示，子女抚养，悲伤表达，或是疗伤康复；它们对一定生活形式而言都是特别的。（Rosaldo，1993，第25页）。

We cannot simply use our imaginations to invent other cultural worlds.Even those so－called realms of pure freedom，our fantasy and our“innermost thoughts，”are produced and limited by our own local culture.Human imaginations are as culturally formed as distinctive ways of weaving，performing a ritual，raising children，grieving，or healing；they are specific to certain forms of life.

以下的个案可以反映如此的职业思维定式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中所达成的有效传播效果。

个案－20：“见树见林”

2003年的春天，笔者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市的郊外对一对已经退休的瑞典夫妇进行拍摄采访。由于将采访的主题设定为表现瑞典知识分子的退休生活方式，所以，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就将采访情境定为他们的夏日别墅。

这一主题的设定，是在笔者对瑞典这一老龄化社会有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构思结果，因为当地的老人经常会询问笔者有关中国人的退休生活安排及与子女的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一对老夫妇都曾经不止一次地来访过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的价值观很是羡慕。这样的羡慕就促发笔者要进一步了解瑞典退休人员的生活状况了。这样，不仅可以使得中国受众有一个比较，而且，也可以将有关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反响呈现给中国受众。

于是，整个实地采访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镜头展示他们修理别墅范围内所属的草坪、花草，然后是午饭前咖啡休息时间的闲聊、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播报；再后来是午饭准备及用餐、午休；而后是驱车返回在市里的住处。当然，在拍摄过程种，笔者也就一些问题与他们进行了“有问有答”式的“深度访谈”。

在“深度访谈”中，他们介绍道，这样的生活只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瑞典人的，因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很好，使他们有能力在那时购买了位于郊区的别墅，而且有自己的车。但是，也是因他们没有儿女，所以，有了一些经济上的积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就面临很多诸如失业、贷款的问题。因此，就他们这一代退休人员而言，还是能有如此稳定的退休生活的。

这一采访素材在播放给中国的退休人员看时，他们的感触及反响很深、很强烈。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一对退休的瑞典夫妇不仅仅与他们同属于一样的社会阶层，而且，还可以透过观看、了解他们的生活而进一步明了当今的瑞典所代表的已经是“老龄化”的“西方社会”的现状。这对瑞典夫妇在汽车、别墅为标志的富有被孤独的衬托，使得观看素材的中国退休人员更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有价值的理念的可贵。

当笔者将在1995年拍的英语电视专题纪实片《看看福州》表现“街道老人活动中心”的那一集放给这对瑞典夫妇看时，他们进行了很强烈的对比，备感画面展现的退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瑞典当今社会最缺少的部分。在他们眼里，如此的和谐、安详、老有所依的安全感是比物质上的财富更有价值的生活。

总而言之，只有秉持如此的职业思维定式，才能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里具有得以生存的生命力。

（二）“国际文化（交叉）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

所聚焦的“国际文化（交叉）认知风格”传播生态体现了当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特点及态势，也就是来自不同媒体传播播放源制作的文化产品在受众生活中相互交错、叠加与碰撞的状态。而这一态势完全构成了现实物质世界以外的、由多种“符号化文化概念”建构的“虚拟世界”，尽管这一“虚拟”并不是完全如“科幻小说”般完全脱离现实存在而形成，但仍是充满了制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而这一“理解”又是完全依据制作者自身所立足于的本土文化价值体系要素而建立的。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在谈及这一主题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李希光，2005，第108—109页）：

记者的写作过程有点像司马迁，也有点像现实主义的小说家。记者根据现实主义的或新闻的写作规律，用事实建构图像。

司马迁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感染人、更具说服力，不是依照一定的程式去写作或塑造人物，不是用定义或概念性的语言简单地陈列出来，而是选择历史事件中的关键时刻（新闻由头），以人物为中心，突出描写他们与事件有关的活动，做到有人有事，有言有行，有详有略。司马迁的写法把事件中的“僵尸”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像今天流行的那种新闻写作套式，把活人变成了僵尸。

司马迁或今天的新闻记者在写作中，总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不作任何文学的夸张和虚构。

此外，优秀的新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给读者的感觉跟小说相似，会在读者脑海中产生幻觉。这种幻觉不是通过瞎编乱造欺骗读者，而是根植于事实和现实世界，使读者对他们个人的经验和他们所在的社会有所感悟。幻觉同时也是一种在想象中和创造性地解释新闻事件的方法。

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如此的多视角“理解”现实存在，给受众提供了多重视野；另一方面，由于仍存在“意识形态竞争”的传播出发点，所以，还是不能完全排除在这些多视角“理解”中仍有“曲解”形成的效应。

具体涉及到主导对外播放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引领这一从业集体必须关注存在于“多规模文化情境”与媒体传播产品接收个体之间的关系。

根据卡尔·埃里克·罗森格伦（Rosengren，K.E.，2000）的研究，谈及“多规模文化情境”在某一“文化情境”中是以“小组（group）、组织（organisation）、社区（community）及社会（society）”的样貌与个体相互动而存在的；而在以“全球化”视角俯瞰者以多规模文化情境时，呈现在受众眼中的就远远超出以上提到的情境样貌了，而是以“本地化（local）、地区化（regional）、国家化（national）、国际化（international）”的样貌构成受众“心理地图”的组成成分。

这样，对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职业运作而言，就会形成独特的职业思维定式，即：“以人文关怀、关注、关切”来选择主题、释译行为规范及价值体系的效应；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以聚焦牵动所有“多规模文化情境”的个体为出发点，从而以这一个体的反应为中心来辐射其所互动的多规模情境。

如此的互动关系，不仅遵循了“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的特点及要求，而且，又符合以传播文化为依托而达成“推广国家形象”及促进“文化交流”的传播初衷。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存在于“英语节目主持人”和“国际文化（交叉）传播”间的关系：

“英语节目主持人”通过直接与节目所聚焦个体同其所属的微观化“多规模文化情境”的互动效应，而达成与宏观化多规模文化情境进行间接的互动，从而达成有效的对外播放传播。必须提及的是，只有达成了这一传播过程，才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立足于“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之中。

至此，在这一小节里，通过对“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里“英语节目主持人”职业思维定式所依据的理念认识；对“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两个方面的探讨、分析与论述，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与“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的关系得以提炼出来。从而，也使得这一从业集体在如此新型媒体传播生态中获得生存的职业思维定式及实际操作方式得到了理论化的总结。

总而言之，在第四章第五节里，首先，笔者通过聚焦“国际文化（交叉）认知风格”中的“交叉”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而总结出这一从业群体处理这一“交叉”的理念；

其次，笔者经过对“国际文化（交叉）传播”中“受众关注点”、“关注点的形成背景”及“关注点的形成方式”的分析，而提炼出“国际文化（交叉）认知风格”的特质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

最后，笔者在对“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里“英语节目主持人”职业思维定式所依据的理念的推论，对“国际文化（交叉）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的概括，使得“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得到理论结合实际的系统阐述。

概括起来，在本章里，通过对“地球村”与“媒体传播全球化”效应的总结，而引发出对认知、认知风格、文化认知空间的关注，继而形成对“英语节目主持人”所需具有的不同文化认知风格（即：本土文化认知风格、跨文化传播认知风格、及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风格）与其所具有的关系的系统分析，从而达成对“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认知风格”及其影响效应的全方位、多视角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