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认知风格”特质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二　“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风格”特质与“英语节目主持人”

由于“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文化（交叉）传播”所形成的“传播网”生态是以“多向、并存与叠加”的状态存在的，所以，来自不同的播放源所制作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通过受众即将选择的频道而同时并存着。当然，播放所达成的期待传播效果就是受众对所接收的、由不同文化视角诠释的各类主题进行的比较，因为，通过这一比较过程，受众的思维中就已经对所比较的文化视角有了一定的印象。而这一比较，实际上是一个通过各类“符号化文化概念”逻辑化建构的媒体传播文化产品与受众的本土文化符号化概念的相互比较的过程，这就形成了属于“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风格”的特质：“象征互动”。

对于“象征互动”的解释，主要依据于由美国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芝加哥学派”的米勒（Miller）及布卢默（Blumer）发展的研究方法“象征互动论”的三个前提（Blumer，1969，第3页），即：（1）人们之所以关注一些事情是基于那些事情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2）这类事情的意义是源于或形成于个体与他的伙伴们的社会互动；（3）这些意义是通过个体在处理或修正所遇的事情而采用的释译过程中形成的。

从以上列出支撑“象征互动论”的三个前提中，可以提炼出三个关键点，即，受众关注点、关注点的形成背景、关注点的形成方式。而恰恰是这三个关键点形成了“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风格”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

笔者将聚焦这三个关键点而展开这一关系。

（一）“国际文化（交叉）传播”中“受众关注点”

来自于不同播放源的媒体声像传播文化产品要成为受众的关注点，关键在于其所承载的意义是否可以引起受众的共鸣，也就是能否将所依赖于的“符号化文化概念”与受众自身本土文化所建立的表现同类“文化概念”的形式进行碰撞，从而引起相应的关注。

根据笔者的经历，越是地理位置相近的两种文化播放的文化产品，要么越不容易引起受众的深层次比较，要么越容易引起深层的比较，因为，两种文化所具有的“符号化文化概念”很相似的话，就会形成这样的两个极端。例如，在“北欧”有着较为相近文化背景的瑞典、丹麦和挪威三国的状态；在“远东”有中国、日本和韩国。

根据这样的现实以及“象征互动论”中对形成“受众关注点”的解释，“英语节目主持人”在对主题的选择及素材的处理时，就要考虑到能否引起异域受众群对自身本土文化所涉同类主题的相互比较。

只有这样，方能成为关注点。因为，受众在他们认为对其生活或认识有意义时才会进行关注。

那么，既然要达成这样的播放效果，就要了解“受众关注点的形成背景”。在接下来的小节里，笔者将聚焦这一方面。

（二）“国际文化（交叉）传播”中“受众关注点的形成背景”

根据米勒（Miller）及布卢默（Blumer）的“象征互动论”对“关注点的形成背景”的解释，主要因素是个体与其伙伴形成的社会化互动过程。显然，社会化互动所依赖的基础就是个体及其伙伴所处的“文化情境”。这也就说明，这一社会化互动实际是牵涉到由个体连动的小组、组织及社会的。可见，个体所展示的关注点体现了其所属“文化情境”中相对应的社会阶层、文化认同层次。

根据这样的联系，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形式下的“受众关注点”所依赖的背景就是受众所处的不同文化阶层构成的“多重文化情境”。

（三）“国际文化（交叉）传播”中“受众关注点的形成方式”

当“媒体传播全球化”形势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受众的生活及视野时，他们也在审视如此的媒体传播生态到底带来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同时，更进一步地质疑如此的传播生态建构的世界到底应该如何定位的尖锐问题。毕竟，在“渗透性”如此强烈的媒体传播效应下，受众所受到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视觉接受方面的效应了，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到他们如何建构自身的心理地图上。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每位个体都有自身对媒体传播产品的选择权利与自由。但是，在强大的媒体传播势头面前，个体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不可忽视的。

自此，笔者可以将瑞典有关研究人员做的一个实证调查结果作为个案分析予以介绍。根据卡尔·埃里克·罗森格伦（Rosengren，K.E.，2000）的研究总结，对此主题的探讨可推论出“受众关注点的形成方式”。根据对一定年纪的瑞典青少年心理地图的研究分析后，罗森格伦（Rosengren，K.E.，同上，第168页）总结道：

当世界在瑞典电视新闻报道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被曲解的，这是不荒唐的。具有很低收视记录、年纪在11岁的女孩子的心理地图上的显示也不是完全稀奇古怪的，但也许会被称为相当狭隘的。然而，具有相当高收视记录、年纪在15岁的瑞典男孩子的心理地图上的显示，就理应被称为稀奇古怪的了。他们本身所属的世界部分，西欧，或许本质上没有被曲解；但是东欧则完全没有了，并且亚洲被描绘为一个远远独自存在着的小孤岛。另一方面，北美就被描绘为比世界其余部分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的陆地。至于南美，就像东欧一般完全消失了。

while the world at the time reported in Swedish television news certainly was somewhat distorted，it was not grotesquely so.The mentalmap of girls aged 11 and with a low TV viewing rating is not exactly grotesque either，but itmay perhaps be called rather narrow.Thementalmap of Swedish boys aged 15 and with a high TV viewing rating，however，deserves to be called grotesque.Their own part of the world，Western Europe，is not over-distorted per se，perhaps，but Eastern Europe is completely missing，and Asia stands out as an isolated little island.North America，on the other hand，is much larger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aken together.South America is as invisible as Eastern Europe.

从以上的研究总结可以使我们明了，媒体传播文化产品所聚焦的主题展示的现实比例是影响受众心理地图的关键因素。这也体现了“西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用“大众传播”及“公共关系”术语取代“宣传”一词后的媒体运用策略的一个方面。如此的媒体传播策略使得“国际文化（交叉）传播”变得更为复杂而非单纯的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渠道了。正是因为当今如此的媒体“曲解”、“不平衡”式的报道，罗森格伦（Rosengren，K.E.，同上）这样评述道：

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主导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公共服务媒体系统的美国小说及娱乐所创造，并且特别被年轻人所喜爱。悲哀地，适宜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年轻人用以建立心理地图的比80年代后期更好的电视内容是没有多少希望的。的确，可以肯定地猜测，这些内容完全没有比以前的更好而是相反。然而，只有心理地图的新模式产品将证实这一猜测。

This is a fictiousworld：the world created by US fiction and entertainmentwhich dominates even a vital public service media system such as that of Sweden in the 1980s，and which is strongly favoured by young people in particular.Sadly，there is little hope that themen-tal map cultivated by the television contents that are available to youngsters around the globe today than they were in the late 1980s.Indeed，it is pretty safe to guess that they are not better at all but rather the reverse.Only the production of newmodels ofmentalmaps will substantiate this guess，however.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影响及引导“受众关注点的形成方式”的关键已经远远超越了由“本土文化熔铸体”的“社会化”传统方式主导的态势，而是被不可回避及抗拒的媒体传播效应所驾驭。尽管从缩短世界心理距离方面看，“媒体传播全球化”形成了有益的效应，但是，如何减少甚至是消除因以“意识形态”的竞争为出发点而人为进行策略化“曲解”式传播，就成为媒体传播从业人员不得不关注的焦点了。笔者将在其他论著中加以探讨、分析和阐述。

显然，“受众关注点的形成方式”不仅仅取决于传统方式的“本土文化熔铸体”形成过程，而且更是被“媒体传播文化产品”所关注之现实的聚焦选择比例及所承载的释译内容所主导。这一事实，使得“英语节目主持人”面对一个更具挑战的现实，即：如何在秉持“推广国家形象及本土文化”的传播意识前提下，以更接近客观、真实而少曲解、虚幻的节目内容和形式进行对外播放的问题。笔者将在另一专著中进行探讨，此处不做展开。

总之，通过对在“国际文化（交叉）传播”生态里的受众关注点、关注点的形成背景、关注点的形成方式的探讨与分析，使得“国际文化（交叉）传播认知风格”的特质——“象征互动”得以论证，同时，这一特质与“英语节目主持人”的关系也得到理论化的阐述。